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土匪一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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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秋天是个什么样的节景呢，现在想想，那一天虹桥机场的上空蓝得刺眼，八月的暑热消退得有点儿慢，又或许是脚步匆忙的原因，即使是冷气开足的机场大厅，我只背了个包，脸上仍汗涔涔的。女儿推着她的三大箱行李，临登机时因超重不得不托运一个箱子。女儿总是在亲戚朋友面前说我在吃穿上从来没有亏待过她，正如我的父母亲从来不曾亏待过我一样，我认为“吃饱穿暖”是每个做父母给予子女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这三大箱衣物除了大学期间她认为比较得意的寥寥几件，比如大二那年她采访她中学时代的偶像许嵩时，穿的那一件裙子，是她节省了半个月的零用钱买的。一件大三寒假去香港实习时买的驼色大衣，她用了她那一学期的奖学金。其余小件如袜子、睡衣，大到冬天的毛衫、羽绒服，单鞋、靴子，都是决定动身前一周，我和她开车去了商城，逛了整整一天，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置办齐全的，怕国外没有她穿的尺码。现在谈起来，觉得真是多此一举。但女儿说，这些带去的衣物，现在每季拿出来穿，仍然是她的盔甲，永不过时，不论出席哪个场合，都能合适地贴身并大放异彩。倒是她去苏州，去看她的室友兼死党，两人在飞猪上订票，悄悄飞去韩国看歌舞大赏，回来去了观前街，买的那一件丝质旗袍，她一直压在箱底，没有机会穿。

那天，没有电视剧或者小说里出现的动人桥段，我们彼此的胸腔没有任何感伤气味的充盈。相反，双方都有点儿迫不及待，她如雄鹰一样，野心勃勃正欲振翅高飞，而我亦欲如老牛般，半倚斜阳，准备卸磨归槽了。

女儿进了安检，我笑着问：“就这么上飞机了啊，没有什么话对我说吗？”矫情让我的体温迅速地降了下来，眼睛里落进飞机飞过上空投射到大厅天窗的阴影。

女儿隔着栏杆对我耳语：“寒假我就回国看你们。我不担心你以后的生活，因为你一直像土匪一样活着！”

“像土匪一样活着！”这句话像烙铁浸入沸水一样，水面上没有烫起任何烟雾。我云淡风轻地和女儿挥手，直至我不能越雷池半步，目不能所及。

尽管已有七八年的驾龄，我始终没有肥胆把车开向高速公路。这次送女儿，同样像以前去镇江南站接女儿，请人代驾，正好把车拉一下高速，清理一下出风口，这也成了女儿调侃我的一个话柄。她是第一个自告奋勇坐在我车子里的人，当我载着她在小城大街小巷龟速行驶的时候，我问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她怕不怕，她说不怕。她赞许道，你这个中年妇女能把车开动起来，值得表扬，这是你应有的样子！

2

那年的冬天是寂寞的，西北风剪了翅膀，除了在最初立冬的节气里喊了两嗓子，其他时间便偃旗息鼓。女儿从大洋彼岸倒是飓风般不停地发视频和图片，她们留学生也在宿舍里上网课，和合租的同学做黄油曲奇、芝士蛋糕。也有外出购物时，戴口罩的美国人和偌大的有点儿冷清的超市背景图。腊八那天，她却是做了个“腊八粥”，很是让我惊艳！她说全是凭小时候的记忆：坐在温暖的被窝里，喝着我一勺一勺喂进她口里的掺有糯米、红豆、花生、芝麻、红枣、桂圆、莲子、芡实等红彤彤的“腊八粥”，欢欣鼓舞，满怀期待，好像春节正热烈地向她奔跑跳跃而来！

“过年要有个过年的样子！”每到春节，我就会想起我父亲生前说过的这句话。院子东山墙上挂着一溜儿的腊肉与咸鱼，挨挨挤挤晒得往地下滴油；吊在廊檐口的风鹅、风鸡，把鹅毛管子剪下来，预备着做钓鱼竿的浮漂，好待来年开春坐在自家门口的码头上钓鱼；大公鸡又黑又亮的羽毛用铜钱串好，做成毽子，预备春节时拿出来踢，这比塑料皮剪成的毽子更加活泼灵动；摊在芦帘席子上热气腾腾的馒头，像孩子白白胖胖的笑脸，暄腾腾的、嫩簇簇的。红双喜坛子不见了，那是父母结婚时放在“老爷柜”上母亲的陪嫁，我们总会在后屋的稻积里挖到，那里面有炒熟的花生、葵花和蚕豆。我们自作聪明地偷食后，又悄悄地盖上盖子。

女儿对我沿袭父辈留给我关于春节传统的记忆，唯一赞同我的是每年春节临近，在客厅里养上一盆水仙花。她也不强烈排斥我在每个房间的门上贴上艳阳天色的春联，因为我和她说过，年画，尤其是带有故事情节的年画，是我混沌幼年最早最直接吸收的文化滋养。

女儿这代人，用她的话说，她们这辈人，注定是“故乡虚无主义”。从农村到城市，再从城市到都市，从都市到海外，她义无反顾地一路前行。

春节前几天，我们姐弟三人就在电话里酝酿怎样下乡拜年，规划拜年路线，先去三叔家还是先去姨妈家？在哪儿集合？谁人开车？他们一致地让我充当乘客。女儿却在年二十九晚上不断发来语音视频要求，劝诫我们不要下乡拜年。“新冠”这个词，第一次在我耳边出现，尽管这个词在三年后，或者以后很长时间会被雪藏，或者遗忘，但这两个字当时对于我们脑门的撞击，犹如冬雷滚滚。她说，怕我们担心，她瞒报了美国于国内早先爆发了大规模流感，多年在外求学，她养成了习惯，报喜不报忧。

自然，女儿没有履行寒假回来看我们的承诺，她的寒假已经结束了，所有关于春节的记忆全部在她的舌尖上复苏。她说想吃我做的烘得脆脆的、金黄透绿的豌豆饼，我就在视频里做给她看。她说她那里没有豌豆苗，去超市买了芝麻汤圆，汤圆委顿在电铛锅里，像盛开的糖糕，勉强可以敷衍过去。饺子终于包得有模有样，牛肉炖土豆，色彩艳丽。唯一遗憾的是，想吃家里的香肠，培根终究替代不了，少了一点儿阳光直射赋予食物生与熟渐变的灵动。除夕那天，她同校的留学生聚在一起，自制了红油火锅。桌子上，来自国内不同省份、各个地方的中国菜系大拼盘，摆放在桌子上，满满当当。我过去所有对年轻人的担忧，正如我青年时端午不吃粽子，中秋不吃月饼。在我中年后，节日的记忆，如磐石一样，根深蒂固。

当口罩价格翻一番的时候，巷口四周围起了木栅栏，确切地说，是竹栅栏，多年不见的麻绳捆着毛竹，各个住宅区被格成一座座岛屿，每家领一个像粮票一样的通行证，递给巷口穿各种颜色马甲的志愿者，轮流出入，疫情给我们每个人按下了暂停键。栅栏拆除了以后，各个住宅小区犹如松了绑，隔离期间被禁锢的各种欲望，如泥土里冬眠后复苏的柔软的蚯蚓，挠搔着人的脚底板。我原本不算白皙的肤色提升了一个色度，眼角的细纹也舒展了一些。

我囤了二百只口罩，我一直都为自己的这一点儿敏感度而沾沾自喜！我准备给女儿寄过去。女儿说，留学生这方面的信息太迅捷了，她已经备下了，而且还收到中国大使馆发放给留学生的防护包，里面有口罩。更为神奇的是，她居然也收到了小区居委会寄过来的口罩！女儿笑着说，她在泪光里好像看见了小城绵延狭长的一人巷，闻到了每个窗户飘出来的饭菜香。女儿说，你自己留着用吧。我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女儿说，断航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愿意花十几万买一张机票让我回来？你即使有这个钱，我也不愿意，明年才毕业。即使毕业了，我还要薅一点儿资本主义羊毛才回去。

3

我第一次做志愿者，是2020 年的季春，去乡下的一个古镇，三垛镇。抗金将领岳飞曾在这里屯兵，练习骑射，并在离三垛不远的地方修筑了两条战壕，后来就有了“一沟”“二沟”这两个地名。夜里三点途经二沟小村镇时，竟然有种“近乡情怯”的感觉。“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每当漫步在市民广场，看人们配合这段音乐翩翩起舞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运河下游，澄子河畔，我家那个低矮的小院。我的母亲，扎着两条粗壮的麻花辫，拍打着自制的手鼓，把猪板油撕匀，蒙在锯好的一小节竹篙的两头，用铅丝固定好，且歌且舞。每年冬闲时，村里文娱队都在我家那个小院里排演节目。我还是狗爬的年纪，据说哭起来，声嘶力竭，破如洪钟，文娱队的“万人嫌”，跟在挑花担后面，扎着冲天辫，鼻子上抹一块白油彩的小丑，给我取名“破竹篙”。每到锣鼓响起的时候，我关上院门，趴在狗洞前，让想进来观看的小伙伴递一张糖纸或者一个空火柴盒。因此，庄客又送外号“孔老二”，这个名字一直叫到结婚前。婚后，回镇上，偶尔还会有老人笑眯眯地叫起。现在想想，实在是对圣人大不敬！

我的母亲读到初中，这在当时农村来说，是很少见的。而且我外公去世早，以至仍健在的姨妈说起外婆，还在愤恨地说外婆偏心，没让她上过一天学，对母亲却是有求必应。说我母亲小时候看到一个货郎挑着担子通庄叫卖小百货，母亲闹着要拨浪鼓玩儿，姥姥把坛里仅有的一点儿米拿去换，被外婆庄上的人称为“瓜奶奶”。一家人饭都吃不饱，还把口粮换成那个不中看又不中吃的劳什子。

母亲因此认得五线谱，会打一手好算盘。先是在乡里农具厂做会计，后又去了五金厂。农具厂食堂门口冬天氤氲着热气的水井，五金厂食堂里、吊在厨房梁上的竹篮，里面永远放着香脆的锅巴，这些都是我童年梦境的组成背景。母亲让人给我剪了个童花头，这个头型一直让我保留至今。为了保持和脸上的褶子对称，近年，每年我都会烫了发梢，但大致还是保持这发型轮廓，女儿说是“经典的妈妈头”。我穿着母亲做的桃红色乔其纱套头衫，白色的百褶裙，被穿着涤卡掐腰上装，笔挺西裤的母亲，坐着轮船带去三垛农村信用社报送账目、存钱。中午，母亲必定带着我在三垛镇上，悠闲笃实地吃一碗鳝丝面。

但母亲在生产队却是被人耻笑的，于农事上，她是个不事稼穑的人，站在秧田不知该怎么倒着走。每天早晨起来却用牙膏刷牙，用香皂洗脸，这在崇尚劳动力的年代，母亲与小镇上的人是有点儿格格不入的，人们大都还习惯用食盐抹在牙口上。

而我的父亲，恰恰相反，他目不识丁，因脚程子厉害，十六岁就在乡里做通讯员，到各个村传达口信。后来有了自行车，广播站，乡里原安排父亲去邮政所，他说认识不了几个字，那几个字还是在扫盲学习班时识得的，不能耽误工作，万一把电报发错了，把信送错了，可就出大事了。

小镇至今还有关于他的传说。割麦插秧犁田做饭，里外一把好手。传说轧打麦场，父亲能举起那个轧场的石碾子，绕场两圈儿。一个人能接过一排人扔过来的稻草麦秸，谷子麦子脱成颗粒后，一个方方正正的草垛就堆好了。尤其是塘草粪，以前化肥用得少，割草、捞河草和人畜粪便集中在田间的大塘里沤，这是大自然馈赠给田野最好的养分。他带队的草粪塘黑黝黝得像块亮晶晶的绸缎，四角方正，都是作为样板被其他生产组效仿。父亲还有一个好处，不管去哪儿蹲点，做现场，还是年底组织民工去河堤挑工，他最会安排食宿，跟他做活的人有得吃，睡得暖，地上稻草铺得厚厚的，被子租得多多的。“多要人，多囤粮，好办事。”这是我于学业上无所进长，回镇与父亲做伴时，父亲常说的一句话。

母亲去世后好多年，父亲推倒了原来的小院，重建了三进两院的砖瓦房。上梁那个时辰，老天下了一场大雨，“雨浇梁头，代代出诸侯”。

父亲这时在另一个部门主事，专管镇子上的菜市场、猪集场、农贸市场。他说他吃了没文化的亏。然而，他的签名很有个性，别人是模仿不来的。父亲说，他赶上了好时代！而我越来越瞧不起他，我不屑他和没有卫生许可证杀猪宰羊的屠夫拍桌子打板凳；和乱占街道经营的小商小贩瞪眼骂娘；和街面上留着长头发，穿着牛仔喇叭裤，强买强卖的年轻人赤膊摔跤。我讨厌他除夕夜带领员工把镇上的大街小巷清扫一遍，不理解他把残疾人安排在他的集市场工作，年底给每个五保户送钱送粮，这在我眼里纯粹是妇人之仁。每月逢五逢十赶集，集市人头攒动。四乡八镇的人们都来赶集，有耍武艺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有拎着小雀儿算命的看相人。浙江福建的许多养殖户每月都来定点收购苗猪，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苗猪市场。家禽市场的活跃，也带动了羽绒服装业的发达，这个小村镇也成了省市最早的“羽绒之乡”。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浙江乐清的猪贩子，在我父亲遗像前像一个孩子一样痛哭流涕。一个高淳的商贩，扛着一袋毛栗子，跌坐在我家的门槛上，默默无言。以后，我没有再看到他们，他们都曾吃过我做的饭菜，逢集，我家就是外来商贩的食堂。

4

一直觉得对“三垛”这个古镇非常熟悉，就像澄子河里的铜头鱼，游弋回自己母体蓝色的血液里。到了镇上才知道，自己就是冰箱里的一尾鱼，弯曲缠绕的井巷，已经是一丛丛被遗忘的光影。我在晨曦中看见了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马路，一排排簇新明亮的房舍，衰老的古镇已经跌落在记忆的尘埃里。年轮滚滚向前，无关对错，无关风月，只在当下，只有新生。

乡村四月闲人少。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我们下乡要这么早，许多人核酸检测后，赶着去工厂上班，忙着去育虾苗蟹苗，做秧池。年轻人奔向远方，在栖息地逐梦筑巢，留守的村民还在沿袭和从事古老的农事生产，尽管机器套作已经把许多劳作从手工中解放出来，但粮食种子对土地温度的需求与依赖，鱼虾河蟹对水面环境的挑剔与刻薄，这又必须是经由农人的手指来计算和测量的。这些五十岁向上的农人，大抵还掌握着这些农事生产的密码，与田间活泼的鼹鼠、麦秆上跳动的麻雀对话。但周边临近工厂轰鸣的机器声如吉卜赛人的飞毯，蛊惑和牵引着这些村民。哪怕是六七十岁的农人，刚从田间虾塘蟹塘爬上来，洗过脚，换上鞋，转身就可以走进车间。“土里刨食”的概念和格局正在被打破，多元的经济收入使他们的劳动充盈了饱满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