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之河

一

我现在的年龄是母亲离开家时的年龄。现在，母亲病了，他们还回一个生了重病的母亲。

母亲一生有两个阶段、两个家。对我来说，母亲一直是我小时候的母亲。母亲自己记得最清的是她的第二个家，她和他们说、笑、哭。我倒像个老人，想到的、能说的全是过去的事情。我藏匿在往昔不能自拔，像个隐形人，心里默念的都是渊源。我想告诉他们一切都有来路，哪怕再弯弯曲曲，但没人关心来路。我看到的是母亲的根，他们看到的包括母亲现在看到的都是新生的枝叶，以及新生的衰朽的枝叶。根在地里沉默，我黯然不语。

对我来说，母亲也是两个阶段的母亲，一个是我年少时的母亲，另一个是现在被病魔缠住的母亲。我总是力图在二者之间画出来龙去脉，但画到中间常常虚茫到没有着落，于是又赶忙回到现在。

现在，母亲甚至记不清我的名字，她呆呆地看着我，很努力很辛苦地寻找记忆。

母亲现在是我的孩子了。

背母亲去厕所，背母亲到床边，背母亲到椅子上。母亲说不出话了，她的眼睛也空洞得说不出话了。起初她听别人说话时，总是不断点头，不管别人是不是对她说的。后来我看出她点头时有些懊恼，因为她实在不知道别人说的啥。现在她不懊恼，格外安静。我说，听话哦。我把母亲脸颊上的头发捋到耳朵后面。我不停地看她的脸，我想把多年没看到的母亲都看回来。我坐在她的腿旁，摸她的手，搓她手指上弯曲的骨节。这手受了多少苦啊，但她后来的苦我已经无法知道。我不注意时，母亲歪在凳子上睡着了。

从此以后，我将是我自己的母亲。

二

我有个名字，这个世界上只合适母亲呼唤。“蛋娃”“蛋娃”“我的蛋娃”，母亲用我们的方言这样呼唤。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懒在炕上不去幼儿园。快到中午了，母亲围着围裙要和面时，才喊：“蛋娃，蛋娃，我的蛋娃起床了。”母亲把我抱到窗台的小凳子上晒太阳。

母亲上午班、下午班的时候，我家小院的天总是晴的，太阳特别好。

我的小名叫“尕蛋”，“尕蛋”是男娃娃的名字，父亲做梦都想让母亲给我们生个弟弟。父亲叫我“尕蛋”时，像在叫男娃，叫得很硬很响，叫得急的时候，就叫成了“gǎn”。父亲叫我“gǎn”时，说明不知啥事儿又叫他生气了，紧接着，他又会朝我喊，我看你的皮又痒了。

母亲那时黑瘦黑瘦的，总是很困倦。工厂三班倒，上完早班回家的路上，她得在半途坐坐才有气力走回家。做晚饭前母亲总要先和衣睡一觉，我们谁都不能吵，连翻书的声音都不能有。有一次，我和姐在炕沿下抓杏核，吵醒了母亲。母亲一伸手，扔下扫炕的笤帚，芒刺扎到我脚面上。我哭了，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一定不是脚疼，是觉得母亲心狠。晚饭后，母亲冲了两碗白糖水，悄悄给我一碗糖多的，我和母亲会心一笑。父亲打我，我的反抗是饮泣，忍着不哭出声。母亲不小心打着了我，我哭得惊天动地，就是要母亲听见，她打了她的蛋娃，她把蛋娃打哭了。

那天，我看见母亲哭了，是身体条件反射出来的哭。她起身那一刹那，弯腰那一刹那，身体折住的时候，像婴儿一样皱眉、哭，眼角渗出泪来。是疼吗？她现在疼也说不出来。她现在的哭和她的心也没多大关系。一棵老树，病了，疼了，流出了汁液。

母亲的工作是织袜子。那正是尼龙袜子流行的时代，尼龙多么好啊，它几乎成就了母亲所在的袜子工厂。尼龙袜子有弹性，花色丰富，颜色不掉还不容易破。抹了香喷喷的雪花膏和头油的女工们进出工厂，她们在我心里就和母亲一样，真的像花儿。女工们站在一排机车前面，围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一针一针把袜筒戳进镟子上细密的牙齿里，头顶各色尼龙线飞舞，机器下面，吐出一截一截渐渐成形的袜子，袜子下面坠着一个大铁疙瘩。假如谁要站着打瞌睡，铁疙瘩就会跟着织出的袜子刚好重重砸到脚面。母亲说起那个秤砣一样的铁疙瘩时，常常如释重负，因为她的脚始终没被铁疙瘩砸中。白围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弯成一个红色的半弧，刚好在胸前。女工们的白帽子边上露出的刘海儿落着一层毛絮，那层轻轻的毛絮我觉得也很好看。尼龙袜子结实，但最怕火，冬天，即使第二天着急穿，也不敢把它放在炉子上烤。每年快过年，女工们会分到一打袜子。一打是12双的意思，我从小就知道。12 双袜子对应12 个亲人，数量刚刚好。随机抽的一打袜子，男女老幼的都有。

运气好的，抽到的都是大人的袜子。我们一家，还有姥姥、舅舅、舅母和姨娘，少一双都不够。袜子大了，把尖儿折过来缝上，等脚长大了再拆开。我最喜欢鲜艳夺目的尼龙袜子，但多半都不能如意。母亲老是说，我的蛋娃其实穿素色最好看。穿衣服也是，即便到了过年，母亲还说，蛋娃还是穿素色吧，穿素色的衣服好看。母亲总说这话，这话就成了一个暗示，暗暗形成一股力量。母亲离开家的这几十年，我很少穿艳丽的衣服，包括对很多事物和事情，都有了这种倾向。素色不喧哗，和大部分时候的我一样。但母亲不是这样啊，爱穿红高跟皮鞋的母亲，一直穿各色鲜艳的衣服。几十年来没看见的母亲，我们在她的新相册里看到了。五彩缤纷的母亲，欢乐着，笑着，艳丽的母亲依偎着别人，像小鸟一样。

这朵用白尼龙编织的精致的小花和母亲喜欢的鲜艳形成反差。一朵在1976 年反复用过的小白花。

那一年人们不断悲痛、流泪。只有织袜厂的家属们拥有这样一朵别致的小白花。用别针把小白花别在胸前，在针织厂隔壁的大礼堂里，在耳郭里终日回响的哀乐中，跟着缓缓前进的队伍，缓缓地进入礼堂参加祭奠，再缓缓地走出，缓缓地走在大街上。人们表情凝重。那一年，哀乐不断响起，以至于我们玩耍时，嘴里哼哼的都是这乐曲。这朵尼龙小白花勾起的回忆里，除了反复悲伤的人们，里面最鲜明的还是母亲的影子。母亲所在的织袜厂，机器轰鸣，漂染车间上空，终日蒸腾着白色的云朵。女工们整齐地站在一排机床前，母亲就在她们中间。机器有节奏地轰响，女工们喊着说话。母亲说机器的声响很容易叫人打瞌睡，所以铁疙瘩才不断砸到女工的脚上。夏天酷热时，我们能喝到工厂发给工人们的彩色汽水，满满一大搪瓷缸子，鲜艳的汽水非常甜。

母亲的白围裙和这朵尼龙小花我都存着，白色的尼龙小花还雪白如初。

三

大白天，在炕上做梦，梦里的东西在长，越长越大，大到天上，这样的梦一来，母亲就说我又发高烧了。小东西们长啊长，长啊长，大得吓人，被它们挤着，迷迷糊糊总睡不醒。我成家之后，有一回，又被梦里长大的小东西们挤住了，醒不来，但清晰地听见母亲坐在床边拿篦子篦头发，唰——唰——唰，一下又一下，我都能想到母亲篦头发的样子，然后又听见地里的小虫子在叫。最先，在大院的土坯房里，我能听见屋里泥地下的虫子叫，母亲不信。我家楼房的水泥地里，也有小虫子叫。这是很难形容的叫声，又遥远又清晰，又微渺又明确，但确乎是小虫子的叫声。挣扎着醒来，就我一人病在床上，环堵萧然，母亲早几年就离开家了。

我还想起小时候，半夜总听到碗柜子里碗碟的声响，母亲说先人们来找吃的了。那时候先人们也总挨饿吗？母亲说娃娃里就我眼睛亮，所以身体最弱。我的尕爹，一见我，就说，这个娃能长大吗？他抓着我的胳膊比画着说，和柴棍棍一样细，一撅就折了。我高烧不止时，母亲倒碗清水拿把筷子到屋门口，嘴里念念叨叨，那把筷子就端端地站到了碗里，这时，母亲很生气地拿刀背把筷子一下砍出去，大声说：“哪里来的到哪里去！再不要靠近我的蛋娃了！”

四

母亲的单位三班倒，母亲下夜班回家，天还没亮。我在被子里偷偷听她是否掏出了铝饭盒，是否把饭盒放在了桌子上。母亲去睡觉了，我们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饭盒，看里面是否有好吃得要命的油条。

油条太香了，可以和肉媲美。一根油条切成三截，我们姐弟一人一截。油条真是与众不同，每一截脸对脸还可以分成两块。我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好吃的东西，两块油条可以吃许久，像吃水果糖，把它放在玻璃糖纸里咬成很多碎块儿，这样就能在嘴里断断续续含一天。

母亲上早班后，我能继续睡个长觉，起床后，时常看到母亲给我的零花钱压在透明玻璃杯下面。

母亲的温暖是持久的，线形的柔缓的温暖，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便她离开了我们的家。那温暖一直长进了我的时间，延伸到了现在。那温暖里不仅有单纯的母爱，还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内容，如同切面的宝石，每个棱面都折射光亮。

一条老旧的不长的街道，就在我们一直生活的城市里。它像一个破折号，连着两个时空，一头是过去，另一头是现在，一边是多少年未见的母亲，另一边是我们。我们曾在大街小巷，嗅着蛛丝马迹无望地找寻她。很难想象，几十年里，就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如同近邻。我们被同一天的雨打湿过，同一天的太阳和月亮照过我们。我们或许还有过小小的失之交臂或者摩肩接踵。但无论如何，几十年后，我们才看出这个破折号的存在。几乎和成千上万条破旧的老街一模一样，我第一次去母亲现在这个家的时候，竭力用眼睛默记着街上的一切，唯恐把这个地方再弄丢。母亲第一次出医院时，还有模糊的意识，在靠近这个破折号的时候，看着车窗外一掠而过的街景说，这家的面好吃，那家的点心好吃。

多么残酷，这家的面我们吃过，那家的点心我们也吃过。

五

我和母亲住在郊区的表姐家。花花表姐，大舅的女儿。

表姐家靠近黄河，地里种茄子、辣椒、西红柿、黄瓜。我跟着母亲，在菜蔬快长起来的时候，帮表姐在架子上扎西红柿和黄瓜的藤蔓，用的就是母亲所在的织袜厂废弃的线团。那个晚上，睡在表姐家的大炕上，关了灯，我第一次感知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像被巨大的黑色翅膀罩住了，我无法呼吸。幸好又断断续续响起母亲和表姐拉家常的声音。

花花表姐活着时，总说我不好好吃饭。我抗拒那时的汤面，很不喜欢碗里漂着的油炝过的葱花。表姐见我不好好吃饭，会和母亲说，你看尕蛋，又用舌头数着面条子呢。

母亲已无法知道，她疼爱过的那个侄女很多年前就去了另一个世界，她也不知道，我在这个世上点点滴滴认知的长河，很生动的一部分发源自她那里。

上小学时，我个子小，排队总在第一排。课间操结束后，班主任给同学们训话，习惯把交叠的双手放在我头上，我几乎紧贴着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我喜欢这样，一动不动，用头认真地支撑着她的手。她问，你头发上抹的啥？我说，发蜡。她接着问，谁给你抹的？我说，我妈。母亲那时很喜欢在头发上抹香香的东西，先是玻璃小瓶里的头油，后来是发蜡，软软的发蜡装在铁皮圆盒里。母亲那时很瘦小，开家长会时，班主任总以为她是我姐。我告诉母亲，老师说她是我姐，母亲很高兴。我的短发是母亲剪的，一直到上中学。我的头发又硬又燥，稍微长一些，脖子后面就撅起一条尾巴，大家都叫我公鸡头。母亲给我抹发蜡，多半是为了制服那条燥乱的公鸡尾巴。我告诉她，人家叫我公鸡头，不知为何。母亲听后，总要笑啊笑，前仰后合，笑出眼泪。

六

“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红柿，西红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衬衣上……”这是我小学时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讲的一个小故事，老师布置的作业。母亲从报纸上找到这段文字，抄到笔记本上叫我背熟。我还记得母亲教我的动作，伸出食指，歪着头，开始讲：“一天，娟娟正在吃西红柿，西红柿的汁不小心掉在了白衬衣上……”这个故事其实是普及一个小常识，怎么洗掉掉在衣服上的西红柿汁。那时水果少，西红柿既可以当菜又可以当水果，我想，这个小故事对当时的同学们很有用。母亲的字迹，纤巧又倔强，里面夹杂着好几个繁体字。在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母亲把这篇题为《醋能去掉果汁的污染吗？》的短文抄了三遍，后面打了个括号，括号里是我的名字。是的，藏在本子里的我的名字，和母亲在笔记本的那一角的字迹相会。

还是这个红色塑料封皮笔记本，扉页上，母亲写了这样几行：日记我来记/里面有秘密/谁要看日记/必须我同意/我要不同意/那你别生气。

塑料封皮已经破损，无须打开，远远看着它，往昔就从那里扑面而来。

本子里夹着很多发黄的零散纸片，有一张发票，我反复看过多次。

一副茶晶眼镜，四十元整，开票时间是1983 年6月21 日。这是我们全家熟知的一小截历史的开头——父亲在一家眼镜店买回这副茶色镜片的茶晶眼镜，结局是这个眼镜在不多年后以谁也预料不到的方式遗失了。那时，父亲常说，茶晶眼镜的镜片是水晶磨成的，水晶里有活水，女人们万万摸不得。他对这副昂贵的眼镜倍加爱惜。那天，酷爱看电影的父亲戴着这副心爱的茶晶眼镜去看一部外国电影，不知是哪部片子，父亲说电影故事情节很紧张，所有人从头到尾眼睛都顾不上眨巴。回到家，父亲才想起看电影时把茶晶眼镜放在了腿上，父亲一直在电影情节里没回过神来，等他发现眼镜丢失再跑回电影院时，下一场电影已经开演。丢了心爱的茶晶眼镜，父亲多年不能释怀，他总说那副茶色的水晶眼镜，好到世上无双，即便攒足了钱，也再遇不到那样的好镜片。父亲就是这样啊，一辈子喜欢反反复复说那些叫他愁闷又无法更改的事实，而且，他愁闷的时候，也要别人跟着他一起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