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的边界
作者： 阿栩
胡倩：建筑是凝聚社会人文的艺术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见到胡倩时，她为了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几乎一夜没睡，可脸上却不见一丝疲惫，依旧兴致盎然地和我们聊起自己近期的魔鬼日程。
作为建筑师，尤其是一名专注于文化演出建筑的建筑师，胡倩很难将生活与工作完全分开。每一个项目，对于建筑师而言，都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知识体系与艺术素养。技术层面、人文层面，乃至运营层面，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建筑师需要去设想一栋建筑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很多人觉得建筑师和运营没有关系，其实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设计公共建筑时，建筑师需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去设想好运营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平时的各种观察、各种积累、各种思考。”
受到日本建筑教育的影响，又师承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矶崎新，胡倩始终认为建筑师同时也是艺术家。但人文创作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建筑人文亦是一条小众而艰难的道路。比之纯粹的艺术，建筑师不能纸上谈兵，而应在异想天开与务实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二者之间的博弈便是让胡倩痛苦又兴奋之处。
“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挑战你自己，挑战各种社会制度，但又不能只是空想，因为你还需要和团队一起把它做出来，这就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但它带来的精神层面的反馈是无与伦比的。”
绝对的原创，是胡倩进入每一个项目时对自己和团队最高的要求。跨一步，又退半步。“原创”二字说来容易，但真正到了实际操作中，胡倩意识到每个项目里能有一个点是绝对的原创，已经十分不容易。材料、空间、环境、人文、哲学，有时艰难地跨出原创的第一步之后，胡倩和团队才发现它可能根本无法操作。
收到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项目的任务书时，甲方其实只给设计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打造出世界一流、中国顶尖的声学条件。尽管国内还没有声学条件达到一流的交响音乐厅，但这对于胡倩而言并不是一个难题。或者说，在胡倩看来，一个交响音乐厅拥有顶尖的声学条件只是必要条件，但绝不能止步于此。
“要达到世界一流的声学条件是有难度的，但对于建筑师来说，不能只按照这个目标去做。如果只是想达到这个条件，那我去看看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音乐厅是什么样，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就好了。这从我的素养和职业操守上来说，是远远不够，也是绝不能接受的。”
如何在交响乐团音乐厅里实现一点绝对的原创，成为了设计这栋建筑时最大的挑战。最终，她将自己的落点放在了交响乐与时代的关联上。现在大部分的交响音乐厅都是为古典乐修建，但胡倩希望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是一个可以适应未来的文化演出场所。胡倩的好朋友谭盾会在演出时使用投影等新媒体手段，这给予了设计师灵感，将投影屏幕、声学设计与音乐厅的内墙相结合。
“我们考虑的是未来的演出会有怎样的可能性，它可能不只会有交响乐，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配合手段。对于未来的演奏者来说，他们需要的也不只是古典乐，可能还有更多的形式。我们希望在声音之上去引领未来，这就是一栋文化建筑的生命力。”
Q&A
Q：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也在上海设计了很多建筑，你如何在建筑设计中融入上海本土的文化？
A：哪怕只是上海这一座城市，它各个区域的特征也是不同的。比如上海喜马拉雅中心，当时浦东那一片还没有太多建筑，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一个有昭示性的地标建筑。但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它位于衡复保护区，我们希望它的形态能更好地融入周边的氛围，去尊重这一片的城市特征。到了朱家角水乐堂，我们引入了水系，对一些当地特殊建筑进行了借景，希望在建筑里除了符合风貌外还融入水乡文化的特征。
Q：设计像图书馆、美术馆这样的文化建筑时，你最看重的要素是什么？
A：是它在未来能够被一直运营下去的可能性。说到底，一栋建筑终究还是需要人去使用它、去运营它，它才能够拥有生命力。刚才已经提到过音乐厅和图书馆，美术馆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许多欧洲的古典美术馆在建立之初是将宫廷收藏向公众开放，之后美术馆有了现代性和公共性，空间就需要更多考虑如何突出现代作品的存在、如何让观众的体验更好。白盒子就是这种现代美术馆空间的诠释。到了当代以及未来，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品的未来特征，比如让展厅自身具有一定的变化，去鼓励和激发艺术家结合变化空间创造出更多新时代的作品。这些都是我们在考虑建筑空间和它的未来时，会有的出发点。
Q：你总是提到建筑的生命力，能用一个项目来具体解释一下吗？
A：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一个未完全实现既定目标的案例。我们在十多年前设计上海喜马拉雅中心时，希望内部有一个可以被混合使用的商业文化空间，进了酒店宴会厅就好比进了美术馆，进了美术馆就好比进了演艺厅。我们当时和业主说这个概念时，大家都觉得很好，但其实后来执行出来，发现我们对于“混合使用”的理解差别很大，最后就变成在不同的厅馆之间开了扇门，虽可以实现让几个独立功能之间相通，但这不是混合，即理念没有完全被体现出来。如果当初的设想能够实现，我相信这栋建筑的生命在未来会更放光彩。
钟凌：可以生长的建筑就是适应未来的建筑
钟凌生活、工作了多年的巴黎，在他看来是一座城市规划非常健康和成熟的城市。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巴黎仍然拥有一个对人非常友好的城市尺度，更通俗地说，哪怕只是用步行来丈量这座城市，依旧让人感到十分舒适。巴黎的城市规划模式同样深深影响着钟凌的建筑设计理念，“他们在做一些新的决策时，不会轻易推翻过往的成果，而是会非常慎重地去保护和传承，把创新融入其中”。
刚回到国内创业时，钟凌能明显感受到在国外吃香的工作模式，遭遇了水土不服。在建筑设计体系成熟的欧美，业主下达的任务书往往十分完善，也会给予建筑师足够的时间去细嚼慢咽、精准地推敲每一个方向。但在国内，大部分建筑的设计周期都不到国外的四分之一，许多业主并不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建筑。
“很多时候，一些适应能力不强的海外设计师来到中国，他的概念和方案都会因此夭折。我这些年最坚持的是建筑结构功能一体化，这在海外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但在国内大家习惯于先解决功能的需求，再去设计建筑，最后再来考虑结构问题，这是一个被动的融合。我希望在我们的项目里，让这三者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
在国内进行建筑设计多年，临夏大剧院的项目对于钟凌而言是最难忘的。面对一种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文化以及当地政府并不充裕的预算，这个体量不大的项目在最初给了钟凌很大的挑战。在完成这个项目的几年里，钟凌对于建筑师这个职业的终极目标进行了很多思考：比起完成建筑师本人的理念，更重要的是去帮助业主解决问题；比起把自己的创意卖给业主，更重要的是根据业主的需求去发挥自己的创意。
“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遇到了非常多的矛盾和争议。首先我们希望尊重当地的民族文化，我们也希望可以赋予这个建筑更多虚实之间的变化。最终的设计里，我们在大剧院的顶部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这样一个留白并不是业主要求的，但我们希望未来的某一天，大家可以发现这个空间并把它好好利用起来。”
Q&A
Q：你操刀过很多大型的项目，也设计过一些体量不大的建筑。这二者的异同在哪里？
A：共性是它们对于城市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力，最终要考虑的对象还是人本身。
大型城市规划更多考虑城市和周边区域的关联度、区域内部的组团关系以及建筑群的整体风貌，很多细节是需要放弃和忽略的。小型的建筑设计正相反，它需要关注人和空间的关系、外立面材质和周边建筑的关系，有时也需要跳出来，站在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
Q：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很快速的，你觉得未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A：在做中国内地的项目时，因为节奏很快，我们至少要保证它的骨骼和结构的吻合度是很高的，同时灵活性也是很高的，做一些适度的留白。一栋高楼大厦，只要它的结构和建筑本身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未来改造就有很多可能性。
Q：你设计过很多公共建筑，它们会怎么影响当代人的生活？
A：马丁·海德格尔讲的一句话很好：建筑的宿命超越了甲方、建筑师的个人意图，牵连着许许多多的人群。公共文化建筑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在精神层面上对城市作出贡献的建筑，因此除了满足自身功能需求，还需要承担起一个区域里精神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做设计的时候，你就不能只研究业主的需求，需要更多去思考这座城市的在地文化，同时还要考虑在经过时间洗礼之后，这个建筑能够给这座城市留下些什么东西。
范蓓蕾是此次我们访问的建筑师中最年轻的一位。短发、黑衣，看起来干练的她说起话来亦是温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范蓓蕾将建筑师看作是一名个人创作者，这也是她成立亘建筑师事务所的初衷，给自己一个通过建筑发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