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急之间：《史记》论历史节奏和文化节奏

节奏，是历史文化进程中的重要特点。或急或缓，各有表现。《史记》作为历史学名著，注意到了历史节奏与文化节奏的问题。司马迁对于自己生活时代的社会生活节奏的急骤特征有所记述，有所肯定。对于不同民族的节奏风格，不同地区的节奏传统，也有所发现，有所揭示。节奏急缓的合理调整所体现出的人生智慧，《史记》也给予了肯定。

一、战国秦汉社会生活节奏的特征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的“英雄时代”，也是一个节奏急进的时代。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欲西入秦”时，“辞于荀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这里使用的“驰骛”一语，表现了当时士人努力奋斗、积极进取的节奏特点。“驰骛”在《史记》中的又一次出现，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录司马相如赋作中对长安附近水系的描述：“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浐，出入泾渭;酆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莽之野。汨乎浑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滂㵒，滭浡滵汩，湢测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澎濞沆瀣，穹隆云挠，蜿灗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壧冲壅，犇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所谓“八川分流”这种生动的水文现象，得到跳动着激情珠沫的生动描写。其中“暴怒”“汹涌”“滂㵒”“横流”等语，形容诸水“荡荡兮”的形势。“滂㵒”，司马贞《索隐》及所引司马彪云皆作“澎湃”，后世依然沿用。而“转腾潎洌”，司马贞《索隐》：“苏林曰：‘流轻疾也。’”所谓“犇扬”，《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写作“奔扬”。应当说，“驰骛”作为描绘水资源自然形态、记述河流水文形势视觉反应的语汇，也是激切节奏的表现。对于作者此时与皇家宫苑气派相一致的乐观心境的表达，其文字影响力也可以说是“鼎沸”“驰波”，以生机勃勃的活跃气象，使读者体会到其自在的节奏感。

李斯关于所处时代所谓“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司马贞《索隐》：“言万乘争雄之时，游说者可以立功成名，当得典主事务也。”张守节《正义》：“言秋时万物成熟，今争强时，亦说士成熟时。”《史记》关于春秋战国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用语强调其节奏的急进。各国君主在外交与军事方面的共同表现，是奋力“争强”。《史记·太史公自序》张守节《正义》说：“周失其道，至秦之时，诸侯力事乎争强。”《晋世家》记载，“（晋）成公与楚庄王争强”。“晋楚争强”也见于《孔子世家》。又越“与中国争强”，“与吴争强”（《越王句践世家》），“三晋争强”（《田敬仲完世家》），齐“与吴争强”（《仲尼弟子列传》），“秦楚争强”（《樗里子甘茂列传》），秦“与齐湣王争强为帝”（《鲁仲连邹阳列传》）等，文例都接近。《史记·太史公自序》还说“三桓争强，鲁乃不昌”，则涉及豪门贵族的“争强”。当时的时代风貌，即《史记·李斯列传》对于各种政治势力“争强”导致的战争，《史记》经典性的记述文字是“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六国年表》），“追亡逐北”，“宰割天下”（《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引录贾谊《过秦论》）

青年时的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谈到读史的个人情趣倾向：“吾人揽〈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时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能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善也。”对于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节奏，毛泽东称“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而“变化倏忽”，也是其典型的特点。其时代断限是“战国”至“三国竞争之时”，其实概括了从战国到东汉末年的历史。所谓“相争”“竞争”，语义接近《史记》的“争强”。

《史记·乐书》讲述音乐表现的天象地形，说到“奋之以风雨”。裴骃《集解》：“郑玄曰：‘奋，迅也。’”张守节《正义》：“万物皆以风雨奋迅而出。”《史记·历书》张守节《正义》：“李巡云：‘阳气奋迅万物而起，无不若其性……’”关于文化节奏之“奋迅”的形容，也是体现出时代特征的。

二、战争与社会文化节奏

“节奏”这一语汇，其实和高等级、深层次的文化品位有密切联系。起初似乎应用于音乐理论。《史记·乐书》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之说。又说：“文采节奏，声之饰也。”裴骃《集解》引郑玄说：“广，增习之也。省犹审也。文采谓节奏合也。”司马迁认为，“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节奏合”才可以成就“文采”。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节奏”，已经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而“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时代对迅疾节奏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战争对社会文化的激励。

韩非关于人才任用的言论，称“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冑之士”。这一表述被司马迁载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样的意见提示了重要的节奏观，也告知人们，战争是高度讲究“急”这一节奏风格的。或许司马迁对这一观点有所理解。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强调“时间”因素的军事意义：“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便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在战略上日常需要的。”战争中力争快的节奏的表现，包括“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数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等。克劳塞维茨还专门撰述了《紧张与平静——战争的力学定律》一章。他认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越大”。在中国古代军事学著作中，“紧张与平静”被总结为“刚柔”“轻重”“动静”以及“疾”“徐”。《孙子兵法·军争》：“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尉缭子·战威》：“止如堵墙，动如风雨。”《淮南子·兵略》：“止如丘山，发如风雨。”这些都表达了对于“紧张与平静”的辩证思考。《史记》类同的认识，在《天官书》中的表述是“疾胜徐”。

对于战争中时机的及时利用，《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载了这样的建议：“将军毋失时，时间不容息。”司马贞《索隐》解释：“以言举事不可失时，时几之迅速，其间不容一喘息顷也。”军事学“时间不容息”“不可失时”的理念，在与《史记》成书年代相当的《淮南子》之《兵略》篇中的表达，是接近《史记·天官书》所谓“疾胜徐”的“以疾掩迟”。又如：“发如雷霆，疾如风雨”，“疾如锥矢，合如雷电”，“卒如雷霆，疾如风雨”，“气厉青云，疾如驰骛”等，“疾”得到了突出强调。而“疾如驰骛”的“驰骛”，上文已经指出，见于《史记》的《李斯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后来这样的观点被总结为“兵贵神速”（《三国志·魏书·郭嘉传》），为人们所熟知。而“神速”的说法，已见于《史记·酷吏列传》。

对于军事生活中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讲述了一个故事。齐国受到晋国侵犯，而在抗击燕国入侵时，“齐师败绩”。晏婴向齐景公推荐军事家司马穰苴“将兵扞燕晋之师”。穰苴以“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威望不足，请求“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于是景公使庄贾往。司马穰苴与庄贾约定“旦日日中会于军门”。“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贾素骄贵，以为将己之军而己为监，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穰苴则仆表决漏，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这是著名的军法期而后至当斩的史例。庄贾获死罪，正在于“不甚急”。

《史记》另一“失期法当斩”的史例，是人们熟悉的《陈涉世家》的记载：“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涉鼓动起事，说：“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失期，法皆斩”，《汉书·陈胜传》写作“失期法斩”。有学者据睡虎地秦墓出土竹简《徭律》有关“水雨，除兴”等内容，对《史记》有关陈胜等因“失期，法当斩”而奋起反秦的历史记录提出质疑。并由“丹书”“鱼腹”“篝火狐鸣”及“诈称公子扶苏、项燕”等，推想“失期，法皆斩”也是陈胜等宣传鼓动的策略（于敬民：《“失期，法皆斩”质疑》，《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然而考察相关史事，可知秦代“徭”与“兴戍”不同。许多史例可以证明，对于军事行为“失期”的惩处，由于关系到战争胜负，从战国至汉代都是严厉的。《史记》有关秦代制度“失期，法皆斩”的记录真确可信，无可置疑。后世虽然可见“失期”“毋斩”事，但是也有处罚更为残酷的情形（王子今：《〈史记〉“失期，法皆斩”辨疑——关于陈胜暴动起因的史学史考察》，《兰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三、四方民俗的“轻重”“缓急”

《史记·货殖列传》叙说各地经济、文化，注意分析民俗风格，其中也涉及生活节奏。例如，“（关中）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司马贞《索隐》说，“地重”，“言重耕稼也”。“重者，难也。畏罪不敢为奸邪。”张守节《正义》：“言关中地重厚，民亦重难不为邪恶。”另外说到“地重”的，是“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重”字的使用，似乎有彼此相近的意思。“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梁、宋”地方，“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所谓“重”，包括对悠久农耕传统的继承，即“重耕稼”“好稼穑”，在农耕生活秩序比较安定的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重的民俗风格。

与“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俗的“轻”。楚俗“轻利”，见于《史记》。《史记·礼书》：“（楚人）轻利剽遬，卒如熛风。”张守节《正义》：“剽遬，疾也。”“熛风，疾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言“楚兵剽轻”。《史记·吴王濞列传》：“楚人，轻悍”，“楚兵轻”。《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史记·太史公自序》：“越荆剽轻。”这些都体现出楚地文化风貌的节奏特征。

《史记》形容东方若干地区民俗特色时说到“宽缓阔达”，值得重视。齐地文化风貌所谓“其俗宽缓阔达”以及“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史记·齐太公世家》），形成了鲜明的区域文化风格。“缓”字的使用，明确指出了其节奏特征。

与“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中所谓“重”相反的节奏特点是“轻”。而“轻”又与“薄”形成组合。司马迁写道：“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货殖列传》另一处说到“地薄”的，是“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通过民俗“剽轻”与“懁急”的表述，可知“轻”与“急”的接近。

《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知与节奏相关的“风俗”“薄厚”，是社会文化构成的重要元素。

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下》在“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朱赣条其风俗”的基础上“辑而论之”，论述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地理特征，完成了最早的比较完备的全国风俗地理总论。其内容以《史记·货殖列传》为本，分析、总结，又有所超越。班固写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所谓“缓急”明确是说文化节奏;而“刚柔”“动静”，也与节奏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