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青春岁月

何向阳：王蒙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在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2019 年9 月29 日，从央视直播中看到习近平主席为您亲自颁发国家荣誉奖章时，我想，这份荣誉固然是对您个人成就的肯定表彰，同时也是对您所代表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奖掖，以及对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的激励。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的作家，从20 世纪30 年代开始到21 世纪20 年代的今天，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其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在您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您如何看待作家、艺术家个体创作与他所处的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王蒙：谢谢您！我们那时候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刚才你说到“共和国第一代作家”，这个词过去我还没听说过，对我也是一种使命和鞭策。新中国的建立跟文学界、文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9 年10 月1 日以前，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比如鲁、郭、茅、巴、老、曹，冰心、叶圣陶、丁玲、艾青、欧阳山、草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等，作家的阵容特别强大，而且当时我们文化界、文学界的情况跟苏联还不一样。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量作家回归内地、回到大陆来写作，关于这件事情，舒乙讲过，他说老舍就说过，1949 年中国有90%的写作者都是欢欣鼓舞地进到北京，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我入党很早，大概14 岁的时候，只是符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入团年龄。我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时代的大变迁，这给予了这一代人激励、激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亲眼为历史作证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的幸运，也在以后变成了我们写作中共同的一个文学的主题或者说是母题。

何向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 年70 部长篇小说典藏”书单，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2019 年，我在中央党校第46 期中青班学习，我们毕业前的一次会上还有一位老师高声朗诵这部作品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当这首诗被朗诵出来时，我感觉身上的血都热了。对于《青春万岁》不同年代的读者的阅读记忆是不同的，2018 年在青岛，在“改革开放40 年最有影响力的40 部小说”发布会上，我们坐在台下聆听了您和一群中小学生一起朗诵。那次倾听让我和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一部作品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青春万岁》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的确是一部跨越了许多岁月的不朽作品，从1957 年这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发表，到197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再到1983 年黄蜀芹导演的同名电影，后来，2005 年国家话剧院一度要把它改编成话剧，再到2019 年《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它以舞台剧的演绎形式得以呈现，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而对于您来讲，它的意义更是不同，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而且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您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

王蒙：你刚才说的这个词——“同频共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那些小至十三四岁、大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们赶上了革命的胜利，国家命运再造的进程，这是多么难得。1947 年，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当时都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然后，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思想，人们唱着新的歌，用的词也都不一样了，人的作风也都不一样了。我写的书恰恰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些记录下来，把它们挽留住。因为人不可能天天处在这样一种激奋状态，看什么都新鲜：听一次讲话就热泪盈眶，看一个苏联电影也是热泪盈眶，你要当时不记录下来，可能以后就很难再体会那种心情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每天都在发展，都有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北京刚一解放的时候，垃圾堆特别多，当时整个东单广场全是堆得高高的垃圾，臭得不行。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根本没人管，后来共产党来了以后，用了两三天时间清理干净。之后一年之内就开始在交道口建电影院，在新街口建电影院，在什刹海开辟游泳场，万事万物都百废俱兴。1953 年11 月，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确实也是一种勇敢地对于这个大时代的记录和应答，我想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青春万岁》现在仍然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在重版，2020 年也有新版，不止一个版本，我很受鼓舞。因为《青春万岁》是1953 年开始写的，1956 年我获得了半年的创作假，基本写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序诗，就是您刚刚讲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当时我特别崇拜的诗人是邵燕祥，我就把序诗寄给邵燕祥，后来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我是他的“粉丝”，当时他给我回了封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这话很有师长的味道。诗一上来有两句话，为了整齐他给我改了，本来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最后他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何向阳：在自传、自述写作中，您多次提到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您最初写作的影响，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您在《王蒙八十自述》中写道，“1952 年的深秋与初冬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您还说，“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能够以这样热情的文字写一位作家，足见《青年近卫军》对您写作初始时期的影响，少年时代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和接近，构成了您作品最初的理想主义底色。

一代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1956 年，由中国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创会，汇聚了新中国的青年作家英才，听家父说你们当时住在新侨饭店，会议开得生机勃勃，周恩来总理专门到会上来看望你们，可以想见那次青创会的盛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作同属一个时间段，它们之间也有主人公生活的连续性，一个即将走出校园，一个刚刚走进机关，主人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人们往往对林震这个“新人”的理解与郑波、杨蔷云等“新人”又有所不同。林震这个“新人”形象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小说似乎在批判向度上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引入了深层，林震“这一个”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在于他将信仰视为生命，并在工作中一以贯之，不懦弱，不妥协，他坚持坚守的东西真的是贵比千金。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这一个”“新人”形象的研究仍是不够的。什么是您最希望在林震这位主人公身上得到表达的？

王蒙：法捷耶夫是一位长满了革命者的神经与浪漫的艺术细胞的作家，他的革命理想、艺术理想、文学激情融合在了一起。他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成员，单纯而又丰富，勇敢而又坚忍，忘我而又个性化。16 岁的队长奥列格，冷静周到，有着领导人的素质。净如水莲的乌丽娅，深沉矜持。而泼辣靓丽的柳巴，玩弄法西斯如入无人之境。险中取胜的丘列宁，是孤胆英雄。他们与另一种空虚的、颓废的、自私的哼哼唧唧的人生是怎样的不同啊。即使苏联最后解体了，法捷耶夫则早已自杀，他写青年英雄人物，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新生活与新人梦，他对于美好的青年、美好的人生的向往，仍然永在。我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我们那时每天讨论的都是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至于林震，他不是英雄，他有追求，也有幼稚和困惑。即使是笃诚的现实主义写作，也因为作品的浪漫与激情而渲染着梦想与现实的碰撞，有火花，也有泪痕，有宏伟雄奇，也有天真烂漫和脆弱。现实而又梦想，生活而又文学，世俗而又升华，多情而又那么多成熟的人情世故：这也许正是文学的魅力吧。

第一次青创会，我们是在北京饭店与周总理见面的。

何向阳：我注意到您的创作有几次大的起伏，或者说是有过几次创作高峰期，比如20 世纪50 年代、80年代、21 世纪的今天，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您的创作均处于“突飞猛进”的爆发期，三个时期各有代表作，从《青春万岁》到《活动变人形》到《笑的风》，各个阶段的中、短篇也极为精彩，比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如《蝴蝶》《布礼》《如歌的行板》《明年我将衰老》《生死恋》等。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您的创作不惧低谷状态，文学创作能够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完成，比如《青春万岁》，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在1979 年，而那时已是完成它的25 年之后了;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写作于1974 年，出版于2013 年，从40岁到79 岁，其间整整相隔39 年。25 年，39 年，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您一直以文字在与岁月与时间博弈，当然最终您是胜者，同时也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也见证了您创作的两个最重要的人生阶段，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如何在时间或经历可能要拿走您的文字的时候，而紧紧地抓住它从不放手的？这样的状况好像在一个作家身上并不多见。对于早期作品的修订与创造，其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一项比原初的创作更艰难也更具挑战的工作，您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特别昂扬的创造力的？

王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青春万岁》不是1979 年第一次出版，而是上世纪50 年代就出版了，当时获得的反应可能比后来还强烈很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安慰自己，这也算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考验，一部作品毕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历史的考验。《青春万岁》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边风景》大致上是经历了40 年才出版的，当代文学中有许许多多远比它们更重要的更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经过25 年或者45 年以后，您再看那些作品，它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已经不在读者的书桌上，更不在青年的案头上了。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觉得《青春万岁》近70 年后还红火着，真是幸福啊。你记得吗？国庆70 周年，群众游行的一个方队就命名为“青春万岁”，而方队的群体自行车队，是多么接近黄蜀芹导演的《青春万岁》影片场面啊！这也是我的幸运，尤其我没想到，在邵燕祥的帮助下改出来的序诗，现在还有点儿家喻户晓的劲儿。你上网上查一查，有很多版本，有青年学生、著名演员、广播员、艺术大家演绎的不同朗诵视频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何向阳：这首诗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能引起共鸣。它跟您的许多作品一样，就是总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底色在里面，有一种乐观的、不顾一切而向前走的精神，我个人觉得您的作品一直有一种追光感，或者说是一种趋光性，一种向前的行动，它是追光而行的，哪怕在个人创作不是很顺畅的时期，或者是坎坷、曲折的人生段落里，您的作品，包括您本人也一直给人以一种追光的感觉。

王蒙：我是觉得不管怎么说，在我已有的八十多年人生历程里，一个始终有目标、有太多的热度与活计的人生是幸运的，它是光明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一个足实与成功的人生。人一旦老了，往往有些遗憾和后悔，觉得这个事情想干没干，那个地方想去没去过，年轻的时候想唱歌也没唱好，后来想跳舞也不会跳……可我这样的遗憾比较少，我86 岁了，没闲着，不必蹉跎踌躇，这绝对是一种真实的心情。我也觉得环境对我来说仍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我开玩笑说，人这一辈子跟打篮球一样，上半场你输得比较多，15比68 落后，可是下半场你打得优秀一点儿，反败为胜了，大比分超出，还发什么牢骚，还吭吭唧唧什么呢？

这是从个人角度，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别人几辈子的事，原来咱们吃喝拉撒睡是什么样的，现在又是什么样？我小时候出生三年最大的事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当时我是在沦陷区也叫占领区。我们那儿离阜成门很近，到处都站着日军，男女老幼从他们面前经过都得鞠躬。小学里有个日本教官，一上课全体老师学生都得站起来先说日语，那是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事儿了，当然，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我自己也参加了，也争取了，也冒险了，也奋斗了，付出了不可以不付出的代价。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有这么一个光明的底色。再说我虽然小，但党的政治生活参加得非常多，从最早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腰鼓队，到后来“三反”“五反”的时候斗资本家，各种事见多了。当然，我也有懊恼，也觉得自己肯定有错误，有缺点，有需要纠正的地方，但是少有遗憾。

何向阳：您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作家，对这一完整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您是最好的观察者、参与者同时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书写者，作为一位作家，您的作品也忠实记录了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当然，其中也有曲折和弯路，但您在作品中表达的情绪一直是昂扬的，乐观的，向前的，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也毫不晦涩灰暗，您一直相信，一种对生活的信念在您作品中一直“活着”，就像《布礼》中凌雪对钟亦成所说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作为您作品中的底气，哪怕是在杂色的生活中，您的写作所传达出来的东西也总是光明、温暖而坚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