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长的烦恼

时常会想——人生好比一幅画。

某些人的人生像水墨画，某些人的人生像水粉画，某些人的人生像写意画，某些人的人生像工笔画，某些人的人生像现代油画，某些人的人生像古典画……

不论像哪一类画，大抵都是一层层画成的——而人的童年和少年，在我看来，如同一幅画的底色。

不同的时代，使人生的底色各异，甚至可以说千差万别。

成长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渐明白责任的过程——而大多数情况下，自我纠错并非愉快之事，起码与受表扬、被夸奖相比是这样。

故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那些“成长的烦恼”。下面是我之“成长的烦恼”。

关于我的父亲

我祖籍山东省荣成县温泉寨村。据我父亲讲，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近海，却不属于渔村，离海尚有三十余里，村人皆以耕种为生。

我对它的过去和现在毫无印象，因为从没回去过。

我父亲出生在那里。他是独生子，自幼失恃，所以我对祖母亦无任何印象。我爷爷也是独生子，故爷爷和父亲在村中没有亲戚。至于村中是否有温泉，我父亲从未说起过，我便无从知道。

爷爷也是自幼失恃之人。我奶奶死后，爷爷并未续娶，娶不起。他名下没有土地，只能带着我父亲在十里八乡四处打工。有时做长工，有时做短工，一年到头住在雇主家里。雇主对他们的态度好点儿，他们的日子就好过点儿;若对他们的态度不好，他们的生存境况自然就是寄人篱下，忍气吞声。

父亲当时虽是小孩子，但那也不能在雇主家白吃白喝白住啊——实际上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小长工”了。

他不说，我也想象得到。而他确实从没对我们说过。

他脾气不好，容易发火。我小时候，对他脾气不好很难理解，甚至暗恨过。成年以后理解了，我认为那是他小时候悲苦的人生底色造成的。

父亲十四岁那一年，没告诉我爷爷，偷偷离开村子，跟随大人们“闯关东”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想来，像他曾是“小长工”一样，在当年“闯关东”的山东人中，他也属于年龄小的一个吧？即使有比他年龄还小的，一般都是跟随着父母或亲人，而他却是举目无亲就来到了佳木斯的。

对于一个少年，那一种人生的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同样从没对我们说过。

父亲十九岁那年与我的母亲成婚。父亲和母亲双双来到了哈尔滨，靠摆摊维持生活。东北解放后不久，父亲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

我出生在1949年9月，已经有了一个大我六岁的哥哥。听我母亲讲，我本有一个比哥哥小两岁的姐姐，因生病夭折了。我哥哥对那个妹妹没记忆，我连那个姐姐的照片也没见过。当年不像现在，贫穷的百姓人家不太舍得钱为小孩子照相，而且，也都没那种习惯。

我上小学以后，父亲所在的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承担起了建设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使命，父亲成了一个常年工作在外地的人，这使我与父亲每年见不上几次。他归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对他的印象极模糊。

我上小学后，他又成了首批建设“大三线”的工人，辗转于西北及云贵川和新疆各地，每两年才能探一次家。建筑任务紧迫时，往往三年才能与家人团圆一次，每次只能在家中住十二天。

我初中毕业下乡时，他在四川。我两年有一次探亲假。我与父亲的假期很难同时请下来。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隔年父亲超龄退休。所以，我与父亲真正谈得上“相处”的日子，只不过是父亲两次住在北京的时期——一次十个月左右，一次不到半年。那时，父亲已是一把白须的老人，也几乎没脾气了，性格特温和。

父亲第二次到北京，我见他极其消瘦，带他去体检，结果查出了晚期胃癌，半年后，父亲去世。那半年，父亲病卧在床，而我却须每日上班，好在单位离家近，可抽空回家看他一次。晚上则与父亲同床而眠。谢天谢地，毕竟有过尽孝的机会。

屈指算来，我与父亲愉快相处的日子，其实基本是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替我照看我儿子的十个月里。我曾写过一篇小说《父亲》，获得过1984年的全国短篇小说奖。虽曰小说，内容基本是纪实的。于我而言，《父亲》不仅是为一己亲情而作，也是为许许多多父亲曾是“大三线”工人的儿女们动念的。依我想来，我和“我们”起码在一点上感同身受——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都是那么有限……

关于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原本是吉林某县农村的农家女，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举家迁到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附近的一个小村。母亲有一个姐姐、三个弟弟。一场“天花”，使母亲失去了姐姐和小弟。那不幸是她少女时期发生的事，她向我们讲述时，虽然已是五个儿女的母亲了，却还是悲伤得潸然泪下。

我的母亲是极重手足之情的人。

当年，远在大西北的父亲每月给家里寄五十元的生活费，父亲最多也就只能给家里寄五十元了，或者也是可以多寄五元的。但如果那样，父亲探亲时就带不回钱了。而作为五个儿女的父亲，如果囊中空空如也地探家，那他探家的幸福感就荡然无存了。总之，这是不论怎么做都不算好的选择。

母亲明白这一点，理解父亲的难处，极其节省地靠那每月五十元维持她和我们五个儿女的生活。

六口人五十元生活费，平均每人每月八元生活费，还余两元。

当年，城市人家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八元以下——那就可以获得几元钱的扶贫补助了。我们的六口之家，每人的平均生活费恰在八元以上，自然不属于贫困户。我家一向用最小瓦数的灯泡。当年，在哈尔滨市，最小瓦度的灯泡是15 瓦，比烛光所能照亮的范围大一点点。瓦数再小的灯泡工厂就不生产了，因为没有了实际的家用价值。家里的一把梳子已几处缺齿了，母亲却舍不得买一把新的。因为除了我上中学的哥哥，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向剃光头。梳子只有母亲和哥哥才用得着，便继续将就着用。

我自幼常见母亲因为什么事必须花钱而她又确实没钱了愁眉不展，唉声叹气;也见惯了母亲某一日下午接上午地走东家串西家，甚至串到前后街的人家去，只为向四邻或街坊借到几元钱，如买粮、买劈柴，为我和哥哥交学费。

父亲每次探家都会与母亲争吵一次——因为几天后，母亲就催他数出钱来，为家里还债。

那时，父亲总是指责母亲不会过日子，母亲总是泪汪汪地低头不语。而我们几个子女总是特别同情母亲，暗自认为父亲的指责毫无道理。因为我们都看得分明，母亲在生活中的精打细算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含辛茹苦”一词用在我的母亲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父亲的几名工友曾到家里来过——那一年父亲格外想家，委托探家的工友替他实际看看家中的情况。

一名工友说：“梁师傅节省得对自己太苛刻了，食堂的青菜才几分钱一份都舍不得吃，经常靠臭豆腐下饭，一块腐乳吃三天。”

母亲顿时就流泪了。

我们几个儿女听了，心里也别提多难过了，以后再也不抱怨父亲了。

自从我记事以后，几乎没见到过母亲真正快乐过，更没听到母亲开怀地笑过。

《父亲》发表以后，当时的哈尔滨市作家协会的主席林予到北京开会，抽空来我家看我。他是20 世纪50 年代便已出名的军队作家，是最早写“北大荒文学”的作家之一。我知青时就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而他也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对我家帮助甚多，有恩于我家。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晓声啊，你不能只写你的父亲，也应该写写你的母亲。连我都知道，你母亲为了你们那个家，几乎把心都操碎了呀！她太不容易了。写写你的母亲吧，否则连我都不答应。”

他的话使我百感交集。于是，后来我写了《母亲》，获得了《中篇小说选刊》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当年，那一奖项也很有影响力。由于字数的限制，很多事写不进去。但在电视剧《年轮》中，有一位知青母亲的形象，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

小学五年级课本中收录了我的一篇短文《慈母情深》，文题大约是选编时由编者确定的——我已记不清那篇短文是不是从《母亲》中节选的，自从《母亲》发表后，我实际上从未读过。不敢读，怕重温往事。因为那些往事中，不仅有慈母之爱，还有太多的忧愁。

母亲去世后，更不敢读了。

我们最初的家

我们最初的家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13 号一个大院里。

那条街属于“安字片”——“安字片”是由“安”字打头的街组成，如“安心街”“安宁街”“安顺街”等等。

“安字片”既不属于“市里”，也不属于“市郊”，在市中心与市郊之间。这一区域的街全是沙土路，而“大院”也完全不同于人们常说的什么单位或机关的“居民大院”。“安字片”的所谓“大院”，最初是些独门独户的俄国侨民的私家宅院。他们在本国时多是中农或富农，在哈市重建了家园后，仍习惯于在院子里养马、养牛、养羊，靠出租马匹和售奶为生，所以有的院子比较大。他们回国后，那些院里才住入了中国人家，多数是普通劳动者人家。安平街13 号就是一个不小的院子，住入了七八户人家。我家的房屋在院子最里边，两套连排，各开各的门，面积同样大——大屋是里间，15 平方米左右;小屋是外间，12 平方米左右。各家还有三米左右的“门斗”。北方冬季寒冷，“门斗”主要起挡风作用。

我就出生在那个起先的家里。听我母亲讲，是私人接产士到家中将我接生下来的。当年的哈尔滨，有不少私家诊所，都有接生的能力。一般劳动者人家的母亲们，若怀孕情况正常，几乎全在家里生孩子，可省不少钱。

我能记得的小时候的事非常有限，无非以下几件：

某年春节前，我父亲的单位——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慰问职工家属，我母亲参加了慰问会，带回了一些奶糖，估计有两斤。母亲给了我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每人一块，之后将糖藏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奶糖，那种好滋味对我产生了巨大的诱惑，一发现母亲藏糖的地方，经常偷吃。结果到春节时，糖少了一小半。弟弟妹妹都骂我“馋鬼”，母亲却没太严厉地斥责我，只不过叹口气，不满地说：“你呀，老二呀，别忘了你也是当哥哥的呀，家有好吃的东西不先想着弟弟妹妹，对吗？”

我羞愧无比，主动提出只分给我几块就行了。

从那一天起，我有了自己也是哥哥的意识，在手足之间，吃的，穿的，哥哥理应让着弟弟妹妹。

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上二年级那一年，某日早上，母亲和我们吃早饭时，听到一声巨响，我家一根主梁断了，锐利的断角戳在桌面上。那日风大，将隔院人家高耸的砖烟囱刮倒了，砸在我家房顶上。如果断了的大梁戳在我家任何一个人身上，肯定当场毙命无疑。那真是险而万幸之事！

母亲和我们惊魂甫定之后，居然心生出一种暗喜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家住在那个房屋里已十余年了。那房屋本是俄国人建来给替他们养牛马和看院子、做杂务的佣人们住的，品质很差，十余年后已经严重下沉了。那种房子，如果经常维修，估计情况会好一些。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母亲是女人，哥哥刚上中学，家里也没个能修房子的人啊。所以，我们的家已门不像门、窗不像窗，夏天漏雨，冬天透风了。墙皮也酥了，成片成片地往下掉。窗子只有一半在地面以上了，白天只能照入一会儿阳光。过了那一会儿，就得开着灯，否则屋里很黑。

母亲竟然对哥哥说：“也许，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呢！”

哥哥不解，我们更不解了。

母亲又说：“咱们的家现在成了危房了，我这就去找你们爸爸单位的驻哈办事处，要求帮助咱家换一处房子住。老大，你上午千万别离开家，房子一旦摇晃，立刻带领你弟弟妹妹们往外逃！”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星期日。哥哥原本是要到学校去参加什么活动的，听了母亲的话，哥哥“嗯”了一声。

母亲梳了梳头发，拍拍身上的尘土，匆匆走出去了。我家谁都没吃完那顿早饭。

哥哥命我们穿好衣服和鞋，与他聚在门口，随时准备往外跑。

中午时分，母亲回来了，说驻哈办事处已经摘牌了，撤到西北去了。她得接着去找区政府，因为放心不下家里的情况，先回来看看。母亲说完，喝了几口水，又匆匆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