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与红：《史记》的秦汉政治文化色谱

《史记》记述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意识，说到不同历史时期所“尚”之“色”的不同。“色”与政治文化有着密切关联，也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秦汉政治进程，相关文化表现有“尚黑”“尚赤”的变化。历代政论和史论，对此存有争议。秦朝和汉朝之“尚黑”“尚赤”，长期以来一直是纷争不已的学术主题。考察《史记》透露的相关信息，对于理解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特别是说明秦汉政治意识的一个特殊层面，是有意义的。

一、“朱”“墨”装饰：古来作器的传统工艺

中国早期器物制作往往以黑色和红色作为基本装饰。《韩非子·十过》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早期器物制作已经用“漆”装饰，“漆墨”应是其最初色彩。韩非又写道：“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使用了黑、红两种色彩。

考古发现的古代器物，色彩装饰也值得注意。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中清理出一件木碗，内外涂有朱色涂料。经鉴定，确认涂料为生漆。江苏常州圩墩下层马家浜文化遗存中发现喇叭形器，上端涂成黑色，下端涂成暗红色。另有一残件，表面涂黑色，红黑涂料微见光泽。辽宁敖汉旗大甸子墓葬发现两件薄胎朱色漆器，色泽鲜明。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咀2号墓椁板雕花形式“阴刻部分涂朱，阳面涂黑”。湖北圻春毛家咀出土西周时期漆杯，“黑色或棕色地上绘红彩，颜色鲜艳”（后德俊：《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页至第196页，第198页至第199页）。

后来漆器上出现了彩绘花纹的图案，但是其底色主要是黑色和红色。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物遗存中，就视觉效应最为鲜亮的漆器而言，黑色和红色也是最常见的色彩。有学者指出，漆器花纹的用色，“主要是朱、黑、褐、金、银等五种，其中以朱和黑二色最多”。有学者指出，“由于漆器所用的天然大漆的色泽较深沉，所以用朱、黑二色，对比强烈”（沈福文编著：《中国漆艺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第38页）。“战国秦汉时期漆器纹样的绘制”，“一般是在黑漆地上以红、赭、灰绿等色漆绘，也有少量在红漆地上以黑色漆绘”（洪石：《战国秦汉漆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黑色的普遍使用，早有学者予以总结，如《髹饰录》杨明注称“黑唯宜漆色”（王世襄：《髹饰录解说》，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76页）。

《韩非子》所谓“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的器物施彩传统，沿袭相当久远。也许除了“漆器所用的天然大漆的色泽较深沉，所以用朱、黑二色，对比强烈”之外，还有其他精神文化层次的原因。《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文帝时，有人建议祠祀用色“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这一说法与古来器物施色传统相同，可以在进行相关考察时加以参考。

二、“帝色”：信仰的光彩

中国早期用物的色彩，曾经可以理解为政治文化现象的象征意义。

《史记·五帝本纪》说帝舜制度：“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为挚，如五器，卒乃复。”关于“三帛”，裴骃《集解》：“马融曰：‘三孤所执也。’郑玄曰：‘帛，所以荐玉也。必三者，高阳氏后用赤缯，高辛氏后用黑缯，其余诸侯皆用白缯。’”说到用“缯”三色。“赤缯”“黑缯”“白缯”有所不同。张守节《正义》：“孔安国云：‘诸侯世子执纁，公之孤执玄，附庸之君执黄也。’案：《三统纪》推伏羲为天统，色尚赤。神农为地统，色尚黑。黄帝为人统，色尚白。少昊，黄帝子，亦尚白。故高阳氏又天统，亦尚赤。尧为人统，故用白。”汉儒孔安国提示的制度，“执纁”“执玄”“执黄”体现“诸侯世子”“公之孤”“附庸之君”等级角色的不同。而“黄帝”“色尚白”，“少昊”“亦尚白”，“高阳氏”“尚赤”，“尧”“用白”，体现了政治史中的级次和绪统。

《史记·封禅书》中把这种体现政治地位、政治权威和政治影响力的“色”，称为“帝色”。

秦人推行“四畤”制度，后来成为“五畤”。司马迁记述秦的畤祠形式：“唯雍四畤上帝为尊，其光景动人民唯陈宝。故雍四畤，春以为岁祷，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祠，五月尝驹，及四仲之月月祠，若陈宝节来一祠。”这是说祭祀时间。祭品也有区别：“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珪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又说，“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见，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经祠云”。“畤”的祠礼，有对于色彩的明确规定。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鄜畤、吴阳上下畤是。言秦用四畤祠上帝，青、黄、赤、白最尊贵之也。”

“通权火，拜于咸阳之旁，而衣上白”，是说秦王未必每次都亲自前往雍地，可以通过烽燧传递信息的方式向“上帝”致敬。《墨子·号令》说到军事情报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与城上烽燧相望，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又《墨子·杂守》也说到“寇烽、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的军情传递形式。战国时期以烽燧备边的情形，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见“（李牧）习射骑，谨烽火”事迹，和燕赵同样“筑长城”“以拒胡”（《史记·匈奴列传》）的秦人，也熟悉“烽火”系统的使用。“杜虎符”和“新郪虎符”“燔燧之事，虽毋会符，行殹”铭文，说明了这一情形。而“拜于咸阳之旁”时“衣上白”，也值得我们注意。汉初的文帝时，“始郊见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史记·封禅书》），已经有所变化。

关于“帝色”的文字，在《史记·封禅书》有关汉文帝建设“渭阳五帝庙”的记载中又一次出现：“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新垣平“望气”所见“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其“五采”或许即“五帝”分别之“帝色”。

“五帝”各有“帝色”，分别受到尊崇，体现了当时社会信仰体系中“色”的神圣意义。

三、秦“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秦始皇实现统一，新建立的秦朝进行了完备的政治文化设计和政治体制建设。《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了“秦并天下”之初的若干决策：“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秦始皇参考五德终始之说，以为秦的统治替代“周”的“火德”，与“水德”对应。按照张守节《正义》的说法，“以水德属北方，故上黑”。司马贞《索隐》说：“《封禅书》曰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又说：“水主阴，阴刑杀，故急法刻削，以合五德之数。”以为行政风格的严酷也与“水德”信仰有关。

《史记》所见秦始皇宣布“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是我们看到的有关这一历史现象的唯一记录。司马迁保留的历史记忆，也有学者指出疑点。比如崔适《史记探源》卷四《封禅书》写道：“天帝有五，以五德分五色，人焉知之？岂有人曾上天乎？曰以五色人帝所感生，推而知之也。五色人帝之说，自‘终始五德’始。‘终始五德’之说，此书谓自齐威、宣时驺子始，其说亦不足信”，“姑如其说，据之则是齐威、宣以前未有为‘终始五德’之说者，即无人知有五色天帝矣，何以秦襄公、文公在春秋前已祠白帝，宣公与鲁庄公同时，已祠青帝，灵公犹在姜齐未亡、田齐未兴之时，已祠黄帝、炎帝乎？”“谓秦水德，色上黑，何以终秦之世，遍祀青、黄、赤、白四帝，独遗黑帝不祭乎？”（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页）

也许“五色天帝”之说，秦时其实并不完备。宋人《古今考》卷一四写道：“天即帝也，帝即天也，又岂有五帝乎？”“盖自汉兴，有五畤之帝”，又有多种“五帝”说，“不胜其烦云”

（〔宋〕魏了翁撰，〔元〕方回续：《古今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4页）。又如明周洪谟《疑辨录》卷上所说：“汉高增以北畤，祠黑帝。盖《周礼》之五帝，或秦汉儒者因五畤帝而增入其说。其《周礼》杂乱，未为全书。《冬官》之缺，刘歆以《考工记》补之，其余诸儒傅会穿凿于其间者，安保其必无哉？”

（〔明〕周洪谟撰：《疑辨录》，明嘉靖刻本，第16页）“五色天帝”说的形成和影响，说来比较复杂。也有可能“‘终始五德’之说”在“齐威、宣时驺子”之外，另有渊源。但是秦始皇确定“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应当是确定的史实。

四、“赤帝子”刘邦与“汉赤帜”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载：“自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说“尚黑如故”，指出刘邦初入关中，因秦时礼俗“弗革”，而继承了秦朝的制度。这和他约法三章，“余悉除去秦法”，然而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并且“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史记·高祖本纪》）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

刘邦南下汉中，又暗度陈仓，北定三秦，曾经有立“北畤”“黑帝祠”的举措。《史记·封禅书》记载：“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进祠，上不亲往。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从“悉召故秦祝官”，“如其故仪礼”的记载看，立“北畤”“黑帝祠”依然是在完善“秦时上帝祠”。所谓“命曰北畤”，也是与“故秦时”礼祀制度配套的。

汉并天下，新的王朝建立，其实有对应的信仰体系及时建设。在刘邦建国的历程中，已经有一些政治文化迹象显现出新的“帝色”象征。

出身平民的刘邦曾经任秦基层官吏—亭长。《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他由秦政权的维护者走向当时正统体制之外的过程：“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司马迁还写道：“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斩蛇”的行为后来有富有神异色彩的情节。“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斩蛇”神话一如陈胜、吴广起义时鼓动群众的篝火狐鸣方式，可以看作舆论宣传的准备，于是树立起刘邦最初的政治权威。这一情节宣示刘邦在表现出反秦意志的流亡生涯开始的第一夜，就具有了放射神圣光辉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具有了即将开创新的政治史的“赤帝子”的地位。

《艺文类聚》卷一二引后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皇皇炎汉，兆自沛丰。乾降著符，精感赤龙。承魁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竢斯亭。建号宣基，维以沛公。”“炎火之德，弥光以明。”“天之福佑，万年是兴。”“炎汉”“赤龙”，“炎火之德”，是有鲜明色彩标识的。曹植在《汉高帝赞》中写道：“屯云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屯云斩蛇”之“屯云”，是说刘邦隐于芒砀山，吕雉依云色指示往往寻得的故事。“（刘邦）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史记·高祖本纪》说“云气”，《索隐述赞》则言“彤云郁砀”，“云气”被理解为红色。曹植所谓“朱旗既抗”，应是承袭《汉书·叙传下》“神母告符，朱旗乃举”中“朱旗”之说。其史实基础，就是《史记·高祖本纪》所载刘邦响应反秦起义，正式举兵，占有沛地，被立为“沛公”时，“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可知刘邦起兵时，因为“赤帝子”的宣传，而取“上赤”倾向。在秦地“立黑帝祠”用“故仪礼”，可能只是灵活的策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