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乐教思想

音乐是感人至深的艺术形式，对人的心灵成长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乐也是孔门“六艺”之一。“士无故不撤琴瑟”，显示出音乐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可以说，古人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在高雅正式的祭祀、宴饮、聚会场合，都有德音雅乐用以陶冶性情。孔子闻韶乐，乐在其中，可以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

《史记》记载，孔子去向师襄子学琴，学了十天，仍然没有学习新的曲子。师襄子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乐曲的形式，但还没有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已经会弹奏的技巧了，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但是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曲子的意境。”又学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你已经领会曲子的意境，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还是说：“我还不了解曲子的作者。”又学了一段时间，孔子神情俨然，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时而庄重穆然，若有所思，时而怡然高望，志意深远。孔子说：“我知道曲子的作者是谁了。那个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光明亮远大，像个统治四方诸侯的王者。若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作出这样的乐曲？”师襄子听了之后，赶紧起身再拜说：“我的老师也认为这首曲子的确是《文王操》！”可见，通过音乐，可以看出作者的志趣爱好、人生境界，从而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因而才有了历史上伯牙和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典故。

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由此也可见礼乐在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孝经》所言：“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群书治要》选编的《礼记》中，摘录了《乐记》中的大量内容，此外在选编的《论语》《吕氏春秋》等篇目中，也强调了乐教的重要性。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以“六经”教导学生，其中就有《乐经》。《论语》记载，孔子主张“乐则韶舞，放郑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此提倡高雅之乐，禁止靡靡之音，说明孔子十分了解音乐的特性，他对音乐教育在人格培养中所起作用之重视也由此可见一斑。据说《乐经》亡于秦火，但在《尚书》《礼记》《史记》等典籍中还保留有重要的乐理，可奉为《乐经》。

《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展现人的意志，当情感还在内心没有表达出来之时被称为志，把情感用语言表达出来就称为诗，把诗拉长声音吟唱出来就称为歌。用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材料的乐器来演奏歌曲，再伴之以舞蹈，才称之为乐。和谐雅正的音乐，能达到不可思议的教化效果。《尚书·舜典》也记载：舜帝命夔为乐正，教导他和卿大夫们的子弟，希望通过音乐的教化，可使这些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大而敬慎，刚强而不苛虐，简约而不傲慢。舜帝说，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来的语言，五声是根据所唱而制定的，六律是用来和谐五声的。只要八类乐器的声音能够调和，不使它们乱了伦次，神明与人都会因此而得到和谐。

当然，关于乐理最重要的文章，当属《礼记·乐记》。它详细讲述了音乐的起源、作乐的方法以及音乐的功效，其中特别强调对礼和乐的学习，认为礼乐至关重要，能够平衡人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秩序。

一、音乐的产生、起源

关于音乐的产生，《礼记·乐记》中讲：“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所有的音都是产生于人心，那么，是如何产生的呢？下面接着讲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所谓“情”，即感情。《荀子·正名》：“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韩愈在其《原性》中也讲道：“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外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境界时，在心上起心动念，进而产生分别，有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感受。宋朝的秦观在其《心说》中讲道：“即心无物谓之性，即心有物谓之情。”当心与尘接触，心如如不动，没有被外物污染，这时的心也被称作“性”，即禅宗所说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六祖惠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性”。但是当心与尘接触时，心被外物所污染，即有了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称为妄情。之所以被称为“妄”，是因为情是自性本来没有的，是虚妄的。

“情动于中，故形于声。”“中”指内心。感情萌动于内心，所以流露于声（即宫、商、角、徵、羽五声）。“声成文，谓之音。”所谓“文”，是指曲调，即五声按照高低长短强弱的乐音组成一定的旋律，这才称为音。

《乐记》中讲到：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被很好地控制，以及人们的自觉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时，人们就丧失了自我而为欲望所淹没，进而滋生出叛乱、违抗、狡黠和欺骗，也便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无所养的局面。这是天下大乱之路。而音乐是源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能渗透到心灵的深处。好的音乐能够引人进行心灵的内在反省。因此，圣人治礼作乐，帮助人回到本性的清静平和。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因为其源于天而根于心。

因此，《乐记》中记载：“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可见，典雅庄重的礼乐能够成功地模仿自然的和谐与秩序。礼的制定，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乐的普遍流行，则在人们当中建立了一种平和的气氛。古代圣人制礼作乐，不是为了满足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使人们具有正确的鉴赏力并平和好恶之心，返回到做人的正路之上，并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如《乐记》上讲：“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因此，乐教是改变和培养人的道德质量、维持社会秩序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庄重典雅的乐能使人心平和，社会和谐，对政治产生积极的影响。古代的艺人，包括乐师，音乐、诗歌、戏剧的作者和表演者等，都属于社会教育工作者，对社会的和谐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二、音与乐的区别

在《礼记·乐记》中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解释了音与乐的不同。魏文侯向子夏请教说：“我整整齐齐地穿戴着祭祀用的礼服礼帽，聆听古代的正乐，就昏昏欲睡。可是听到郑国与卫国的民间淫靡之乐，却不知疲倦。请问古代正乐为什么会使人昏昏欲睡，而新近淫靡之乐却这么吸引人呢？”子夏回答说：“现在您所询问的是乐，而您所喜爱的是音。乐和音虽然很接近，实质却不相同。”文侯问：“那么音与乐有什么不同呢？”

子夏回答说：“古时候风调雨顺四季平安，人民有德行而五谷丰登，没有疾疫灾祸发生，也没有妖异怪象出现，这才叫做太平盛世。然后圣人订立父子、君臣等名分，作为人与人关系的纲纪。纲纪正了之后，社会便有了安定的秩序;社会安定之后，便稽考校正音律的度数，调和五音的大小，用琴瑟等乐器伴奏、歌唱《风》《雅》《颂》等诗篇，这才叫做德音，这样的德音才叫做乐，真正的乐不失其天地和谐、政治清明、人民安乐的实质。而今您所喜爱的，恐怕是那些使人沉迷放逸的靡靡之音吧？譬如说郑国的音乐，音调滥无节制，使人心志放荡;宋国的音乐过于安逸，使人心志沉溺;卫国的音乐急促快速，使人心志烦乱;齐国的音乐狂傲邪僻，使人心志骄逸。这四种音乐是‘淫于色而害于德’，都是过分地放纵情欲，有害于人培养美德，所以不能称之为乐。所以，祭祀的时候也不能用它们。”因为这些乐败坏了中正之气。

最后，子夏还提醒魏文侯，作为国君，一定要谨慎选择自己的好恶。因为国君喜好什么，臣下就会做什么;上层干什么，百姓就会跟着干什么。《诗经》说：“诱民孔易。”意思是说诱导老百姓很容易。其实就是上行下效，自己喜欢什么，就会带动整个社会来兴起这个风气。

儒家认为以道为主导的音乐，有益于人心性的提升;而以满足感官刺激作为主导的音乐，则将导向社会混乱。所以《乐记》上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在中国古人看来，音和乐是有所不同的。低层次的音，它悖逆天道中庸的原则，对人性的宣泄毫无节制，会引导人走向颓废或者暴戾的极端，最终毁灭人性，这也被称为亡国之音;而高层次的乐，是天道的体现，使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受到道德的熏陶，涵养心性，是入德之门。换句话说，只有符合于道的音才称为乐。

《乐记》中讲，大乐必易。“大乐”就是典雅庄重的音乐，用于帝王祭祀、朝贺、宴飨等典礼。“易”就是平易。大乐必然平和简易。这告诉我们，典雅的音乐节奏不应该求繁复，不应该有很多的音节。《吕氏春秋》中也说：“乱世之乐，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

《乐记》中还讲：“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意思是说，如果乐教能够推行，人的心中就没有怨恨;礼教能够推行，人与人之间便不会争斗。古时圣王毫不费力便可使天下得到治理，就是礼乐发挥的作用。好的音乐是从和平的内心发出来的，也使人内心平和，而礼节是表现在外的恭敬行为，这种恭敬又进而能够影响内心。人人接受礼乐教化熏陶，自然能够内和外敬，无怨无争，社会和谐，天下太平。礼乐对人的内心和外在行为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让人在不知不觉中远恶迁善，而变得文质彬彬。因此，古人讲礼乐文化能够起到“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渺”的作用。

《史记·乐书》中说：“夫乐不可妄兴也。”所以作乐者和听乐者都要非常慎重。古时作乐之人必须是圣人，有《乐记》等经典可以作为作乐的理论依据，不可盲目沉迷于所谓的流行乐曲，因为其中很多都属于古人所谓的“乱世之乐”，使人心性迷失。

三、音乐与政治相通

音乐不仅能反映人的情感，塑造人的性格，还与政治息息相通。孔子每到一处，不问此地的政事办得如何，而是先听当地所流行的音乐，通过音乐便能准确地了解当地的民风和政治。子贡说：“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那么音乐与政治是如何相通的呢？

《乐记》中记载：“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宫是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它的声音极低极长。郑玄注《月令》云：“宫属土，土居中央，总四方，君之象也。”宫在五行中属土，土居中央，木居东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火居南方。土居中央总帅四方，是君主之象。传说伏羲氏制五弦之琴，五弦以丝多声重者为尊，宫弦最大，用的是八十一丝，所以尊宫为君，是其他四声的统帅。由此可知，古代最高明的看相师，只要听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的命运，也是有道理的。

“商为臣。”郑注《月令》云：“商属金，以其浊次宫，臣之象也。”商弦七十二丝，仅次于宫，如同臣的地位尊贵仅次于君一样。“角为民。”郑注《月令》云：“角属木，以其清浊中，民之象也。”角弦用的是六十四丝，它的声音半清半浊，在高下清浊之间，因此比之以民。“徵为事。”徵是五声音阶的第四音级，徵弦用五十四丝，其声清澄，郑注《月令》云：“徵属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事在人为，故比之以事，列于民后。“羽为物。”羽声是商声的子音，羽弦用四十八丝，其声最清。郑注《月令》云：“羽属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比之以物。”物此处是财的意思，列于五声最末，就是教人必先尽职责而后再求财利。宫商角徵羽五声，在政则比之为君、臣、民、事、财五事。宫声代表君，商声代表臣，角声代表民众，徵声代表事，羽声代表财物。

“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古人为什么用五声呢？因为五是数之中，能致中和的缘故。怗懘就是音调不和谐的意思。五声若是有序而不乱，就不会生出不和谐的音调。

“宫乱则荒，其君骄。”宫为主声，如果乱了，那么五声皆随之荒废，从中可以看出君主的骄傲放纵。在《史记·乐书》中说：“凡人都有血气心智等天性，却没有不变的喜怒哀乐等常情，人心受外物的感应产生波动，然后心术的邪正也就显现出来了。人君心志细小而笃好繁文缛节的，促迫而气韵微弱的乐声就产生，其民多悲思忧愁;人君舒缓大度，不拘细行的，简易而有节制的乐声产生，治下的百姓也必享安乐;人君粗疏刚猛的，亢奋急疾而博大的乐声产生，其民表现出来，就是刚毅;人君廉正不阿的，庄重诚挚的乐声产生，民众整肃而且相互礼敬;人君宽裕厚重的，谐和顺畅的乐声产生，治下的百姓多慈爱亲睦;人君放纵淫邪不正派的，乐声也必猥滥琐屑，不能长久，其国百姓也多淫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