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羌彝走廊的古史传说与考古发现

我国西南地区部族众多，是世界东方典型的多民族地区。

西南地区的横断山脉是著名的半月牙型文化传播带，诚如童恩正先生所言：“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

内容。”

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了。后来传说蚕丛建国，柏灌继位，鱼凫兴邦，杜宇积极发展农耕，开明王朝治理水患拓展疆域，使古蜀国成了西南地区的一个富庶之国，并形成了相对独立而又特色鲜明的经济文化。在对自然的认知，对祖先的传说，古蜀与中原都有各自的说法。譬如神话传说方面，中原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黄帝，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崇尚的主神是帝俊。在中国的传世文献中，代表中原文化传统的一些古籍如《竹书纪年》《世本》，以及后来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帝王世纪》等，都是以黄帝作为传说中心的。而代表南方文化传统的《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记载，则构成了一个帝俊神话传说的体系。

《山海经》中记述说，帝俊与羲和生十日，与常羲生十二月，同娥皇生三身之国；此外，帝俊还有许多后裔，例如《大荒东经》中就记述有“帝俊生中容”“帝俊生帝鸿”“帝俊生黑齿”，《大荒南经》记述有“帝俊生季釐”，《大荒西经》记述有“帝俊生后稷”，《海内经》记述有“帝俊生禺号”“帝俊生晏龙”“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等等。由此可见帝俊的身份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一样，后裔众多，堪称是世界东方的天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说“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后稷是各族心目中播种五谷的农神，而帝俊是后稷之父，可见帝俊与稻作文化的起源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又比如在信仰崇尚方面，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崇日意识特别强烈，广泛流传着十日神话传说，而帝俊是十日之父，崇日意识其实也是和稻作文化紧密相关的。

根据《山海经》中的记载，可知十日神话传说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并在巴蜀与南方地区广为流传，后来才传播到了北方与其他地区，在整个世界东方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便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山海经》中关于太阳神鸟与扶桑神树的记述。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形器，与传说中金乌十分相似的铜鸟，数量众多的中间有圆球凸起的菱形装饰铜片，以及青铜神殿屋盖上的太阳形装饰图案等等，也与太阳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古蜀时代留下的大量器物和图像遗存，真实地反映了殷商时期古蜀国太阳崇拜祭祀活动的昌盛，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器物与图像材料，对此亦同样给予了充分的反映。比如金沙遗址出土铜立人像头上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就有祭祀者头罩太阳光环的特殊寓意，应是古蜀国太阳崇拜观念在祭祀仪式中的生动展现。又譬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对太阳和宇宙的观察与想象，也凝聚着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

华夏与西南地区的民族联姻与文化交流，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可谓源远流长。在古籍《世本》中，已有“黄帝娶于西陵之女，谓之嫘祖，产青阳及昌意”的记述。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说：“黄帝四妃，生二十五子。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节，生青阳；次妃彤鱼氏女，生夷鼓，一名苍林；次妃嫫母，班在三人之下。”而据《大戴礼记·帝系》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到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综合了先秦以来的“谱牒旧闻”和各种资料，在《五帝本纪》中对黄帝和嫘祖的身世与婚姻关系作了更为准确的记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

（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也阐述了黄帝和古代蜀族的联姻。由此可知，众多史家关于这段史实的记载，是比较客观和一致的。而其中包含的信息，也极为丰富，充分透露了中国各民族从远古以来通过交流融合走向多元一体、多源一统的历程。

因为南北的不同族群自古以来就经常联姻和交流，还有相互间的征伐与势力扩张，从而促使了两种文化也常有交融，南方和北方的神话传说也因之而常有混淆流传的趋势。譬如关于颛顼与帝喾，《山海经》中和中原传世文献中便都有记述，他们与帝俊的关系也就有了微妙的交错与融和。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的记载，是中原文化系统帝王世系的说法，秦汉统一天下之后，成为权威之说。《山海经》中提到帝俊有十六条，提到颛顼有十七条，说很多国家和历史人物，都被认为是帝俊或颛顼的后代。《山海经》是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的典籍，却不仅记载了颛顼，有些记述还涉及了黄帝及其子孙。《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帝俊生帝鸿”与“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之说，帝鸿即黄帝，这样说来帝俊又是少典，成了黄帝的父亲。而据《世本》与《大戴礼记·帝系》说，帝喾有四妃，与上妃姜原氏产后稷，如果参照《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帝俊生后稷，那么帝俊又成了帝喾了。可见这些说法疑问很多，都不靠谱。那么帝俊与黄帝及其后裔又是什么关系呢？

王国维先生曾根据晋代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中的说法，结合殷墟出土甲骨文有一位叫“夋”的人物，受到殷人隆重祭祀，推论“夋”为殷人先祖中最显赫者，实乃帝喾之名，认为帝俊就是黄帝的玄孙帝喾。袁珂先生对这一看法亦深表赞同。但有学者认为，其实这个推论仍是有疑问的，章太炎先生在《检论·尊史》中就指出：“帝俊生中容，高阳也；帝俊生帝鸿，则少典也；帝俊生黑齿，姜姓，则神农也；帝俊妻娥皇，则虞舜也；帝俊生季釐、后稷，则高辛也。”意思是说，如果说帝俊实乃帝喾，这些说法又如何解释呢？蒙文通先生也指出，《山海经》以帝俊为中心，《世本》以黄帝为中心，“帝俊自帝俊，帝喾自帝喾”，“本来各是一个系统，强合则两伤，分之则两全，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可知关于帝俊身份的诸种记述与说法，实际上应该是南北两个神话系统相互交错与吸纳附会所致。

神话传说的交融除了部族之间的联姻，与人口的迁徙活动也有密切关系。古代民族的迁徙活动，原因较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无非两种，一种是主动迁徙，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去寻找和开拓更适合本族生存的地方；另一种是被动流亡或转移，为了逃避威胁与灾难，只有举族迁徙远方。此外，还有游牧民族的生存习惯，逐草而居以利于畜群的繁衍，也促使了迁徙活动的频繁发生。西南民族走廊的形成，就与古蜀和氐羌的迁徙活动大有

关系。

古羌是我国西部的原始部族之一，长江和黄河的上游河湟区域，远古时期生态良好，水草丰茂，曾是古羌的栖息繁衍之地，后来古羌的若干分支向南迁徙，便是经由横断山脉和川滇之间的民族走廊进行的。从考古发现看，甘青地区已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如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出土的彩陶上的人像大都为披发，而从殷商至于秦汉活动在甘青地区的羌人便正是披发的，揭示了这些遗址和古羌的关系。古羌的迁徙，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开始了。著名的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便记叙了羌人九支人马分别向西向南迁徙的故事。由于古羌若干分支的迁徙，以及部族之间的往来，彩陶也被带到了横断山脉民族走廊上的很多地方。这种民族迁徙，延续的时间非常久长，从远古到秦汉以后都未停止。云南出土的滇文化器物中，有很多斯基泰文化因素，就来自于西北的游牧民族。

古蜀国对西南民族走廊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古蜀先民曾栖居于岷江上游，有石棺葬之俗。考古工作者在岷江上游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即与古代氐羌和蚕丛氏蜀人有关。石棺葬与大石墓在安宁河流域和云南的滇中与滇西北等地也有分布，这种葬俗很显然应来自古蜀和古代氐羌，是沿着西南民族走廊迁徙带来的。石棺葬与大石墓的年代跨度较长，大约从战国时代就出现了，延续至汉晋时代依然流行。

通过西南民族走廊进行的迁徙活动和文化传播，主要是由北向南的迁徙和传播。譬如水总是由高向低处流淌，在平缓的地方会向四处漫衍。文化的传播也是这样，灿烂而先进的文化，总是会向周边产生较为强烈的辐射作用，有时这种辐射与传播会形成强势的渗透或侵入。古蜀国是西南地区最早创建的一个联盟之国，或称为宗主国，对西南夷区域的众多部族都具有重要影响。古蜀国通过商贾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以获取资源，此类商贸活动既有短程也有远程，产自于古蜀国的丝绸、青铜器、巴蜀的盐巴，以及其他很多物品，便通过商贸输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有些物品经过远程贸易还辗转贩卖到了南亚和中亚。与此同时，古蜀国成熟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也随着商贸传入了滇国和西南夷地区。

古蜀国与滇的往来，因为地域相邻，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文献记载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的蜀王，就与来自云南朱提（今昭通）的梁氏女利联姻，壮大了力量，从而称雄于西南地区。后来杜宇由于好色“德薄”而失去了王位，鳖灵取代了杜宇而建立了开明王朝。有的学者通过对古蜀历史和彝族史的考证研究，认为杜宇失国后，带着追随他的族人流亡到了凉山和云南，现在的彝族便是杜宇的后人。《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说：“周衰，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蚕丛创建蜀国应在夏商之际甚至更早，而杜宇的时代大约在西周晚期与春秋时期，这里说的国破应是杜宇失去王位之事。姚，即今云南姚安；巂，即今四川西昌一带，正好是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地区。在《爨文丛刻》与《且兰考》等史籍中，记载彝族远祖曾世居于蜀地，“周之叔世，杜宇称帝于蜀，蜀有洪水，隆穆避居南方，诸夷奉为君”。在云、贵、川三省彝族民间，从古迄今一直广泛流传着洪水泛滥和仲牟由避洪水的故事。仲牟由是涉及彝族起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查阅史籍，《元史》《大明一统志》《蜀中广记》《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书，都说彝族是仲牟由之裔。汉文献中的仲牟由，在贵州《西南彝志》中称为笃慕俄，地方志中则称祝明，或称隆穆，凉山民间传说称为居木，显然这是同一人名的不同译音和写法。通过彝族的口碑文献，使我们对杜宇的去向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知道了彝族和古蜀的亲缘关系。童恩正先生也认为：“实际上杜宇族的最终下落，可能是迁徙到了今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一带。”我们也由此可知，古蜀国与西南少数民族（包括滇国）的密切关系，可谓由来已久。

古蜀国在鱼凫王朝的时候已形成了灿烂的青铜文化，其年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商时期，三星堆考古发现对此便给予了充分的揭示。这个时期的西南民族走廊，也就成了古蜀青铜文化由北向南传播的重要途径，从而对整个西南地区，特别是对古滇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古蜀文化最典型的青铜器物就是青铜雕像和鸟兽动物形象了，云南出土的滇国青铜器中，最突出的也是人物雕像与动物形象，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在文化上的影响与密切

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藏羌彝文化走廊的作用，西南地区很早就有了商贸往来，出现了习以为常的古商道。由巴蜀通向滇越，并进而通向了南亚、中亚和西亚，这条商道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通过这条古商道贸易的主要是产于蜀地的丝绸、蜀布、筇竹杖之类的物品，以及巴蜀的盐巴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有数量可观的海贝，大约有数千枚之多，据鉴定来自太平洋或印度洋温暖的海域，应是远程贸易带来的舶来品。而在云南江川、晋宁等地的春秋晚期至西汉末的墓葬中出土的贝数量更为庞大，据云南省博物馆统计核实，总数有二十五万枚左右，说明滇国是这些舶来品重要的中转站。《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古蜀商人不仅到了身毒国（印度），还将蜀布与筇竹杖贩卖到了大夏（阿富汗），“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也说，古蜀商人曾到达天竺和东南数千里的盘越国经商，“蜀人贾似至焉，南道而西极转东南尽矣”。由此可知，古代蜀人与南亚、中亚等地的远程贸易，确实是由来已久的事情。

（作者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