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卓吾

一

博士论文写《个性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化》，从王学左派寻找梳理思想资源，对李贽的生平和思想下过一些功夫。但时日既久，杂事殊多，卓吾先生便渐渐远去，面目模糊，只留下“童心说”，“童心者，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等些许常识。不料，在泉州小巷，和卓吾先生不期而遇。

李贽故居，位于泉州市鲤城区南门万寿路，天下路名，重复不少，如解放路、人民路等，许多城市都有。我在北京也住万寿路，以为前清皇家讲究，别地没有的，在泉州却“又见故里”。想想，其实泉州的万寿路更加实至名归，肉身有涯，思想无限，皇权已逝，真理永存，这小小院落承载的，是传于远方、垂于后世的不灭光焰，是四百多年前现代思想的先声。

门极小，与周边环境无二，即使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李贽故居”门匾指引，匆匆而过的人，还是很有可能会忽略这座1985 年即成为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先贤旧宅。赵朴老的字温柔敦厚、舒展娴雅，真有佛家清修之后的气象，我以为，题牌写匾，当代第一人。可能有人以为，李贽为儒，赵朴初归佛，仿佛门派不合。其实不然，常言儒释道交融，并非天然合一，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阳明心学在引释入儒上起了关键作用。而李贽，正在这一支上生长出来。

王阳明对于理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新教之于天主教。理学自周敦颐发端，经“二程”即程颐、程颢发展完善，及朱熹集大成。既是学术体系，又上升为国家之意识形态，其理论及实践特点，大要有二：学理上，将“天理”与“人欲”对立，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实践上，将“读圣贤书”与“俗务”对立，以“读书明理”为上，轻视具体事务，无论是日常事务还是现实的建功立业。至明代，科举以八股取士，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标准，进一步强化了理学的一统地位。

心学之始，乃在南宋陆九渊。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信州，也就是今天江西上饶的鹅湖镇举行“鹅湖之会”，召集人吕祖谦本来想弥合分歧，“合而为一”，结果论辩三天，不欢而散。论辩中，陆氏兄弟略占上风，但程朱理学的权威地位，未受撼动。心学之盛，尚待三百余年之后的王阳明。当然，还有一场“鹅湖之会”，是辛弃疾与陈亮，比这场晚了13 年，是文学家之间的聚会。没有意见相左，只有意气相投，虽抗金复国之志未酬，悲歌慷慨，然相见恨晚，反复唱和，留下了《破阵子·为陈同甫壮歌以寄之》等千古名篇，“沙场秋点兵”的家国情怀垂于百世。两场“鹅湖之会”，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哲学家与文学家的不同。哲学家重理性、文学家重感性，哲学家重识见、文学家重情感，哲学家重分野、文学重唱和，哲学家重门派、文学家重流派，哲学家重风范、文学家重风格。

二

李贽先祖唐时自河南固始迁泉州避祸，然数百年后“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外妈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妈之林姓”。常言曰福建“陈林半天下”，《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是福建人。改姓，又是为了避祸。福建林姓人多势大，外来之人可以得到护佑。改变的，不仅是姓，还有生产生活方式。改姓至载贽，共七代。祖业相传，从事海外贸易。古名刺桐的泉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2021 年7 月25 日，第44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用22 处遗址，雄辩地见证了这个延续数百年的世界第一大港，全国唯一的全域历史文化遗迹城市往日的风云繁华。

海上丝绸之路数条，载贽祖辈选择的，是向西到波斯的路线。访问伊朗时，在伊朗国家博物馆里，看到许多元青花，深为惊艳。更惊艳的，是在德黑兰街上店中，见到错彩镂金的大碗和大盘。同行中，有位陶瓷专家，鉴之为真，立即买下。其他资金足者，效之，不时卖出三套。然同样者仍有，似乎源源不断。其他店中，也所见甚多。陶瓷专家说，这是明清时代的外销品，国内几乎没有。想想也是，只看器物尺寸，便知是放大块手把肉和奶茶的，与中国精巧细致的瓷器截然两样。可见，李贽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已是量身定制，具有显著的自觉意识，深刻了解客户的文化心理和现实需求。二世祖林弩“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伊朗古代港口）”，并且“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就娶色目婢妇人于家”。

初见清净寺，眼前一震，熟悉的气息迎面而来。讲解员问，哪位老师到过伊朗伊斯法罕清真大寺？我回答，我去过。同行者多惊讶。我说，2011 年，随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伊朗，参观过这座已名为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的著名建筑。高耸的穹顶和内外通体的蓝色砖，令人仿佛置身沙漠的星空。正参观得兴致勃勃，突然来通知，时任伊朗总统的内贾德要会见中方代表团主要成员。于是，立即启程返回德黑兰，未及尽兴。不料，十年后在泉州“重逢”，而且，清净寺修建于南宋绍兴元年，即公元1131 年，比伊斯法罕清真大寺早了近500 年。因此，不是清净寺似伊斯法罕清真大寺，而是伊斯法罕清真大寺取法清净寺。

寺中壁上有“敕谕”，明成祖朱棣颁发的，其文曰“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以罪罪之”。朱棣的皇帝宝座得的不光彩，但确是雄才伟略之人。迁都北京，亲在边防以御蒙古，又遣郑和下西洋，沟通中国与世界。对外来文化宗教尊重包容，自汉而起的朝贡体系，到明朝达到顶峰。永乐元年，日本遣使入贡，成祖厚礼之，赏赐颇丰，且对贡使违反禁令私带刀枪视而不见，表示“勿拘法禁”，还让官府出钱买下。永乐二年，琉球山南王贡使在景德镇购买瓷器，被当场抓获，明成祖谕旨“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对内“以罪罪之”，对外“此不足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创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正由于此，外来之人日益增多，且在泉州等沿海之地安居乐业。清净寺中，大礼拜堂穹顶已因地震坍塌，就地埋入土中，四壁与石柱依然屹立，护佑着青青芳草，如波斯地毯般，仿佛还在回忆昔日虔诚诵经的盛况。旁边有望月台，是斋月里阿訇登临望月，决定开斋日期的地方。一代代穆斯林在这里安居乐业，伊斯兰文化同时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

三

我们研究中国外来文化史，对佛教、基督教的影响着力殊多，成果丰富，伊斯兰文化的作用却为人所知较少，只有“阿拉伯数字”，还强调是印度人发明的。这当然和穆斯林“自传其教”，相当封闭有关，但伊斯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不可忽视，最重要的，是冲击了“重农抑商”思想。唐代伊斯兰教初入中国之时，其经商所取得的财富，便使“唐人想见穆斯林商人之富而想见其人，因想见其人而想见其教”。逮于明朝，特别是嘉靖万历之后，经济发展、商业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对这一社会变迁的思想反映，特别是成体系的阐述，便需得天时地利人和者，于是，落到了李贽肩上。

载贽十二岁，作《老农老圃论》，扬樊迟问稼而抑孔子。一人有此新见，在程朱理学一统之时，本已不易，更新奇的是“论成，遂为同学所称。众谓：白斋公有子矣”。一篇“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少年习作，非但没有被打压，反而广为点赞，说明当时泉州虽为朱熹闽学之地，然民间却已萌发出新思想的嫩芽。

载贽少时，家族依然营商，然已无祖上跨国贸易之富，仅以在当地开店铺求得温饱。于是，载贽父林白斋即弃商读书，考中秀才，以教塾为业。载贽少即显才，更胜其父，嘉靖三十一年（1552），26 岁的林载贽中举。中举后，发生一个重要改变，改了姓，由林归李，回到家族本来的姓氏。但换姓未更名，包括字号，林载贽变为李载贽。但李卓吾不是林卓吾，卓吾乃李贽成名后自取的号，意为卓越吾生，自警自励追求学问识见的卓然不群。李贽为何归姓，其著作及前人传记中未有明言，我推测，是李贽对于儒学传统，包括其背后所代表的家族传承的自觉回归。因为李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自非林氏可比。我曾两次到甘肃定西市陇西县李家祖祠瞻仰，李氏十二支，以东南一支族谱最为详尽，李贽一族，也入《陇西李氏族谱》记载。

李贽思想之产生，有天时，明中叶后资本主义萌芽；有地利，泉州商业发达；有人和，李贽祖上国际贸易的眼界，以及伊斯兰文化的不自觉浸润。然而，也有违和，甚至大不和之现象。那就是，李贽于家道衰落之际中举，又多子女，家庭家族之累，让他深知“穿衣吃饭”之不易。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李贽归宗，读书以求出仕。然其出仕目的，并非如宋明理学所提倡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他有着家族的生活负担，也有商人之家的现实。

遗憾的是，以官谋生之道，李贽走得不仅不顺，反而异常艰难。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官员俸禄很低，可以说，没有“灰色收入”都不足以养家。李贽宦海浮沉，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所得收入一直难以支撑自己小家庭和大家族的花费，尤其遇到为祖父、父亲送葬这样的大事，更加入不敷出。南京任职期间，因城市花费巨大，只好将妻子和三个女儿留在辉县，买田数亩度日。正遇灾年，二女、三女竟然饿死。杜甫小儿子饿死，愤而留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千年之后，这一幕再次载入中国文化史。李贽与妻共育四男三女，然只有长女成年，七丧其六，男丁全无，在为人父者心中，当是多大的痛！也许，唯有巨大的悲痛一次次撞击心灵，才能诞生出深刻的思想。当然，“饿殍遍野”之事，历来不鲜见。

一直到云南姚安知府任上，情况才好点。姚安处彝族地区，直到2018 年才摘了贫困县帽子。李贽在任期间，颇多善政，民评极佳。万历五年（1577 年）修建的涟广桥，至今犹存，已更名李贽桥，记载着这位虽在姚安仅三年，却与之紧密相连的灵魂。

离任时士民“攀辕牵衣”不令其去，只好夜里乘小船离开。可以说，李贽肯定不是贪官，离别时身无他物，唯图书几册，自称“无价之宝”。然毕竟掌了实权，经济状况大有好转。所以，海瑞做了两任知县，却两袖清风，才为当时和后世称颂。而且，知府是四品，依明制，四品以上，致仕后仍可以拿到与在职时相同的俸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百分之百退休金。李贽很有意思，也可以说复杂多面。为政尽力，造福一方，然心中却另有二事。其一，收获“铁杆庄稼”，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其二，精研学理、另出新知、传播天下。

四

知姚安时，李贽便在县城德丰寺创办“三台书院”，收徒讲学。在寺院讲学，是李贽传播学术的一个特色，后来在湖北麻城芝佛院，索性落发。落发之因，个人解释是因天热头痒。想想也是，古人头发既长，不可能每天洗，湖北天热，确不好过。但真实原因肯定不是这样。作为一个自觉的思想者，特别是任姚安知府之后，多位上司，甚至包括他一直顶撞的上司，都真诚推荐提拔、多次慰留，然李贽去意已决。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谋生的任务已经完成，五十岁之后，便是为自己的思想与学说而生存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时遗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是真的辞世而去。李贽则实现了凤凰涅槃。因此，此后他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直至狱中自尽，始终不改其志，正如孔子自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落发的真实原因，在《与曾继泉》中写道：“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自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存。明代寺院是不用生产劳动，吃信众供养的。因此，愿当和尚者甚多，以致朝廷不得不严格限制度牒的发放，一张度牒，黑市价至数十金。李贽把所有的退休金都给了家人，自己无固定收入，只有依人门户，受人供养。孔子授徒，要收束脩即学费，而且费用不菲。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七十者可以食肉”就是王道盛世了，几条干肉，绝非人人可以承受的。但孔子并非如《论语》所记述的只讲道德，而是传授“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连开车都教，非常实用。学成之后，“迩之事父，遐之事君”，可以在天子、诸侯、大夫的天下、国、家中找到工作。可以说，孔子的私学，是中国最早的公务员培训班，类似于今天的MPA。孔子转型升级，使儒家由先前主持丧礼，“吃死人饭”的行业，飞跃为立于朝堂，从事政务的行政人员。所以，孔子之学，乃道德与技能两轮驱动、比翼齐飞的。有真本事、有真道德，方为君子，是谓文质彬彬。如此，才能行大道、济苍生、扶邦国，成就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不然，不是变而为小人，就是败于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