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金尚在

臂长，头小，面庞清瘦，略带忧郁。最早认识金尚在的时候，他在县地震局工作。我说，这单位好。他却讪讪地摇摇头，唉，怎么说呢，已经不知多少年没有地震了。这话听起来好像他在盼望一场大地震的到来一样。我说，你们这样的单位跟别的单位不一样，什么事也不发生，貌似你们什么活也没干，才是你们最大的政绩。金尚在说，问题是我们一直在提醒全县人民要预防地震。我问，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他回答说，这个，没有人会给出确切答案。

有天，收到他的信，信中他说我还是写点东西吧。我问他，你想写点什么呢？他说，我是省报、市报、县报三级报社发过聘书的通讯报道员。我说，那好啊，你完全可以写写与地震有关的一些事。随后，他便寄来一些报纸，上面有他写的有关地震预防预测的一些基本常识，文章大都不长，一小篇一小篇的，简明扼要，归类的话，可以归到科普一类。我说，挺好的，完全结合和宣传了你们的工作，只要你有兴趣，就继续写。但过了一阵，在他寄到的报纸上，看到的却不是一小篇一小篇的科普文章，而是几首短诗。我说，你怎么又改写诗了？他说，我突然觉得写诗挺有意思。我说，你只要觉得有意思就继续写。但不久之后在他又寄过来报纸上，我看到的却不是诗，大大的一个整版，内容虽然仍与地震有关，但体裁我以为已经可以归属为带点科普性质的散文。说实话，文章写得不错，有自己的思考，明显是往深处走了。我很高兴，回复他说，很好，一定继续写。随后等他再寄过来作品时，我发现他又变了，这回不是诗，不是散文，而是像模像样的一篇小说，题目叫《地下十八层》，内容仍然与地震工作有着似有若无的联系。其后好长时间却再没他的音信。直到突然有一天，他打过电话来，说他已经从单位辞职了，我一惊，说，好好的，干吗突然要辞职呢？从事文学创作不一定必须是专职，专职只是在无聊的时间上有优势，在正面接触生活上没有优势，还是正确处理好工作和爱好的关系才好。对我的劝说他未置可否。其后不久，他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他已经离婚了。

这让我更加惊讶，我在电话里说了一大堆。可是说这话的时候，他工作已经辞了，婚已经离了，我说多和说少又管什么用呢？

又过了一段时间，等他再打过电话来时，我的心怦怦跳，很是紧张，不知道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他又要怎么说。果然，一开口他便说，我，想自杀。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我说，人有时候会无端地生出幻灭感，甚至会感觉身心崩溃，这很正常。人过了四十，还一点崩溃感也没有，说明你并不成熟。但你这么年轻，离四十岁也还远着呢，怎么会生出这种想法……我一直慌张，一直在说，说了半天才发现他那边早已把电话扣了。

我长嘘了一口气。

我必须得专程去趟五山县了！

五山县因境内有五座大山而得名，风景秀丽，交通并不闭塞。虽是山区县，但县城并没有山，建设在一片平坦的开阔地上。最早，五山县城只有东西向和南北向两条大街，形成一个十字花，被戏称为“十字绣”。后来，有了四条大街，形成了井字形，一段时间大家便常常以“井县”代指。慢慢地，“井”成了“田”，“田”又成了“曲”，“曲”又成了……总之，五山县已经渐渐露出了些许繁华的端倪。过去两条街时，街上的行人稀稀拉拉，现在多条大街了，行人却络绎不绝。这就跟后来大家都知道的一样，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宽，却是车流越大，堵得越狠。

回想那次到五山县城，还是1994年的事。那年，我给社里报了个选题——《吾山为县》。想以县域内的五座大山为切入点，认真为五山县做本书。因为当时，旅游作为一个产业已经开始萌动，并且崭露头角，真正如火如荼也不过是1996年以后才开始的事。各地对旅游这一块都开始有动作，五山县也着手酝酿和筹备成立旅游业发展局。因此，我上报的这个选题还是很有些前瞻性的，县里需要，市场行情也应该不会差。就策划的书名看，简洁明了，也富有现代意味。再配上副题——你所不知道的五山县之美，一切便齐全了！

去到五山县后，旅游局筹备工作组的同志便陪着我一座山一座山地转，一道岭一道岭地跑。转到第二座山的时候，正好碰上地震局地震地质勘探队的一行人马。其中有个年轻人，臂长，头小，面庞清瘦，带些忧郁，在他们那群人中，显得有些扎眼。碰面时，我跟他打招呼，他问我，你们也是专门来看山的？我说，是。然后他面带忧郁地看着远处，没头没脑地说，你是不是认为大山就是最沉稳的？还没等我回话，他便继续说，其实最不稳定的就是山，我如果说这些山是专为引发地震而生长的，你信吗？不能不承认他的思维有点特点，甚至说有点问题。我当然不会同意他“这些山是专为引发地震而生长”的说法，但我并不想反驳他，而只是笑了笑，说，你很敬业。

离开五山县的头天晚上，我没想到金尚在会专门过来找我。因为我们仅仅只有一面之识，彼此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他却说，我们是朋友。他能迅速把我当成朋友的原因，竟是因为我表扬过他。我表扬过你吗？我好像不记得了。他说，是的，在山上时，你说过，你很敬业。他说，你知道吗，在单位我可是从未受到过这种表扬。如果你能说，你很专业，那就更好了。

那晚，我们还就大山是为什么而生长的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因为我看到的山，是外在的、美的、静的，往深里说，可能还含有一点哲学意味，而他眼里的大山，却是内在的、有“山性”的、动的，充斥着宿命的意味。他是学地质的，讲地质构造是他的强项，这回我也算见识了，我说，你的确很专业！

他说，听你说这次来是要为五山县做本书，其实书名叫《看山不是山》就挺好，然后加个副题：关于行将消失的五座山的故事。不一定非要让人看山，也可以让山看人。也许人才是永恒的，山才是可能随时消失的。

我不能不说他这会儿的特异思维又来了，要说他出的主意也不错，但显然那已经是另外一本书，而不再是与旅游相关的这本书。总之，主题已经跑偏。我说，将来你不妨按你的思路去写出来，那可能也是一本不错的书。

这次到五山县，事先我并未跟他联系，因为我想一个想自杀的人，估计不会跑远。没想到却怎么也联系不上他，我只好把电话打给了县文联主席付荣风。上次来五山县时，付荣风陪过我，但那时他还不是县文联主席，而只是旅游局筹备成立领导小组中的一名成员。

一见面，付荣风说，嗨，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我说，金尚在呢！

他翻了翻眼，沉吟了一下。

我说，他跟我说，他想自杀！

付荣风轻描淡写地说，呃，你也知道了？

你们……后面的话我没说出来，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态度怎么能这么无所谓呢！这么大的事，仿佛一阵风就吹过去了。

付荣风显然明白我的意思，说，放心，死不了。

怎么就死不了？

付荣风解释说，因为你不知道，他那自杀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他要求必须得从五山县最高的建筑物上跳下去。

我说，五山县最高的建筑物？那这很好确定啊！

付荣风说，一开始我们也高度紧张，在县城的最高处进行了布防。有一天，他真的去了，但很快又下来了。你猜怎么着，原来他发现附近正在起一座新的建筑，看那气魄似乎更宏大，于是他去那边工地问人家，你们这座建筑要建多高？跟那座建筑比怎么样？人家说，肯定比那座要高。为了落实不会再有比在建的这座更高的建筑，他特意跑到县规划局去找答案，没想到规划局给出的答案是一定有。我为规划局能有这样聪明的回答而感到欣慰，为此专门请过他们。不过，规划局的同志说，这算什么聪明，我们只是陈述了事实而已。想想也是，因为五山县是一座发展中的城市，历史欠账很多，形势一起来，需要建设大批的楼群，而且一座要比一座高。再说这金尚在呢，他为了确定自杀地点，不惜一趟趟跑规划局、建设局、工程局、建筑公司，以便了解五山县未来最高的建筑到底是哪一座，什么时候开建，什么时候建成，建成后的高度大致是多少。如此一来，他倒把五山县的规划和建筑这块，扒拉得比分管城建的副县长都要清楚得多。

我说，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自杀？

这说来话长。

我说，这几年他又是辞职又是离婚，现在又发展到了要自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付荣风说，其实自打他离开县委机关，他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怎么，他在县委机关还待过？你也知道我和他是怎么认识的，我怎么从未听他说起过还曾有这么一段？我以为他一人职就是在地震局呢！

待过，付荣风说，在那儿他就是一个小兵，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人员，但他不满个别领导的行为和做派，公开指责有关领导，说你们和封建社会的封官许愿、卖官鬻爵有什么区别！实事求是地说，金尚在所指责的问题在县里个别领导人身上是存在的，但他把话说得这么重，搁谁身上谁也担当不起。有时他又公开指责有关领导假公济私，权力腐败。这事就更大了，放谁身上都是从政的污点，闹不好还得进去。这种事有没有，确实不能说没有，但你得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证据，仅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还很难上升到这个高度。后来，组织上跟他谈话，说地震局这个单位和这项工作都很重要，事关全县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岗位，他如果能去的话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并且说他是学地质的，那里更需要他，也更能发挥他的业务专长。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他也只能去了。只是去之前他备足了功课，一去便跟局长探讨地震问题，言语间虽然尽显专业水准，但客观上基本否定了地震局此前的工作，这让局长很有些抓狂。所以，从他去的那一天开始，地震局的同志就把他当作了另类看待。地震局本来就不像重要的业务局那么忙，他再被边缘和孤立，就更没有多少事可干，于是他喜欢上了写稿。等稿件见报，他自己自然觉得很有成就，一一分发样报，想在同事面前证明自己，但他的同事却都跟商量好了似的，一律把嘴一撇，说就这么点小豆腐块，谁不会！并且说，什么地震知识，到处都有，还不是这里摘点，那里抄点，这是你的原创吗？冲着同事们的这种态度，他便点灯熬油地在原创上下功夫，写了几首短诗。比如一首叫《相遇》的，就两行，一行是“她来了”，一行是“他走了”。再比如有一首叫《认识》，也是两行，一行是“天空像棉花一样硬”，一行是“大地像石头一样软”。我插话说，啉，你都能背过了！付荣风笑笑说，不是我能背过，差不多全县人民都能背过，他的诗早都成酒场上的段子了。付荣风接着说，当他很得意地把这些诗拿给同事们的时候，同事们说，呃，就两行啊，这什么呀这是！然后当他的面，就把报纸给扔了。那怎么办呢？他只好又改变路数，写了篇大文章，有家报纸的副刊给他发了一整版。他想这下终于该行了，于是便买来一些报纸分发给同事们。不料他的同事们说了，你可真舍得！听同事这么说，他一头雾水，问怎么了？同事很肯定地说，这明显是花多少钱买来的版面嘛！不然，会给你这么个发法！这一次的打击对他应当是巨大的，一气之下，他决定不再写了。同事们见他不再写了，便更有了口实，说你看吧，说他没才他还不服，怎么样，这回可是江郎才尽写不出来了吧！没办法，要想证明自己，他只有拿起笔，继续写。这回他换路子，改写起了小说，并且很快写出了一个叫《地下十八层》的短篇，并且发在了一家刊物的显要位置。他再次挨个送样刊，意思是你们自己看，到底我有没有才，到底能不能写？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可他的同事们说，地下十八层总共写了还不到十八页，这也没什么呀.这算什么本事？要真有本事你写个长的呀，写个畅销的呀。好吧，从此他窝在了家里，不再出门。这中间有个同事有事去过他家一趟，出来后便到处说，没想到这个人野心会这么大！别人问怎么了？这同事说，你说说这个金尚在，正经作品还没写出过几篇呢，就想得“茅奖”。这一下惹恼了全县城的文人，一时间成了全城文人们共同取笑的对象。

我说，我怎么从没听他说起过要得“茅奖”的事，再说，就是想得也没什么不对呀，难道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想想也有错吗？

说的是呢！问题是金尚在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最大问题是他太在乎别人说什么了，什么事都太过于较真，他的一切在意和较真恰恰给了别人对他的恣意发挥的鼓舞，这等于是把别人随手玩耍的一段小绳，主动拴到了自己的鼻子上，别人往哪里牵他便顺着往哪里走，一个坑一个坑地跳起来没完。就为这事，他专门去跟那个散布他谣言的同事对质，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要得“茅奖”了？同事说，是没听你说过，可事情明摆着，这还用说吗？他问怎么就明摆着了？同事说，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要在家里养着只猫呢！这理由也算绝了，很明显，同事们是在故意气他。金尚在自然很愤怒，说，那是只野猫好不好，是因为没人喂，看它可怜，我才把它收到家里来的。要按你这么说，我天天都需要走路，那我就是想得“挪步儿奖”了？这话一出，不过几天工夫，全县城的文人便都知道了，金尚在要得的哪里是“茅奖”，以他的心劲“茅奖”算什么，他怎么会看得上眼，他要得的是“诺贝尔奖”。这次还好，他没再去对质。但他的选项却是十分简单和过激，直接从单位辞了职。意思是，我不跟你们这些人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