马迭尔小组

燕子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

我吃过晚饭，闲着无聊，便穿上衣服，推开门，顺着果戈里大街溜达。在街角的一家面包店门前，我停下脚步，四下看了看，然后走了进去。面包店老板是一个一只脚有点儿瘸的白俄老头儿，没有老婆，只有一个女儿。这是我们传递情报的联络点。我和往常一样，以老顾客的口气和他寒暄。白俄老头儿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十多年，东北话比东北人说得还流利。我问他，近来生意咋样啊？老头儿目光左右扫了扫，喜滋滋地说，啊，长官，托上帝的福，最近，又来了一位像您这样有身份的客人，他认准了我们店的口味儿，常来买面包。

我立刻明白，这是暗语，意思是，我们又来了一个同志。

我说，多多发财啊。

他说，谢长官吉言，听说您要高升了？

这句话暗示，要我做好准备。我心里一喜，但表情上不露声色地接过面包，转身离去。回到家，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老头儿递面包时塞入我手里的字条，上面写道：

燕子口叼合花，飞到你家，接头暗语：警察局有个姓任的，是我山东老乡。你回答，哈尔滨有很多山东人。鳇鱼。1944年4月6日。

口叼合花是句字谜，谜底“哈”字，飞到你家，两句话合起来意思是，这位同志将到哈尔滨。

说真的，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就像久旱的禾苗突然等来了甘霖，既振奋，又惊喜，没有暗示，也没有预兆，它悄无声息地来了。我又将字条打开，反复看了几遍，最终确信，这是真实的，我抑制不住内心的燥热，推开窗户，大口地呼吸着灌进来的冰凉空气。

我为何如此激动？这和我当时的处境有关。

那时，我任伪哈尔滨警察厅总务科副科长，这个机构历来是日本鬼子统治东北的一只黑手，也是我们地下党的死敌，我们先后有很多组织遭到它破坏，不少同志惨遭杀害，这其中就包括我的上线——原警察厅特务科科长老周。他是怎么打入警察厅的，我并不知道。我只听说，他是苏联特训出来的优秀特工，格斗、射击、爆破、谍报……无所不能。

老周初到警察厅时，只是特务科一名普通警员。他之所以短短几年就从普通警员提拔为特务科长，是因为受到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长野田的赏识。

这事要从一个捷克贸易代表团来哈尔滨洽谈说起。

那时伪满洲国刚成立不久，社会治安挺乱，经常发生绑架、暗杀和敲诈外国商人的案子，日本人出于政治考虑.便命令特务科派老周带两名警员负责捷克代表团的安保工作。

在马迭尔宾馆，老周他们每晚就住在宾馆前台，负责安保。过了四五天吧，老周发现一个叫比尔的代表行踪有点儿怪异。白天，他跟随代表团参加谈判，完全是个年轻有为的外贸官员样子，但等到了晚上，他和同僚吃过饭后，挨到九点左右，就从边门偷偷出去，拦下一辆出租车，不晓得去哪里了。

一个警员调侃说，这小子可能逛妓院去了。

老周想了想说，我觉得不可能，我这几天观察，知道代表团里有个他们自己的监督员，由专人监督每个人，不让他们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他天天夜里出去，这是违反纪律的。

那个警员说，那他干啥去了呢？

老周说，明晚，你俩跟着他看看。

第二天夜里，盯梢的俩警员回来报告，比尔去的地方是果戈里大街一家英格兰餐厅，他和几个中国商人喝酒，一直喝到半夜才离开，然后他又直接杀到秋林公司后身，进了一家叫玛丽亚的啤酒屋，店是犹太人开的，啤酒挺便宜，他就一个人坐在那里，喝了三四杯啤酒。其间，一个中俄混血女人跟他坐了一会儿，两人说啥，我们没听清。

老周听完，没有吱声，但多年的特工生涯直觉告诉他，这个比尔有问题，于是老周决定亲自会会他。

转过天的晚上，老周来到英格兰餐厅，十分钟后，比尔来了，身边带了位女伴，一个高大碧眼的混血女人，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中国女人。屋里很暗，老周听着他们谈话。那个中国女人没有开口，说话的是混血女人，他们说的是俄语，混血女人问比尔住在哪里，比尔说住在松花江公馆，这显然是鬼扯。到了午夜时分，他们散了，比尔说他要回去了，明天很忙。老周分析比尔一会儿准去玛丽亚。在比尔付账的时候，老周赶在他前面到了玛丽亚啤酒屋，果不其然，老周刚坐下不久，比尔来了。这时，老周已经判断出他有问题了。

本来，老周想把这件事向厅里汇报，但第二天，碰巧机关长野田来马迭尔宾馆会见客人，这也是老周第一次见到他，老周不卑不亢地走上前，立正，敬礼，动作干净利落。野田盯着老周看了一会儿，似乎很满意，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哟西。

老周说，机关长，我有个事情想向您汇报。

野田愣了一下，又看看手表，说，跟我来吧。

老周要汇报的就是比尔的事。他想，这是接触野田的绝佳机会，如果攀上这棵大树，对将来的工作会有很大便利。

野田落座，开始保持一种老僧入定般莫测高深的模样，但听到老周讲到他在玛丽亚啤酒屋看见的情形时，野田忽然睁开了眼睛。

老周说，比尔什么也不干，就坐在那儿喝啤酒，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他坐的地方，离出口处和楼梯都最近，可以一目了然地看清人员进出及店里的一切活动，他选的位置靠窗口，遇有急情，可迅速逃离，这些，都是一个职业特工的习惯。因此，我断定比尔是在等候接头人，可能充当信箱，或者是在放线钓鱼。

野田目光犀利地盯着老周，半晌，他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周桑，你观察得非常仔细，非常好，这个比尔，就交给你，注意隐蔽，以免打草惊蛇。说完，又给老周一张名片，要老周有情况，与他单线联系。

老周又接连盯梢比尔几天，但没发现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眼见代表团离开哈尔滨的日子越来越近，老周不免有些焦躁，一度觉得自己是不是看走眼了。这天，老周和那两个警员坐着闲唠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俩这几天干啥呢？有个黑脸的警员告诉老周，前两天推牌九输了，就琢磨着弄俩钱儿把本捞回来，一下就想到比尔，他晚上不在宾馆，不如趁这机会溜进他房间偷点儿值钱的东西，反正他们也快走了。于是他打开比尔的房间，背顶着门，里面黑漆漆的，等眼睛适应黑暗，刚想动手，就听见床上有个女人睡意蒙眬地用俄语和他说话，当时把他吓出一身汗，赶紧悄悄走了。

另一个警员哈哈大笑，说，她把你当成她男人了，完蛋货，要我直接把她干了。

黑脸警员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说，×，可拉倒吧，打不着狐狸弄一身臊。

老周沉思片刻，说，那不可能是比尔老婆，如果是他老婆，怎么会把她一个人扔房间里，自己出去喝酒玩乐呢？

黑脸警员说，八成是相好的吧，我听说外国人可随便了，男女睡觉就和吃饭一样。

老周没有搭话，点燃一根烟，大口大口地吸着，抽到一大半时，他在烟灰缸里掐灭烟头，对那俩警员说，明天，你们盯着比尔。

老周打听到，那个女人的确是比尔的老婆，叫娜塔莎，俄国人，代表团成员，但从不外出，整天在房间里待着。

老周决定，从这个娜塔莎身上打开缺口。

老周将自己打扮成一位中国富豪，开始接触她。

老周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我记得他曾说过，干这行当，你得有一项专长，多掌握一国语言就是多掌握一个灵魂。

第一次请她喝酒，她谢绝了。第二次，她来了。第三次，老周租了一艘豪华游艇，带她在松花江上兜风，他们一路欢笑，欣赏两岸美丽风光，看得出，娜塔莎已对老周产生好感。到了第四次约会，娜塔莎告诉老周，她喜欢哈尔滨，也喜欢老周。还说她是苏联远东情报中心的人，比尔也是，而且她知道老周也是同行，从老周的警觉态度，听人说话的眼神，她可以看出来。还有，比尔每晚去的那两个地方，前一个是他和哈尔滨情报站联系碰头的地点，后一个是万一接不上头的备用地方，但不管接不接上头，他都会去坐一会儿。每次收集上来的情报，由娜塔莎发送，她发报手法极快，日本人根本无法窃听抄收。

老周搂着她，不想打断她，静静地听她叙说。

她把她的经历都告诉了老周，出生、父母、初恋、人选、受训、失败的婚姻等等。她和比尔在受训时编在一起，从此就没分开过，成了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她告诉老周她的真实姓名、工作化名和发报时的假名，接着拿出手提包，给老周看她那暗藏密码的钢笔、口红照相机。最后，她全盘说出了她所知道的，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网的全部情况：人员、地址、信箱等，老周费了好大劲儿才记住。但直觉告诉他，娜塔莎并没有把全部情报都告诉他。的确如此，当老周问她有啥要求时，她说她要面见野田机关长，要一笔钱、新的国籍和身份证，去一个安定的地方生活，从此隐姓埋名。老周说，我马上安排。娜塔莎说要尽快，因为代表团的两个监督员是苏联特工，她现在的一举一动，也许被监视，她的处境很危险。

再说野田听完老周的汇报，喜出望外，告诉老周，约个时间地点，他马上要见娜塔莎。

老周赶到宾馆，娜塔莎却失踪了，一起失踪的还有比尔和那两个苏联特工。

出了宾馆，老周叫了辆出租车，也不讲价，让司机全速开，好像疯了一样在车站、码头和各个交通要道寻找。最后，马家沟机场的一个员工告诉他，昨天下午，一架开往黑河的飞机起飞前，有四个外国乘客登机，两个男护士抬着担架，上面躺个女的，脸上缠满绷带，处在昏迷状态，后面跟着位医生。

老周听后，仰天长叹，懊悔自己没有及早将娜塔莎接出来。现在一切都晚了，黑河与苏联一江之隔，夜里随便找条小船就能过江，他们这会儿恐怕已踏上苏联的土地了。

老周回来向野田检讨自己的过失，请求处分，但野田却说，是娜塔莎自己暴露的，这不是你的错，相反，你对大日本帝国的赤胆忠心，令我感动不已。

老周自此事之后，仕途顺利，成为我党第一位打人敌人堡垒级别最高的人。我忘了老周是怎么发展我成为他的下线的，但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我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34年秋天，我从伪满洲国奉天警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哈尔滨警察厅工作，报到那天，就是老周接待的我。他有一张英俊的脸，看起来有点儿阴郁，却十分亲切，我觉得他身上有点儿梦一样的气质，直到现在，我回忆起来仍有这种感觉——这大概就是我誓死不渝追随他的缘故吧。后来我知道，他早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过，也是在那里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后辗转到莫斯科学习三年。

那几年，老周在警察厅的谍报工作十分出色，日本关东军的诸多声音常常回荡在延安及莫斯科的上空。据说，关东军秘密策划刺杀斯大林的情报，就是老周截获并及时电传给莫斯科的。

老周暴露的事情，要从一封神秘来信说起。

1937年春，野田收到了一封来信，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一个信封，收信人是他本人。

这封信很短，是用打字机打的，信上说：我愿意就苏共的间谍活动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如需要，请在报纸的人物专栏上登一则收到信件的启事，杨彬。

那么，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杨彬到底是谁呢？这是不是共产党设置的圈套呢？

野田费尽心机，想确定杨彬的身份。最后，他坚信：从信的内容看，所用句子全是俄语句法，打字机和墨水也是欧洲产品，杨彬有“苏联”背景，当无疑问。

根据对方的要求，特务机关在报纸的相应版面登了一则小启事：杨先生，信已收到，欢迎继续联系。

通过这一方式，特务机关又给了杨彬两个联系信箱号码，在马迭尔宾馆附近的一家公共浴池设立了一个秘密投递点，还给了他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电话号码和一笔奖金。由此，与之开始了固定的通信联系。

忽地有一天，杨彬使用了特务机关给他的应急电话号码，他说，他感觉有人跟踪他，他怀疑是苏联派来的特工。

那天，杨彬现出了原形。他果然是苏联人，此刻，他带着他娇艳的白俄情妇出现在马迭尔宾馆。他真名叫伊万诺维奇，原来是苏联军事情报部副部长，也是苏联在哈尔滨谍报网的负责人。

伊万诺维奇对叛逃早有准备，在叛逃前几个月，就把几百份事先拍下来的文件，藏在每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路过的一棵大树的树洞里。

叛逃日期，他选得也很理想，就在圣诞节。苏联情报部起码要有几天时间才发现他的失踪，再过几天，才能采取行动。

野田得到了伊万诺维奇藏在树洞里的文件后发现，这是用米诺克斯相机拍摄的文件胶卷，总数超过三百张，其中包括苏联在远东活动的间谍名单及情报部的组织编制表。野田意外收获这样一条大鱼，大喜过望，称伊万诺维奇是“苏联有史以来所拥有的最佳叛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