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氏西餐厅在上海的8423天

冒险

1995年，澳大利亚人米歇尔·加诺特（Michelle Garnaut）打算在亚洲开一家新的高端西餐厅，主打 ne dining。

那时候她在香港拥有一家名为M at the Fringe的西餐厅，开业七年，经营状况良好，价格位于亲民与高端之间，被媒体称为“开创香港时尚餐饮的先河”。扩张商业版图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曼谷、新加坡、马尼拉、雅加达，米歇尔跟随朋友们的建议，去了亚洲许多国际都市勘址，但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地点。

直到1996年末，她被邀请到上海和平饭店，办了一个为期12天的快闪餐厅（Pop-up restaurant）。这12天里，她发现上海有着数量庞大的外国游客、居民，但却没有一间独立、正宗、高端的西餐厅供他们消费。对于一位餐厅经营者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巨大的、尚未被开发的市场。

她当即决定，下一家餐厅要开在上海，选址就在和平饭店所在的外滩。

朋友们都觉得她疯了，“上海不需要高端西餐厅，更不需要finedining”，大家都纷纷劝米歇尔放弃这个想法。

朋友们的想法不无道理，1987年肯德基在中国大陆开设第一家门店，接着是1990年的麦当劳和1999年的星巴克。在上海，最受欢迎的西餐厅是红房子和金钱豹，人均消费不超过100元，大众对于西餐的认知基本停留在快餐阶段。便宜、方便，一家西餐厅想要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做到以上两点就足够了。

当时的上海没有一家主打fine dining的独立西餐厅，所谓finedining，指的是较为正式的高级料理，对于餐厅的环境、服务以及顾客的着装都有一定的要求，人均消费一般会在500元以上。

外滩更不是传统的高端餐厅聚集地，东方明珠塔和金茂大厦刚刚建成，北外滩一带一片荒凉。没有太多的人看好浦东新区的发展，在大部分外国人看来“东方明珠塔和摩登无关，甚至有些丑”。天黑以后，没有射灯和灯光秀，外滩和黄浦江都是黑漆漆一片，鲜少有游客会造访。

不过米歇尔第一次到外滩5号七楼时，就爱上了这个空间。尽管四壁光秃秃的，但走到露台上，米歇尔看着眼前的黄浦江和东方明珠塔，“觉得上海这座城市的未来正在自己眼前徐徐展开”。她立刻决定租下这层楼，餐厅名为米氏西餐厅（M on the Bund）。

要在外滩开一家独立于五星级酒店的西餐厅并不容易，外滩5号原名日清大楼，曾经由海运局使用，但从来没有一家餐厅在这栋历史悠久的大楼里取得过营业执照。

当时外滩5号的店铺入驻由一名姓张的女士负责，糟糕的是，她对英文一窍不通。对于不会说中文的米歇尔来说，雇佣一名中国员工（上海人最佳）显得尤为重要。刘霞影是米歇尔雇佣的第一位员工，两人的初次见面在静安寺的希尔顿酒店。“一位高大但亲切的女士”，这是刘霞影对于米歇尔的第一印象。

在刘霞影的推进下，米歇尔与张女士的“谈判”缓慢而艰难地进行着。突破口来自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巧合：米歇尔发现自己与张女士的生日非常接近，同年同月，日期也只差几天。

“我们一定是‘姐妹’。”张女士兴奋地对米歇尔说。

“要和人建立具体的联系”——一种十分中国的行事方式——这是米歇尔在中国学到的第一课。在那以后，一切事宜的推进都变得超乎想象的顺利。签订租约、申请营业执照、装修，米氏西餐厅的开业一天天地近了。

1999年1月23日，米氏西餐厅正式开业。当天晚上，米歇尔和员工一起撤掉了餐厅里原有的所有桌椅，开办了一场开业派对。来的客人里有米歇尔在和平饭店时认识的外国商人、政客、有被朋友带来的外企员工、有对上海并不熟悉的外国游客，甚至还有M at the Fringe的客人专程从香港飞来上海庆祝米氏西餐厅开业。大家举着香槟、鸡尾酒、巴黎水，有歌手在台上唱歌，觥筹交错，一直欢聚到深夜。

刘霞影负责站在门口接待客人，那是极其忙碌的一夜，“客人来了，我们要帮忙放衣服，但人多到根本来不及（挂起来）”。

黄金年代

“贵”是许多上海人对于米氏西餐厅的第一印象。

陈希瑞在2001年第一次听说了米氏西餐厅。那时她还在读大学，好朋友被一位外国友人邀请去米氏西餐厅用餐，回来以后兴奋地和她说：“我今天去吃了一家特别贵的餐厅，人均800元，在外滩。

“人均800元，你骗人吧，上海哪会有这么贵的餐厅。”陈希瑞笑着反驳，在她心中，人均100元的红房子和金钱豹就是很贵的西餐厅了。

在开业以前，米歇尔就意识到价格可能成为餐厅经营的一个问题，“在商店里买一瓶可乐只需要两块五，但在米氏西餐厅，你需要25元”。而在当时的上海，大部分人显然并不能负担起这样的消费。但在米歇尔看来，米氏西餐厅的“贵”是有道理的：装修整个餐厅她一共用了一百万美元;仅仅是整修楼里的电梯，就花掉了72万元人民币。

从这一角度来说， ne dining的精髓正在于此：餐厅并不只是单单为了提供食物而存在，它为前来用餐的客人提供了一种舒适的氛围。

“你可以在这样的氛围之下进行商业洽谈，和男朋友进行一场约会，和你的父母进行一场聚会，在这里你会留下独特的回忆。”米歇尔说。

高昂的人均价格导致了另一个突出的现象：米氏西餐厅在外国人里知名度很高，但本地居民却并不太在意它的存在。

陈希瑞2004年入职米氏西餐厅，同一年，另一件有关高端餐饮业的大事正在发生：外滩3号和外滩18号相继开张，外滩沿岸正式成为了fine dining的聚集地。陈希瑞还记得米歇尔那年总和他们讲的一个笑话：她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想出M on the Bund这个名字，首创了“on the bund”这个概念，外滩3号和外滩18号只花了三秒就“偷”走了这个名字。

不过在2004年，这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小插曲，完全无法影响米氏西餐厅火爆的生意。陈希瑞记得自己刚入职米氏西餐厅工作时，当时合作的PR公司会每个月统计国外媒体对于餐厅的报道，每次都会整理成一本厚厚的册子。

“当时对于上海来说，这是第一家独立的 ne dining restaurant，在国际上的名声是非常响的。对于中国客人来说，他们更熟悉外滩3号和外滩18号，甚至不知道M on the Bund才是（外滩）第一家（独立高端西餐厅）;但在外国客人眼里，他们不知道外滩3号和18号，如果来上海，他们一定会来的餐厅是M on the Bund。”

每一位早年加入米氏西餐厅的员工都有一段关于它辉煌过去的独家记忆。

陈希瑞记得，最早的时候，来用餐的外国客人还有给小费的习惯，一个服务员一个月的小费收入可能会比他的正常工资还要高。

“当时米氏西餐厅是外滩5号里唯一一家餐厅，没有统一的泊车员，所以是我们这边的员工在做这件事。每到下雨天，你只要帮那些外国客人开车门、撑伞，他们都会很慷慨地支付小费，一晚上的收入都是非常可观的。”

翟康在2008年加入西餐厅，负责Glamour Bar的经营。由于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一批外国游客涌入中国，米氏西餐厅的生意也迎来了一个小高潮。外国客人习惯于在用餐前后都喝一些酒，米歇尔趁势租下六楼的空间，做成了一个酒吧。

“瓶装香槟”是酒吧生意好坏最直接的衡量标准：火爆的时候，翟康一晚上能为客人开上二三十瓶香槟。外国客人爱喝酒、爱聚会、爱开派对，Glamour Bar开到凌晨3点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翟康从外滩5号的大楼里走出来时都有一点恍惚：耳边似乎还响着欢快吵闹的迪斯科音乐，楼下的街道却空空荡荡。

“那时候外滩凌晨3点基本已经没人了，马路上也没车，乌黑一片，和酒吧里氛围的反差感特别大。很多客人来酒吧都是为了庆祝某件事，外滩的酒吧又不多，Glamour Bar的装潢很漂亮，风景也特别好，很多人会觉得来这里是一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见到名人是极其平常的事情。许多政要人物、商界人士、影视明星来到上海，都会光顾米氏西餐厅，其中包括意大利著名的菲拉格慕家族、英国爱德华王子、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巩俐、章子怡、张艺谋、王家卫等。每年最热闹的时候是3月，上海举办F1赛事，比赛结束后，车队的聚餐地点往往会选择米氏西餐厅，餐厅的老员工几乎都见过那些大名鼎鼎的赛车手。

米氏西餐厅的火爆也给员工们带来了一些“甜蜜的烦恼”。陈希瑞加入米氏西餐厅后负责的第一项工作是管理餐厅的位置预订工作，那时餐厅和香港一家只做高端小团的私人旅行中介Abercrombie & Kent有合作。中介订不到位置时，常常半夜给陈希瑞打电话：“你知道我是在给谁订位置吗？”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很无奈，我们对所有客人都是一样的，你告诉我你要订什么时候的就可以了，你不用告诉我是谁来。如果真的位置都订满了，那什么大明星来，我也没办法给你安排。”

文学节

在F1上海站之外，每年3月还有另一场独属于米氏西餐厅的盛会：上海国际文学节。

“More than just a restaurant.”这是米氏西餐厅的slogan，在经营一家优质餐厅以外，米歇尔有更大的野心：她希望米氏西餐厅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成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

上海国际文学节正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1989年，M at theFringe刚在香港开业时，一个在墨尔本开餐馆的女性朋友建议米歇尔举办文学节，当时的她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运作一家餐厅已经不易，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再举办一个文化沙龙呢？

但这颗关于文学节的种子从此在她心底种下，并在2002年的上海成功破土而出。那年，米歇尔邀请自己的朋友来到上海，演讲的主题是“马提尼酒（Martini）与文学”，台下的听众只有几十人，大多是米歇尔的好友或是米氏西餐厅的熟客。

沙龙一共举办了两场，他们一起谈论了书籍、电影和餐厅里的各类马提尼酒，每个人都喝下了三杯马提尼酒，结束之后不少人已经醉倒在Glamour Bar。

这便是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前身，第二年作家变成3位，第三年变成10位（从这一年开始，米氏西餐厅的文化沙龙开始定名为“上海国际文学节”），到2018年，一共有44位作家参加了文学节。文学节的举办地点也从六楼的Glamour Bar搬迁到了七楼的Glam酒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