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及其当代价值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的一部书，它囊括了唐朝以前经、史、子之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髓，被誉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一、为什么说《群书治要》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群书治要》的“群”是一个形声字，从“羊”，“君”声，本意作“辈”解，乃同类相聚时之称。羊性好群，故“群”从羊，在《群书治要》里，“群”作形容词，是众的意思。而“治”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群书治要》就是把群书当中有关修、齐、治、平的精华概括出来。读了这部书，也就基本掌握了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群书治要》的编纂者从唐以前浩如烟海的典籍中精挑细选了六十六种，又从这六十六种书中把最精粹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撷取出来，加以汇集。该书的内容包含“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除此之外，还有子书，即诸子百家，如儒、墨、道、法、农、兵等家。书的内容上起五帝，下迄晋代，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所以，称它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合适的。

尤为可贵的是，《群书治要》摘录的一些著作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如《尸子》《昌言》《典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唯有《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这使得此书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学习了《群书治要》，也就掌握了打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门的钥匙。

二、唐太宗为什么要下令编纂《群书治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唐朝的第二个皇帝。据《旧唐书》记载，李世民在四岁的时候，有一位自称善于看相的书生前来拜见他的父亲李渊，并对李渊说，您是贵人，而且有贵子。当他转头看见李世民后，称赞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后来就用“济世安民”之意为他取名世民。

李世民从16岁开始就率兵打仗，27岁时登基做了皇帝，对于怎样用圣贤的教诲来治理国家，他认为自己的积累是不够的，因此非常渴望学习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经验。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元年（627），太宗对大臣萧瑀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张弓射箭，自以为懂得如何识别弓箭的好坏，近来得到十几把上好的弓箭，于是把它们拿给做弓箭的师傅看，没想到，做弓箭的师傅却说这些弓都不是上好的。我于是询问其中的原因。做弓箭的师傅说，木头的中心不正，就会使木头的纹理歪斜，这样的弓虽强劲有力，但射出去的箭不直，所以不是上好的弓。我从中领悟出很多道理，我是用弓箭平定天下的，所用的弓箭已经够多的了，但我尚且不懂得识别弓箭的要领。更何况我得到天下的时间还很短，对于治理国家的道理，肯定不比我对弓箭的知识掌握得多。我对弓箭的了解尚且有偏失，更何谈掌握治理国家的要领呢？”

从此以后，唐太宗定期召见五品以上的京官和中书省的官员。每次召见时，太宗都赐座给他们，并与他们悉心交谈，仔细询问宫廷外面的事情，以便对老百姓的疾苦和政教的得失有全面而详细的了解。

唐太宗好学、谦虚、礼敬贤者的态度使他受益匪浅。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国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是什么原因？”王珪回答说：“古代帝王治理国家，大都崇尚清净无为，以百姓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却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再不是饱学经史的儒雅之士。汉代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种经书的，朝廷上如果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都会引经据典，参照经书来决断，于是人人懂得礼数，国家太平安定。但是近代却重视武功，轻视儒术，或是用刑律来治理国家，从而导致儒术受到破坏，古代淳朴的民风也就荡然无存了。”太宗深有同感。从此，官员中凡是精通儒学、懂得治国之道的，都获得了提拔并委以重任。

唐太宗很善于听取谏言，特别重视用儒家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古代大多统治者因看到严刑峻法迅速的治理效果，而忽视道德教育。但唐太宗却不是这样，他在重视法制建设的同时，也特别重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这也是他能开创“贞观之治”局面的主要原因。

法律只是在消极结果产生之后，给以事后的补救、惩罚，难以防患于未然。法律制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却很难触及一个人的内心，也就培养不出有羞耻之心的人。如果缺少了道德教育，人们只会想方设法地躲避法律的制裁，甚至还会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是自己聪明才智的结果，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事是有什么羞耻的。所以在重视法律惩罚的同时，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让人从心底不愿意去作恶，把作恶视为羞耻之事，这样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中筑起一道防止作恶的堤坝。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后不久就下令编纂《群书治要》，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对古圣先贤治国平天下的教诲了解得不多，希望自己不仅能和群臣探讨治国经验，而且还能随时翻阅古圣先贤治国的理论、经验和教训。于是他命令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人，整理了从五帝到晋朝几千年间治国理政的史料，将其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内容汇编成书。

到了贞观五年（631），《群书治要》编纂完成。魏徵在序文中称赞此书的历史价值：“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意思是，这部书用在当时的社会，可以使人借鉴古人的经验和智慧，如果传到后世，则可以恩泽子孙后代，帮助他们更好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可见，《群书治要》确是一部鉴往知来的治世宝典。

《群书治要》内容广博，取材广泛，而且挑选出来的都是非常精辟、切要的部分，因此深受唐太宗的喜欢，他每天手不释卷，领会书中的要义，希望能够鉴古知今，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做出“善治”的表率。

三、唐太宗的治国成效

太宗于公元626年即位，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称赞他为“千古一帝”。受《群书治要》的影响，唐太宗以用贤纳谏、尊儒重道、勤政爱民著称。他以文治天下，厉行节俭，使百姓休养生息，很快便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为后来唐朝的稳定和发展以及开元盛世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的具体表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当时的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物产丰富。根据史书记载，贞观六七年间，风调雨顺，连年丰收。人们走到山东的一些地方，都可以不用带多少粮食，直接在路上就能买到。进了山东的村子，村民遇见路过的客人，一定会热情地招待他们，有时候还会赠送给客人粮食。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

第二，贞观时期的社会秩序十分稳定。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632），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了怜悯之心，于是下令放他们回家，让他们于第二年秋天再回到狱中。结果，到了第二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这些被放回的死囚共三百九十人，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都按时回到了朝堂，竟无一人逃亡。于是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有诗赞叹太宗曰：“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没有怨气，所以社会秩序非常稳定。

第三，贞观时期基本没有贪污现象，这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称道的政绩。在唐太宗的统治下，官员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很少。当然，这与唐太宗运用《群书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则，重视道德教化，制定了一整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腐败是密不可分的。

这些成就的取得也说明，运用圣贤之道治国，不仅有效、易从，而且快速。

《贞观政要·论政体》记载，贞观七年（633），太宗和魏徵漫谈自古以来治理国家的得失时说：“如今大乱之后恐怕不能急于实现大治。”魏徵说：“并非如此，大凡人在危难困苦的时候就忧惧死亡，忧惧死亡就盼望天下太平，盼望天下太平就容易进行教化。因此，大的动乱之后更容易教化，正像饥饿的人对饮食更容易满足，这是一个道理。”

太宗又问：“贤明之人治理国家尚且需要百年之久，才能消灭残虐，废除杀戮。大乱之后要想大治，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呢？”魏徵却说：“这话是对一般人来说的，并不能用在贤明之人身上。如果是贤明之人来推行教化，上下同心，就会响应迅速。事情不求快，也会很快地推行下去。一年就能够见成效，看来也并非难事。如果要三年成功，才应该说是太晚了。”

太宗认为魏徵说得很有道理。但是，封德彝等大臣却对唐太宗说：“夏商周三代以后，百姓逐渐浮薄奸诈。所以，秦朝专用严刑峻法来治国，汉朝以仁义杂用刑法治国，都是想教化好百姓，但却没有成功。怎么说是可以教化，却什么都不去做呢？如果相信魏徵的话，恐怕要败乱国家啊。”

魏徵听后，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时，他们并没有把百姓换掉，但仍能够把百姓教化好，可见施行帝道就称其为帝，施行王道就称其为王。关键在于当时的治理者是否施行了教化。看古书的记载就知道，从前黄帝与蚩尤作战七十多次，天下十分混乱，而胜利以后，天下很快就太平了。九黎作乱，颛顼出兵征讨，平定以后，仍不失为治世。夏桀昏乱暴虐，商汤把他赶走了，但是在汤统治之时，就实现了太平。商纣王专干荒淫无道之事，周武王起兵讨伐，到了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在位时，也实现了天下太平。如果说百姓日渐浮薄奸诈，再也不会淳朴，那么到现在百姓都应该变得和鬼魅一样了，还能实行教化吗？”

封德彝等人不能辩驳。魏徵博览群书，对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了解得非常透彻，因此能够引经据典，让这些大臣无言以对。而唐太宗确是一代明君，他能够辨明是非、善恶、美丑。他坚持推行教化，毫不懈怠。结果几年下来，天下逐渐安定。

太宗对群臣说：“贞观初年人们颇有异议，认为当今并不能实行帝道、王道，不能够施行道德教育、圣贤教诲，只有魏徵劝我推行，我听了他的话，不过几年时间就实现了中原安定、边远民族臣服的结果。突厥从来都是中原的强敌，如今突厥首领却佩刀值宿来做禁卫，突厥部落的人也跟着穿戴唐朝的衣冠，也就是说这些外族也受到大唐文化的影响。我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都是魏徵的功劳啊。”

由此可知，能够成就一个盛世是结果，其原因是最高领导者要有正确的治国理念。而这些政治智慧主要收录在《群书治要》这部书中，这部书也就成为从政者的必读经典。

但是，这样一部重要的书为什么不为众人所知呢？

原来，当时唐朝雕版印刷术还不发达，致使此书流传不广。所以在唐朝之后，《群书治要》在中国本土基本上失传了。所幸这部书被日本人从唐朝带回了日本，并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成为学习研讨中华文化的重要经典。这部书传到日本后，帮助日本创建了承和、贞观两代盛世。

后来，在清朝嘉庆年间，日本人向中国进贡，又把这部书从日本带回了中国，才使得这部宝典失而复得。但是，因为当时清朝国力日衰，这部书也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四、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群书治要》

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修身、齐家、治国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014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习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盛世之所以兴盛、衰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国家仍然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