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樽与直言论事

中国古代有直言论事的政治传统，由此也形成了特有的文化。秦汉时，“御史台”初具规模，到了唐朝，谏院制度逐渐定型，二者结合，宋朝集其大成，形成了古代中央专职监察机构“台谏”架构。“台官”的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谏官”的主要职责是为君主提供规谏，使各项政务少出错误和偏差。

其实，在御史台和谏院之外，我国古代还有其他一些鼓励直言论事的措施，白虎樽即是一例。

自汉代开始，皇帝于每年元旦朝会群臣，称为“正会”或“元会”，魏晋及南朝沿袭了这个制度。晋时每年元会，皇帝接受百官朝贺时，殿廷醒目处专设一个酒樽。《晋书·礼志下》有注解：“正旦元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晋书》成于唐朝，因要避李渊祖父李虎之名讳，所以称“虎”为“兽”，酒樽本名“白虎樽”。那么，为什么在朝廷大典上要庄重地陈设白虎樽呢？

殿堂中陈设白虎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知悼子去世，晋平公却照样饮酒作乐，杜蒉认为这样做违背礼制，但他只是一名宰夫，地位卑微，不便犯颜直斥晋平公的错误，于是他采用当众“罚”晋国太师和晋平公的近臣喝酒，并且以自罚酒的方式，引起了晋平公的注意，趁机对其不合礼制的行为进行间接批评，晋平公幡然醒悟，自己主动罚酒，接受了杜蒉的劝谏，并感慨地说：“则必毋废斯爵也。”意思是要将这个有“特殊含义”的酒器保留下来以警示后人。这个借酒妙谏的典故记录在《礼记》中，也是“杜蒉扬觯”成语的出处。

《礼记》中还记载了孔子的言论：“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在儒家看来，臣子辅佐君主，因事进言是一项重要职责，即便因直言殒身也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古代出现了很多不惜性命也要直言论事的名臣。

可见，由“爵”而为“樽”，再衍化为“白虎樽”，将其作为一种鼓励臣子对朝政和君王直言进谏的象征，并陈列在君臣迎新的元旦朝会上，其意义非同一般，也是中国古代一个较好的政治传统。

南朝沿袭晋制。南朝宋“正旦元会，设白虎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虎，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宋书》中明确记载了“白虎樽”的名称由来是因“樽盖上施白虎”，而“画为虎，……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让“言者猛如虎”，这显然是鼓励臣子大胆地直言论事。

南朝齐、梁、陈也都有“白虎樽”。《隋书·礼仪志》记载，南朝梁“元会之礼，……（朝堂）太阶东置白兽樽”，并且还描述了元会时与“白虎樽”相关的一些议程，“侍中读五条诏，计吏每应诺讫，令陈便宜者，听诣白兽樽，以次还坐”。南朝陈也有“上事人发白兽樽”的元会程序。

整个南朝170年，都依葫芦画瓢般地沿袭了前朝“白虎樽”制度，但实际上，直言论事的效果却不好。如南朝宋四世九帝，除了开国君主刘裕励精图治、锐意改革，以及第三位君主刘义隆还比较能纳谏外，其他七位君主统治时期朝政混乱、纲纪废弛，即便一些官员原来有直言进谏的想法，在那样的形势下，也逐渐噤若寒蝉了，有些犯颜进谏的官员甚至丢掉了性命。

《南齐书·王俭传》记载：“（南朝）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南朝齐建元二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朝廷元会上，有人按照“白虎樽”制度向南朝齐高帝萧道成进谏，说都城建康的白门是用竹篱笆围了三重，有失观瞻，有诸多不便。萧道成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重新建造城墙。这算是南朝齐的开国君主采用“白虎樽”进言的一个例子。

然而，翻检南朝史籍，宋、齐、梁、陈各朝，极少有君主真正能听进直言，国祚都没有超过60年的。可见，“白虎樽”制度虽好，但真正能做到直言论事和采纳谏言，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南朝陈灭亡后，“白虎樽”制度似乎没有被隋朝沿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对南朝的很多礼制和文化设施不屑一顾，他曾经一把火烧了大臣进献的陈朝艺术品和器具。隋朝和唐朝的元会，在完成一系列仪式后，“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而后，群臣向皇帝敬献寿酒，仪式就接近尾声了。

宋代朝会虽然没有“白虎樽”制度，但是宋朝士大夫却很喜欢“白虎樽”的典故，常常将其写入诗中。北宋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担任中书舍人，职掌草拟诏令，并参与部分政务。第二年六月，他在《用王巩韵赠其侄震》诗中写了这几句：“开樽邀落日，未对乌鸟言。”“比来伏青蒲，坐捉白兽樽。”“白兽樽”显然是沿用唐人笔调，实际上就是“白虎樽”。当时以直言和才华闻名天下的苏轼，应该正草拟奏章向朝廷建言。然而，诗的末尾，他发出了“犹能整笔阵，愧我非韩孙”的感慨。即便有才如苏轼，也担心自己于国事无助啊。

南宋时，名臣岳飞的孙子岳珂写过一首诗：“十月苍龙阙，三朝白虎樽。无囊持塞吏，有匦达民言。故事寻常略，遗风万一存。独怜记廷诤，断报说开元。”从全诗来看，偏安一隅的南宋虽然沿袭了直言倡谏的“遗风”，但是朝政日趋混乱，恐怕实行的情况不尽理想，否则岳珂为何在诗尾发出“独怜”的感叹呢？

此后，提“白虎樽”者日渐稀少。

综合历史，反观中国古代朝堂，酒器似乎成为直言进谏的一个“道具”。3600多年前，夏朝最后一位君主桀荒淫无度，大兴土木，且刚愎自用，听信谗言，在位数十年众叛亲离。《韩诗外传》中记载：“伊尹知大命之将至，举觞告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至矣！亡无日矣！’桀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据韩婴的描述，伊尹在直言进谏时，先“举觞”而后进言。

文献记载，汉代正月的皇宫朝贺礼，百官贽见后，二千石以上的官员要上殿称“万岁”，并且“举觞”于御座前。可见，在君主面前“举觞”直言应该是有悠久传统的。

遗憾的是，当“白虎樽”仅仅成为一种朝堂摆设，达不到劝谏的效果时，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这或许也是后世王朝不再设置它的一个缘由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整肃政风、鼓励朝臣直言论事和广开言路的例子，并未因为没设“白虎樽”而出现制度缺失。清朝一位皇帝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君臣交接以诚，辩论以诚，莅政以诚，何患不治乎？”他看得很清楚，说得也很好，但是做得却不到位。他主政期间，真正直言进谏的人很少，导致清朝的统治江河日下。—他就是嘉庆帝爱新觉罗·颙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