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紫禁城遇见凡尔赛宫：康熙宫廷的法国风景

17、18世纪的中国，经明清易代，迈入“康乾盛世”；西方的法国，也正迎来辉煌、强盛的黄金时代。清朝的康熙皇帝与法王路易十四怀着对彼此国度的强烈兴趣，开启了中法两国交往的大门，中华文明的包容品质与法兰西民族的探索精神珠联璧合，促成了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华彩篇章。在故宫文华殿举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通过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等处收藏的约200件文物精品，展现百年间中法两国相互学习、借鉴的文化交流史。

顺治十八年（1661），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紫禁城继位，是为康熙皇帝。当时由满洲四大臣辅政，辅臣们思想保守，极力维护旧俗，激烈反对初入中国的天主教及相关西方学说，借故将汤若望、南怀仁等在宫中任职的耶稣会传教士下狱，宫廷中方兴未艾的西学一度禁绝。六年后，康熙帝亲政，凭借开放进取的少年锐气一扫旧弊，为涉案传教士平反，皇帝本人也投身到西方文化的学习当中，为此后即将到来并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中法文化交流创造了契机。展览中的“康熙皇帝常服像”正是这一时期的少年天子形象，画像中人物、方桌以中国传统书画技法绘制，屏风则采用欧洲焦点透视法画成，当出自一位掌握西方画法的中国宫廷画师之手。

康熙十九年（1680），南怀仁向罗马和巴黎致信，描述康熙帝对西方科学、艺术的热忱，邀请更多耶稣会士来华。南怀仁的呼吁得到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高度重视，正契合了这位“太阳王”对东方世界的向往之情，他决定派谴传教士去考察这个文明发达、文化昌盛的国家，初衷是“借中国的科学，改造法国的工业”。南怀仁虽是比利时人，但他的越洋信件却开启了中法交流的序幕。展览中的银镀金浑仪，用以演示太阳、月亮围绕地球转动的情景，也可表现出日食、月食等现象。浑仪黄道带上刻有满汉文字“康熙八年仲夏臣南怀仁等制”，正是这位精通天文历法知识的西洋科学家的作品。

路易十四精心选派了五位耶稣会士，从法国布雷斯特启程经暹罗（今泰国）来华。他们均精通数学，有“国王数学家”之美誉。康熙二十七年（1688），法国人历经波折终抵北京。众人在紫禁城乾清宫接受了康熙帝召见，皇帝“天颜喜悦，赐茶优待，各赐资银五十两，遣侍卫赵同回天主堂寓所”。此后， 白晋、张诚留在宫中，教授康熙帝数学、天文等知识，二人因学识渊博而备受器重，得到皇帝钦赐的位于皇城内的宅院。康熙帝对西方世界饶有兴趣，他不断向传教士询问欧洲特别是法王路易十四的情况。白晋记述道：“皇帝亲自向我们垂询有关西洋科学、西欧各国的风俗和传闻以及其它各种话题。我们最愿意对皇上谈起路易大王宏伟业绩的话题，同样，可以说康熙皇帝最喜欢听的也是这个话题。”法国耶稣会士们为东方的“康熙大帝”与西方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随着对法国耶稣会士了解与信任的加深，康熙帝也向遥远的法国伸出友谊之手。康熙三十二年（1693），白晋受任钦差，携康熙皇帝赠予法王的礼物启程返回法国。除了肩负传播友谊与中国文化的重任，白晋还被授命召募更多传教士前往北京。法王路易十四积极响应，为康熙帝准备了版画、书籍、天文仪器等价值一万法郎的礼物，并选派十名耶稣会士乘坐“安菲特利特号”快速三桅帆船，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前往中国。

“安菲特利特号”远航中国，增进了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关系，沟通了中西方文化，同时也为中法往来开辟了道路。之后的整个18世纪，每年都有船只往来于中法之间，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开创了中法交流的新纪元。展览中的铜镀金人物像怀表，表盘中心所饰蓝地金色百合花徽纹，是法国波旁王朝的标志；表壳背面雕刻的人物头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本尊；怀表内部机芯保护罩上镂雕栩栩如生的行龙，是中国的象征；怀表夹板上还标有制表匠人的名字及其产地法国巴黎。这件怀表极可能就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帝的礼物，龙与百合花在此正式相遇。

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均在欧洲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是举世公认的“饱学多能之士”，他们为向中国传播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做出了杰出贡献。天文历法方面，白晋、张诚曾任钦天监历政顾问，帮助修订历书；数学方面，张诚等人用满汉双语翻译、编辑了《几何原本》《比例规解》《测量高远仪器》《借根方算法解要》等十几种数学书籍。展览中的《几何原本》满文手抄本，正是这一时期的译作，共三册一函，分为七卷，是研究数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珍贵史料。康熙帝在得到真传后亲自指导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数学。他为梅玉成讲解“借方根”，为陈厚耀讲解“西洋定位法、虚拟法”，并指导编纂了集西方数学之大成的《数理精蕴》。在地理地图学方面，康熙帝“谕传教士分赴内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制成《皇舆全览图》。此次制图由七位法国耶稣会士参与，这幅历时十年绘成的地图，“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医药生理方面，西医已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法国传教士们编写了十余篇关于不同疾病的医学著作，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西药也治愈了大量病人，康熙帝本人就曾被洪若翰和刘应用金鸡纳霜治愈了疟疾。展览中的丁香油可以治胃寒痛和口腔疾病，它就是在康熙年间进入清宫的，外国向清朝皇帝进献的礼品中常有此物。

此外，在艺术方面，从法国带来的诸多艺术品与珍玩也影响着国人的审美感受。从宫廷到民间，人们对西洋物品颇感兴趣，竞相收藏。康熙五十八年（1719），闽浙总督觉罗满保曾向康熙帝上进奉西洋物品的满文奏折，皇帝在折上批示，宫中制作的珐琅彩已足够精美。可见当时清宫已有专门制作西洋风格器物的机构。展览中有一组三件外形相似的画珐琅花篮，它们并非产自一处，而是分别为宫廷造办、广州仿制及法国巴黎出产。珐琅工艺本就来自西方，传入中国后转化为民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珐琅”一词源自“frank”，与法国国名France词源相同。同一词源衍生出器物与国名两种意涵，与China在西方既指中国也指瓷器的用法真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