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一、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哲学基础：一元和合与和而不同的智慧

中国的哲学逻辑以一元和合为基础，强调“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传统理念中有阴阳对立，但更强调阴阳平衡，阴阳转化，阴阳和合而统一成太极。有了阴阳的转化，也就有了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生生”，强调辩证思维，认为死亡、灭亡、消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开始，因此眼光就不会仅局限在当下，不会局限在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国家，还会放眼过去、未来，胸怀你方、他方，最后“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古人考虑事情，多想的是“千秋万世”“家国天下”，千秋万世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家国天下是空间上的整体性。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和“生生”的理念奠定的中国古人整体性的时空观。一体观和整体性思维使中华大地各处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并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历久弥新。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并立，国家纷争。面对各国的差异，营造和谐相处的关系是重要的外交问题之一。正如孟子所说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彼此差异、不求完全一致。晏子打比喻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并得出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和”与“同”，看起来很相似，实际上大不相同。

《左传》记载：齐景公打猎回来，晏子在旁陪侍。这时梁丘据骑马赶到，齐景公感叹：“只有梁丘据与我相和啊！”可晏子却说：“梁丘据是跟您相同，怎么是和呢？”齐景公就问：“和与同有什么区别？”晏子就用烹饪羹汤作比喻，“和”就像用水火来烹煮食物，厨师要用各种材料调和，补充不足的方面，减少过量的方面，使营养相补、味道协调，吃了这样的食物，可以平和身心。接着，晏子引申君臣之间关系也是如此，国君认为可行的方案中如果有不可行的方面，臣下应该指出来，才能弥补不足；国君认为不可行的方案中如果包含有可行的理由，臣下也应该指出来，才能维持平衡。这样政令才能通畅，不会违背情理，百姓就容易接受。但是梁丘据恰恰相反，总是附会齐景公，景公同意的他就同意，不同意的他也不同意，就像用清水去调和清水，琴瑟只弹奏同样的音符，没有任何帮助。通过晏子的比喻很容易理解，真正的“和”正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发挥所有不同因素的特长优势，形成相互支撑、相互弥补的局面，既促成更广大的共同体，又让每个因素都实现价值、得到成长，才是“和”的效果。

晏子的故事中，正体现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中国人自古就主张“和而不同”，《论语》中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其中所说的“合异”就是指异中求同、求同存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

中华文化既尊敬和欣赏文化间的差异性，也寻求不同民族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共同性，以达到共存共荣。正是传统文化中共同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道德观念，能够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倡导“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要求“最大限度团结依靠各族群众，使每个民族、每个公民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成果”。

二、二元对立的哲学与“文明的冲突”

西方的哲学逻辑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由此催生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冲突是普遍的。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明国家或集团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这些所谓的“冲突”，无非是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各种现实冲突，以及将西方内部冲突（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外溢，使之表现为貌似具有普遍性的冲突。真正的文明不会冲突，起冲突的非是文明。既文且明，乃合于道，内则和合一体，外则文明融合。“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西方话语逻辑的掩盖下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而将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装入“文明冲突”这一箩筐而形成的伪命题。

事实上，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背景、历史条件、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各不相同，因此实现民主、自由的方式必然有其国家、民族的特色。然而西方国家对此熟视无睹，不仅认为只有自己所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是普世的，还坚持认为实现民主自由的道路只有西方道路这一条。例如，美西方国家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一人一票作为民主的标配，并以此作为普世价值来抨击他们认为不“民主”的国家，如中国等。这是把不具备普遍性的特殊性、具体性的路径当作“普世性”的价值来追求。这是美国力图把其作为仅有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实行民主的形式强加于中国这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且具有长期统一历史经验的文明大国，其做法就如同将“小摊贩”式的治理方式取代“超级市场”的治理方式一样幼稚可笑，其根源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及其导致的傲慢与无知。这就是把达到民主的具体方式和途径混同为“民主”本身。

正如“条条大路通罗马”的道理一样，实现民主的目的也可以有不同的道路、途径和方法，即“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没有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智慧，因而把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方式混为一谈。

针对“文明冲突论”，费孝通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世界上各个群体大多是自给自足，自我发展，是“各美其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封闭的群体被打破。进入现代社会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群越来越成为了休戚相关的整体，就必须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容忍不同的价值观，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三、发挥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尽管各个国家都不尽相同，也会存在分歧矛盾，但是应当认识到世界正是因为不同才会如此丰富多彩，认识到各自的不同，做到“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才能和合共生、和谐相处。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强调“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国与国之间、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引起的各种问题全球化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为应对并化解危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世界呈现多元文化的格局，只有从多元走向一体，也就是走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道路。

这就要求每个国家从自身做起，坚持以和为贵，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秉承平等协商、开放创新、同舟共济、坚守正义的大局观，开创共赢共享、发展繁荣、健康安全、互尊互鉴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唯有如此，才能建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地球花园。在这个和谐家园中，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能够放宽心胸，彼此包容，求同存异，荣辱与共，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实现“天下一家亲”的理想，让世界文明的大花园因百花齐放、姹紫嫣红而美不胜收！

总之，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源自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背后“生生”的追求，支撑“和而不同”理念的是高度的文化自信。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将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外来文化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本土化，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外来文化本土化，就是要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将其融入到“志于道”的中华文化之中。“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反噬——即使在国家形态遭受局部入侵乃至发生朝代更迭时，文明也并未中断。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核心成员〕

天地和则万物生，君臣和则国家平。

——宋·刘清之《戒子通录》

大意：天地和顺则万物生长发育，君臣和洽则国家太平无事。

解读：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十分强调“和”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作用。南宋著名理学家刘清之一生致力于教育，在朱熹的倡导下，他搜集西周至宋代有关家庭训诫的言论、诗文、专著，编纂了现存最早的一部集录式家训总集——《戒子通录》。其中提到了和谐可以使万物繁育、天下太平的道理。

崇尚和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从古至今，中国人对“和为贵”思想的论述和阐发不胜枚举。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便是对中华民族“和为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这句话常用来强调和谐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