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计

程野走进长春郊区这座农家小院时，正是傍晚时分，家家户户都升起了炊烟，有三两只狗叫着。昨天刚下过一场雪，小路两旁的雪还都新鲜着。他在这家普通农户的小院门前站定，习惯地向四周望了一眼，除了不远处传来稀疏下来的狗的叫声，不见一个人影。他快速转身，向小院内走去，这是他和吉林地下党省委书记甘志刚的临时接头点。他敲了三下门，门很快就开了，甘志刚扎个围裙为他开门，他把一股冷气带到了屋内。

甘志刚正在往锅里贴饼子，锅底熬了鱼，鱼的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甘书记用力把最后一个饼子甩在锅壁上，又弯下身，往灶膛里扔了两块木柈子，一边解围裙一边拉着程野往屋内走。屋内的炕上已摆了一张吃饭桌，桌上摆了两只碗、两双筷子，还有两头大蒜。甘志刚把围裙从自己腰间解开，搭在一边，两人侧身坐在炕上。平时，他们都分开办公，由通信员联络，很少碰头，这个农家小院就是甘书记的临时住所之一。甘书记通知他见面，一定不是为了喝酒吃炖鱼，一定有大事要发生了。

两人各自吸了一支烟，烟雾在小屋内散开，甘书记没有说话，他只能等待着。一支烟吸完后，甘书记出去一趟，端来了饼子和一盘鱼，又把桌上的酒拧开，倒在两只碗里。甘书记不说话，他只好埋下头随着甘书记的节奏，喝酒吃鱼。他调到吉林地下省委任副书记之前，在冀中区委工作，日本人在长春成立了伪满洲国，他便从冀中调到了吉林。甘书记是地下省委的老人，已经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了。结识了甘书记后，才知道他是从延安到的东北，参加过长征，部队到了陕北后，便开始做地方工作，早他三年来到吉林。他们做地下工作，平时都有各自的身份，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甘书记是农户，种着院前院后的两亩地。他的身份是猎户，经常背着猎枪去深山老林里打猎，夏天的时候，他就背着猎物的皮子到处去兜售。他们许多时候见面开会，不是在城里的哪家茶馆、饭铺，就是在乡下的某一片林地里，为了安全，他们很少在自己的住处碰头见面。

他知道一定有大事即将发生了，心怀忐忑地开始喝第二碗酒，身体已经热了起来，他把酒碗放下后，抬起一双热眼望向甘书记。甘书记的代号是“棒槌”，他的代号叫“老把头”。在东北“棒槌”是野山参的意思，“老把头”是挖山参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平时他们都以代号相称，这是地下工作者的纪律。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履历躺在上级的花名册中。

他终于说：“棒槌，有任务就说吧。”

棒槌点起支烟，眼睛眯成一条缝，目光如火如炬地望向他，终于开口说：“延安一号来电，命令你潜入敌人内部。”他听了命令，倒吸一口冷气。以前他们地下组织也千方百计试图打入敌人内部，但还没有进入外围，便被敌人发现了。溜得快的，保住一条性命;命不好的，当即被敌人抓获，有的牺牲，有的叛变，他们的处境便极其危险，只能离开原来的潜伏地点，变换身份，再试探着把同志们聚拢起来。

棒槌就说：“上级考虑过了，只有你的身份合适。”

一年前，城里的特高课为了铲除吉林省地下组织，悬赏缉拿两人，赏金一路走高，棒槌是一百两黄金，他是七十两。从那时开始，他们就知道，危险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他们见面开会都异常小心。几个月前，一个交通员叛变了。他们正在一个叫二道河子的窝棚里开会。会议进行到一半，外面的警戒人员就告诉他们，发现了敌人。他们一把火把窝棚烧了，向山里逃去，这一带他熟悉，每天打猎，他几乎都从这里路过，每条小路、每棵树都在他的心里。他们顺着一条羊肠小道翻过了两座山，追兵胡乱朝他们打了一阵枪，停下了追踪的脚步，不再追了。他们担心林子里的抗联，那次，他们把组织中的一些外围人员清退了，只留下了一些骨干成员。即便这样，他们也不能保证这些人中不会出现叛徒，金钱的诱惑永远大于人性。

棒槌举起酒碗喝了一口说：“上级知道我们工作的被动，必须主动出击，成为敌人肚子里的蛔虫。”

他从炕上下来，立在地上，酒精在体内似乎变热了，他说：“我服从组织决定，可怎么让敌人相信我？”

此时，他心里涌动着一股悲壮，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豪情。

棒槌又低头抿了一口酒，不抬头地道：“把我供出去。”棒槌说完，又夹了一块鱼，吃相有些狼吞虎咽。

他站在那，以为自己听错了，提高了声音道：“怎么可能？怎么会？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棒槌从炕上骗下腿下来，站在他的面前，认真地盯着他说：“我想过了，只有用这种办法，敌人才能相信你。我已把方案报告给延安，延安已经同意了。”

瞬间，他身上的血液似乎凝固了，盯着棒槌足有几分钟，才道：“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棒槌就一笑，低下头，又抬起来：“当然想过，最坏的结果就是个死，比死还难的是生不如死。”

他又倒吸了一口气：“一定要这样吗？要不，咱们任务对调一下。”

棒槌挥了下手：“我和上级研究了，只有你的身份最合适。”

说完，棒槌把他又重新拉到饭桌前，重新为他们碗里加上了酒。棒槌举起碗：“为了我们成功，干！”两只碗撞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酒就像一团火似的流进了他们的身体。

棒槌送他出门时，天早就黑透了，只有两人踩在地上的雪发出的“吱嘎”声响。远处村庄里，有一只狗有一搭无一搭地吠着。

棒槌停下脚步，他立住身回过头，在暗影中望着棒槌。棒槌说：“你的任务就是深潜在敌人的心脏，越深越好。接头地点和时间你要记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在暗处点了一下头。

棒槌又说：“我被敌人抓住之后，我只求你一件事。”

他望着棒槌的脸，那张脸仍无比平静。

棒槌说：“我生不如死时，你一定想办法把我解决了。”

他一把抱过棒槌，两个男人的胸膛硬硬地撞在了一起，他想大哭一场，悲伤涌遍了全身，他只能憋住，浑身颤抖着。

棒槌把他推开一些，认真地望着他的眼睛说：“别以为你轻松，你以后就是在刀尖上行走的人，随时都有可能粉身碎骨。”

他伸出一只手，棒槌的一只手递过来，他们似乎用尽了平生的力气，用力地握了一回手。他转过身子，向前走去。这时，天空又落起了雪，雪伴着风硬硬地砸在他的胸上，他心里有团火，熊熊地燃烧着。他回了一次头，棒槌的身影已经消失在风雪之中了。

虎穴

伪满洲国警察厅坐落在关东军司令部对面的一条街上，老把头来到警察厅门口，看见两个警察在风雪中缩着脖子站在门口。他走上前，掏出一盒烟卷，向两个警察递过去，两个警察摆手拒绝，其中一个警察上下地打量，斜着眼睛冲他说：没事别在这扯犊子，麻溜地走开。

他不紧不慢地把烟收起来，揣在兜里又按了按，对刚才说话的警察说：“进去和你们方厅长说一声，就说老把头在门口等他。”另一个警察似乎没听清，歪过脸又问一句：“你说啥？”他又一字一句地说：“老把头。”一个警察就一溜烟地向里面跑去，回了一次头，摔了一个跟头，爬起来，撒脚又向前跑去。留下的那个警察把枪掏了出来，磕磕巴巴地说：“别、别动啊，我、我手里有家伙。”小警察上牙磕着下牙，似乎在打摆子。警察对“老把头”三个字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天天在寻找中共地下省委的人，并且还有重金悬赏。

少顷，警察厅里涌出一群人，又前呼后拥地把他迎进了警察厅。他被带到方厅长办公室时，方厅长正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抬头看见了他，脸上的肌肉狠狠地扯动了一下。没等方厅长让座，他一屁股坐在进门的沙发上。方厅长犹豫着坐到了桌后面的椅子上，又上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咬着牙说：“你说你是老把头，用什么证明？”先前带他进来的几个警察，还立在门口，不进不出，把目光聚在他身上，他望着那几个警察说：“方厅长，你就这么对待投奔你的人？”方厅长挥了一下手，门口拥堵的几个警察散开，有人还伸手把门给带上了。

两个小时后，棒槌被一辆警车带了回来，他被五花大绑着，跌撞地从车上被拖下来，直接被押送到了地牢。方厅长这时出去了一会儿，办公室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站在窗前，看着此时已经空荡下来的警车，刚才就是这辆车把甘志刚书记拉到了这里。想起两人昨晚在风雪里的分别，他眼里有种潮湿的东西涌出来，他努力控制着自己。

傍晚时分，方厅长把他带到特高课小原一郎的房间里。日本的特高课是设在警察厅内的一个情报部门，他知道，整个警察厅都是特高课长小原一郎说了算。小原唇上生长着一字胡，显然是精心修整后的样子，脸上肌肉线条都是横向生长的，给人一种威严不苟言笑的样子。他被方厅长带进门时，小原早就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和他的手握在一起，脸上努力地绽放一绺笑意，很流利地说：“程野君，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他知道，小原是个中国通，日俄战争前，就在旅顺收集情报，伪满洲国成立后，便名正言顺地到特高课任职了。

小原异常热情地把他安顿在沙发上，还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的面前，然后坐在他身旁空着的位置上，侧过身，把一张脸凑到他面前，一字一句地说：“关东军欢迎你，溥仪皇帝听说你弃暗投明，也会高兴的。”小原说到这，真的就笑了起来，不仅唇上的胡须呈一字，脸上的肉也舒展开来。

他见到棒槌时，是在三天后的地牢里，小原和方厅长陪着他一步步走进地牢。地牢的灯昏沉沉地燃着，阴气丝丝缕缕地弥漫着。棒槌倒伏在一片血水里，气息奄奄的样子。棒槌似乎听见了走近的脚步声，眼帘微微颤抖着。他和小原、方厅长停留在棒槌三两步开外的地方，棒槌终于睁开眼睛，眼里充满了血丝，最后把目光定在他的脸上，似乎燃烧出一团火。来地牢之前，方厅长找到他说：“那个棒槌，真是个棒槌，一句有用的也不说。你去劝劝他。”他一走进地牢，就被一种森然之气笼罩了，总觉得空气里有种黏稠的东西，让他呼吸不畅。他想好的对棒槌说的话，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他知道，棒槌会受些苦头，但他没想到，眼前的棒槌会是这个样子。小原和方厅长的目光都停留在他的脸上，他只能向前迈动脚步，想了一下，还是蹲下来，看着棒槌的脸说：“老甘，你这是何苦呀。”棒槌喘息着，伸出只手，做出让他伏下来的动作。他回望一眼小原和方厅长，两人不远不近地看着他。小原做出了努嘴的动作，示意他听棒槌的，他只好把头凑过去，耳朵贴近棒槌的嘴巴，他知道棒槌一定有重要的指示要交代给他。他的耳朵接近棒槌的嘴边时，棒槌只用他能听到的声音说：“快把我结束了。”说完一口咬住他的耳朵，他大叫起来，在地上翻滚着。几个小警察拥过来，把他和棒槌分开，他的耳朵被棒槌咬掉了一块，他被扶起来时，棒槌把一口血水吐在他的脸上，嘶着声音叫了一声：“叛徒！”

被撕扯掉半块肉的耳朵，虽然包扎起来，还是火辣辣地疼着，他站在窗前几乎一夜没睡。看着甘书记受刑的样子，他惊骇了，为了他能够潜入敌人的内部，甘书记的苦肉计代价太高了。他想起前几天和甘书记见面时，甘书记说过的话：“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甘书记说的孩子就是他自己，然而狼呢？他知道，仅凭他供出棒槌，小原和方厅长并不能完全相信自己，棒槌在敌人面前演出的又一场苦肉计，无疑会让敌人更加相信他几分。耳朵受伤后，小原派出自己的车，让两个日本特务陪他来到关东军的医院，日本军医为他包扎耳朵，还开了消炎药和止痛药。此时的药效起了作用，他脑子异常清醒。他知道，几天前的晚上，他领受了棒槌的任务，棒槌把地下省委的后事就已经安顿好了。新任地下省委书记两天前就已经到任了，从那一刻开始，他们两人就是脱线的人，只有这样，地下组织才是安全的，不论他们两人发生什么，地下省委的组织都不会因为他们两人的变故而发生意外。想到这，他浑身上下轻松了下来，棒槌的声音又在他耳边响了起来：“快把我结束了。”棒槌结束了，就一了百了，他不会再受敌人折磨了。想到这，心被刀绞了一样的疼，那天夜里，他站在窗前，直到东方发白。

又是几天后，《新京日报》上发了一则棒槌被捕的消息。方厅长把这张报纸拿给他，指着上面那则消息说：“程野兄，这都是你的功劳。”然后咧着嘴冲他真诚地笑着说：“说不定，溥仪皇帝和大日本皇军还要给你开庆功宴呢。”

诀别

庆功宴是两天后在伪皇宫召开的，溥仪在一群人簇拥下走了出来，缓缓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与他的手握在了一起，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溥仪站在一起。伪满洲国成立时，溥仪在新京登基的照片，印在各种报纸上，在他们眼里，溥仪是最大的汉奸。此时，他和汉奸握手并站到了一起，林立的相机和摄影机对准了这个瞬间。他脑子空蒙一片，不知招待会何时结束的。他记得自己被方厅长推到一个台子上，面前的闪光灯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他讲了些什么，自己都不记得了，他像做一场梦一样。这场梦直到他走回到警察厅的宿舍，外面的门被小孙和小张关上的那一刻，他才清醒过来。他想到了地牢里的甘书记，他亲眼所见，甘书记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最大的愿望就是速死。想到这，他打了一个激灵，受伤的半边耳朵又火辣辣地开始疼了，疼痛让他有了存在感。他的任务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得到小原一郎和方厅长的信任，这几天，警察厅就派出两名警察，一个姓孙、一个姓张来保护他，名曰保护，实则在监视着他。此时，虽然他身在宿舍内，但他知道在走廊的某一处，正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的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