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我一直在写生命进化的那种愿望

作为2022年新春大剧，《人世间》以现实笔触，回溯新中国五十年来的百姓生活史，通过中国北方城市里一个平民社区“光字片”周家三兄妹的生活轨迹为故事脉络，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百姓生活的跌宕起伏，呈现了一部中国式家庭变迁的生活史诗。

这部电视剧是根据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的长篇小说《人世间》改编的，长达58集。电视剧项目由腾讯影业等发起，李路执导，王海鸽和儿子王大鸥任编剧，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领衔主演。

小说《人世间》，分上、中、下三卷共115万字，六十岁的梁晓声初稿写了五年，又修改了三年，靠手握铅笔一共写了八年，才创作完成。

五年写成《人世间》

张英：小说《人世间》里会有哪些时代印记呢？

梁晓声：小说家应该成为时代的文学性的书记员，这是我的文学理念之一。一路写来，我渐渐意识到：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开始了，时代和时代之间不可能像打隔断墙那样截然分开。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总会或多或少地发生现象、问题、矛盾的部分重叠。诚如我们常说的，旧的问题、矛盾遗留下来，尚未完全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矛盾接踵而来。二者彼此交融，纵横交错，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成果都得来不易。如果要将发展成果讲足，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是比较。既要同别国进行横向的比较，也要同自己的从前进行纵向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民间的实际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尤其具有说服力。

于是，我就想写一部年代跨度较长的小说，尽可能广泛地通过人物关系描绘各阶层之间的亲疏冷暖，从民间角度反映中国近五十年来的发展图景。

张英：《人世间》最初是源于什么样的考虑？

梁晓声：在和好朋友交流时，我说想写一部超大超长的长篇小说。结果没想到朋友提醒我：不要写那么长，最好写二三十万字，好定价、好销售。你写那么长的小说，今天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都没有了耐心，谁出谁买谁看？

我年纪这样大，还想着我这本书应该怎样写、人们到底喜欢看什么、能多印多少册、多得多少稿费？那也太悲催了。我不愿这样去迎合市场，只想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我写了这么长时间，快写了一辈子了。好好写一部作品，向文学致敬。文学影响过我，相信它也会影响别人。

张英：《人世间》可以看出近五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那时候买东西还要有各种各样的票证。

梁晓声：这种生活并非城市最困难家庭独有，而是当时普遍现象。现在普通饭店的任何一桌饭菜，过去北方家庭春节也都几乎吃不到。1990年，我在北京家里第一次洗到了热水澡。中国社会发展变化之大，不回头比较，印象是不够深刻的。因此，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997年，我就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想要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一直酝酿到2010年的时候，开始有一些人物在头脑中产生出来了。这本书写了三年，那三年确实很苦，用笔用稿纸写，400格的稿纸写在框内，每个标点都标得很清楚。

我写《人世间》的时候案头会有一些书，帮助我回忆70年代有哪些事，哪一年出现什么情况，比如深圳哪一年开始划为特区的，哪一年明星走穴开始盛行的，我要相对把握准确一些，有这样的书籍，比如说我们在70年代、80年代的工作和生活，就拿来参考一下。

中国百姓的平民史诗，记录五十年中国社会沧桑巨变，普通人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世间。

哈尔滨的大杂院

张英：您是出生在哈尔滨道里区安平街13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自传体散文《似梦人生》中看到您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母亲也是文盲。外祖父读过几年私塾，是东北某农村解放前农民称为‘识文断字’的人。”后来，北大荒的知青经历，及至1977年，您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命运才算彻底改变。

梁晓声：我出生在一个生活贫困的大家庭。父亲是哈尔滨一家建筑公司的三级抹灰工，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家里共有五个孩子，我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七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日子过得非常困难。我在长篇小说《人世间》中，写到了我笔下虚构的人物，就写到了糟糕的邻里关系。要结婚，在自家的房屋旁再盖出一个小小的偏房，可能就会影响邻里关系。哪怕你挡住一点儿阳光，邻里以为你多占了一点儿地方，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邻里矛盾，但是主体可能是，越是底层人家多的院落，越会体现出一种抱团取暖的状态。每一户人家，在日常生活中会短缺很多东西，可能随时要借东西。

好在院子里边会有叔叔们，他们通情达理，都是为人正直，富有威望。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们会使很多生活里的矛盾和恩怨，通过民间的方式化解了。

北方的大杂院，之所以加一个“大”字，怎么也要在六七户人家以上。我家住的这几条街的名字光仁街、光义街、光礼街……连起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不知道当年是谁起的街名，这个起名的人一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了解。

我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家中小小的房子里边有一个炉子，炉子上面有一口大锅，大锅里煮的米，还不能煮熟，还得把火压上，因为火很旺的话会失火的。我起来第一件事把火捅旺，把粥煮熟。

我那个时候只不过小学四年级，床上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北方的炉子要不断加煤，加煤要把锅端起来，我端不动锅的，端起来就靠在腹部，你放下锅的时候，突然发现衣服全黑了，但没有衣服可以换，除了过节之类没有第二套衣服，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最体面能上学的那一件。

因为父亲在我小学读五年级时，就到大西北去工作了，家里五个孩子，他是建筑工人，他挣的工资又不高，比如说五级瓦工，能寄给家里也只不过四十几元钱。我从读小学，母亲一到我开学就让我找街道去写申请报告，还要请哥哥写申请免费，还要享受助学金。

实际上我小学是“逃学鬼”，就是经常不上学。不上学到什么程度呢？北方的冬天天亮得很晚，我的母亲应该是六点多钟就出门工作了，她当时为了挣十几元钱去做临时工。我的哥哥七点多钟就上学去了，他一直是学校的好学生，大我六岁。

我读初一的时候，家里的情况好一点儿了。哥哥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了，家里的生活也相对稳定了一点。没想到哥哥上唐山铁道学院，大学第一学期，就患了精神病。

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家，又有一个精神病人，他半夜出去要找“敌人”，拦也拦不住，我和母亲冬天的时候就陪着他，敲开一些人家的门，还要赔礼道歉，那种局面，非常尴尬。最后，我们学校知道我已经不能正常上学了。

张英：曾经在《我的小学》里读到您说：“我想挣钱，贴补家用。我捡过煤核，扒过树皮，拉过小号，最后老师找我谈话，你中学没毕业怎么办？母亲也是这个意思，最后我想考哈尔滨的师范学校，将来做一名语文老师，但是这个理想没有实现，后来就当知识青年下乡了。”

梁晓声：我们大多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到贫穷。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富来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但再困难的日子，也有快乐和安慰。母亲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经常给五个孩子讲故事。母亲讲的那些故事，还有附近的书摊上的小人书、连环画，将文学的种子、讲故事的能力，埋在了我的意识里。

张英：1974年，初中毕业，您就下乡当知识青年，到了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插队。

梁晓声：我为什么下乡？上山下乡当知青，参加劳动每月有工资，而且工资很高，能有42元。什么概念？当时我父亲每个月才给家里寄40元。我一下乡能挣42元，当年可以养家糊口，养活好几口人。所以当时，我每个月给家里寄20元，再苦再累，我的选择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寒带地区，有寒带补贴，一般知青挣32元，知青中有团部知青，或者做参谋、做干事，师部知青，甚至有副团长、参谋长，有兵团总部的，他们经常坐着吉普车下来的，虽然身份、职位不同，但关键的一点，工资都一样，差别不大。

为人正直一辈子

张英：《人世间》里的主人公周秉昆，是以您的弟弟为原型写的吗？

梁晓声：周秉昆是酱油厂的工人，我小弟弟就是酱油厂的工人，他退休也是拿着酱油厂的退休工资，他在工作中也犯过错误，由于失误跑了两吨酱油，后来他人了党，还做了纪委书记。工友这个群体的故事，在许多作品中被边缘化了，几乎很少有关于他们的故事。

小弟弟看过小说《人世间》，也很好奇电视剧《人世间》会怎么拍自己的经历和故事。但很可惜，小弟弟去世的时候，电视剧还在后期制作，没有完成。原本期待弟弟能看到电视剧，却未能如愿。

张英：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从事编辑工作，那时您只有一间11平方米的单身宿舍。

梁晓声：就房子这事，我1976年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住的那个宿舍只有11.7平方米，一直住到1989年我被调到儿童电影制片厂，搬了一次家，房子由11.7平方米变为13.7平方米，增加了两平方米，一直住到2002年。

张英：刚刚过去的2021年，对您来说，是很难过的一年。

梁晓声：先是小弟弟、小弟妹去世，接着是三弟妹去世。除了人生别离的痛苦和悲伤外，一边忙着写作，一边还要尽我所能，想方设法去帮助这几个家庭，解决生活困难，过好日子。周家三个孩子身上的特质，我身上都有一些。我和我的知青朋友们，则像《人世间》里的大哥周秉义。比如周秉昆和他哥们儿之间的友谊，就和我做知青时对朋友们的感情一样，面对知青朋友的祸福命运，我能做到挺身而出。周秉义身上的理性，是我后来逐渐学习得来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自己也慢慢成熟一些，还有周蓉身上的特立独行，也是我所喜欢的。

我的写作，是一场与自己的对话。当我写到周秉昆挺身而出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你相信人就应该这样做吗？你现在还能做到这样吗？你仍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值得的吗？虽然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但以我的人生经历来看，我认为周秉昆这样做是对的，只有我自己相信了，我的故事才会自然而然地写出来。

张英：写作《人世间》也是自己内心世界的一次梳理。

梁晓声：我认为没有作家能够仅凭经验和技巧，就把自己并不相信的价值观写出来，能写出来的，一定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达。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通过书写人物命运的种种变迁，来反映大时代的演进过程。一个人和城市的关系，主要是在他童年少年时的经历和印象，回忆起来更有感情。对我来说，故乡哈尔滨每个建筑、每个街道都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人世间》用文字为家乡人画了一组群像。我既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通过“应该怎样”，体现现实主义亦应具有的温度，寄托我对人本身的理想。

张英：我感觉《人世间》也是和年轻人的一次对话。

梁晓声：我期待《人世间》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一是关于善的教育;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怎么看待利益、友情、亲情的关系。

如果我们中国人只剩下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钱的话，那么我们14亿人的绝大多数的那种痛苦，谁都安慰不了。

我看《动物世界》，我就在想，人和动物究竟有啥区别？区别就在于动物为了活着一定要捕食，来满足胃肠的活动。我们人类除了温饱生存，这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还可以相信除了金钱以外的另外一些事情。所以这样一想，唯金钱论是一个向下的问题，不是一个向上的人生。连小说的主人公周秉昆的境界都不如，也不如那个一心想去农村支教的蔡晓光。

我小的时候，家里那么穷，日子的光色那么灰暗，我为什么还读书？因为书里有温度，有美好的人性，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哪怕愁苦，但是是真实的生活，读这样的作品才感觉到文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