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采与宫色”中的历史温度

嘉德艺术中心展出的“国采与宫色—清代宫廷织绣服饰色彩展”，通过故宫博物院等处收藏的近百件清代宫廷织绣服饰文物，全方位展示中华传统服饰文化。我国古代，色彩是神圣的彰显，也是礼制的标识，历代统治者均重视运用色彩确定礼仪、建立秩序。时至清代，服色制度既深入汲取了中华文化的哲学和礼制内核，又融合了满、汉、蒙、藏等多民族文化元素，日臻成熟且独具特色。此次展览中，许多文物曾被帝后穿戴、使用，见证过重要的历史，留下了独有的温度。

衣裳有色，章纹有彩，色彩需要织物来承载。清宫中，多彩的织物不仅用于服饰，也被广泛用在书画典籍装潢领域。此次展览中历史最为悠久的文物—康熙帝御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便是用织金锦作为经折封面装裱的。锦上用金，充分体现出这种多彩织物的名贵。金线与其他彩线相互映衬，白丝在龟背纹的交织处织出点点星光，与金线一同表现出光线散射的效果，堪称锦上添光。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日理万机之余，仍坚持抄写心经。这部心经抄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六月。当月上旬，皇帝忙着编写训饬太学生和地方府州县学生员的文告《训饬士子文》，八日成文颁行，翌日便携诸皇子前往木兰围场行猎。这部《心经》很可能就抄录于木兰秋狝途中。按《秘殿珠林》著录，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康熙御笔《心经》成于康熙十四年（1675），但此时皇帝的抄经活动尚未形成系统。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起，他开始于每月初一、十五以及万寿节、浴佛日等固定日期敬录《心经》，直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世，始终如一。依《秘殿珠林》所述，“圣祖仁皇帝书《心经》四百二十册”，均庋藏于紫禁城乾清宫，其中泥金书一百九

十三册，墨书二百二十七册。这件展品便是其中墨书的一册，结尾处有康熙帝的年月日敬书题款，且有朱书小字藏文音写梵文咒语三枚，尤为别致。

展出的一件石青色团龙纹暗花缎夹常服褂，是清中期宫廷中较为常见的女子常服褂，由石青色缎制成，缎面有暗花团龙纹，圆领，对襟，平袖，后开裾。褂上附带一块黄色布条，记录着这件袍褂的渊源：“览石青缎棉褂一件，乾隆五十年四月初四日收，敬事房呈。”依清宫制度，宫眷去世后，会将其生前的衣物收归内库。从时间上看，去世日期与布条所标时间所吻合的，当是雍正帝的裕妃耿氏，她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二月十七日去世，这件常服褂应是她的遗物。

耿氏本为雍正帝做皇子时期的潜邸格格，雍正朝受封裕嫔，后又晋升裕妃，位列诸妃之上。裕妃之子弘昼是乾隆帝的异母弟，仅比乾隆帝小三个月，是陪伴皇帝时间最长的兄弟，受封和硕恭亲王。裕妃与乾隆帝生母崇庆皇太后钮祜禄氏关系亲密，“四十余年，慈宁随侍，亲爱尤深”。她也得到了乾隆帝的厚待，被破格尊为皇贵太妃。裕妃享年九十六岁，是有清一朝最为高寿的后妃。史称“兹年届九旬，实为宫闱盛事”。

另一件展品，大红色缂丝金龙纹男夹朝袍，是皇帝的专属朝服（详见封二）。朝服，古时最高等级的礼服，只在大祀、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典礼中使用。经康熙、雍正两朝，清宫衣色礼制进一步确立，雍正朝《大清会典》规定，皇帝祭祀天、地、日、月四坛时，需分别穿着青、黄、红、月白四色朝服。此件红色朝袍便是祭日时所穿，朝袍上衣下裳连属，左开裾，原配有披肩，圆领、大襟、右衽、马蹄袖。袍面以精湛的缂丝工艺织就金龙、火珠、青绿祥云和海水江崖等绚丽纹饰，以及皇帝专享的十二

章纹。

此件朝服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身形过于短小，身长仅109厘米，而清宫旧藏的其他朝服身长大多在140厘米以上。且其纹样偏晚清风格，应是专为同治小皇帝定织之服。据《清穆宗实录》记载，同治朝早期，因皇帝幼弱，一切祭祀活动均遣官员代为举行。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下懿旨：“着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想必是为来年皇帝亲政进行准备。春分当日，小皇帝亲至北京朝阳门外东郊朝日坛，身着这件大红礼服登坛行礼。当时，同治帝十五六岁年纪，与青壮年男性尚有差距，身材比一般成人短小。一年后，同治帝染病去世，这件记录他身材的朝服也就未再更易，为今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展览中还有两件文物堪称“登对”，一为金嵌翠戒指，一为金胎穿珍珠手镯。二者均为贴身首饰，看似是宫中较为常见的款式，实则在细节中透露着不凡。戒指为马镫形，戒面艳绿，戒身包素金，“金镶玉”的色泽相互搭配又彼此衬托，不加纹饰也令人瞩目。手镯为圆形，以金为胎，外胎中部开凹槽，镶嵌珍珠一圈，口边为金累丝乳钉纹，内壁刻有“足金”和“其祥”字样。“其祥”应是供货商号的戳记。珍珠黄金互为表里，光色照人。

这两件首饰分别为清逊帝溥仪和其“皇后”婉容的随身饰品。清朝覆灭后，溥仪凭民国临时政府提供的清室优待条件，得以在紫禁城继续“暂住”。期间将大量珍宝私运出宫，成为一桩公案。目前，这些珍宝大部分已被故宫博物院重新收藏，小部分作为国内地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其他少量的或人为损毁，或流落民间，或流失海外。重新入藏故宫的这些文物中，有一批来源清晰、保存完好、价值不凡，即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期间藏在皮箱夹层中随身所带、后向政府主动交代上缴之物。这枚戒指就源于此，它曾被溥仪在紫禁城中佩戴，后辗转醇亲王府、天津张静二园、长春伪满皇宫、苏联战俘营、旅顺战犯管理所，历时半个多世纪，于1965年经公安部拨交回北京故宫。婉容的手镯也以类似途径入藏沈阳故宫。

如今，这些文物的主人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他们留在文物上的温度，隐藏在这深厚绚丽的色彩之下，静静述说着宫廷的故事，仍然能够被当下的观众所感知、所体悟。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