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并重、形神俱养的生命智慧（二）

二、道家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探究

讲完了儒家，再看看道家。

在道家哲学里，人的生命也同样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可以用“重身贵生”来概括道家的身心观，教导人们尊重生命，热爱生命，炼养生命。

《道德经》中共有“身”字23处，主要是指人生命存在的形态。老子提出了“贵身”与“爱身”的主张，他说：“贵大患若身。”就是说，重视身体就要像重视大患一样，切不可掉以轻心。为什么呢？因为人之所以有大患，是因为人有自己的身体;如果人不想自己身体的存在，还会有什么祸患呢？所以，人要防大患，就应该先看重、珍惜自己的身体，而不应轻视、作贱自己的身体，不然，大祸就会临头。确实，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惜的人，他又如何能去爱惜全天下人的身体和生命呢？一个连自己身心都不能平衡和谐的人，他又如何能去使全天下人的身心都平衡和谐呢？于是老子得出这样的结论：“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能用自己身体去珍惜天下的人，天下就可以给他了;能用自己身体去爱护天下的人，天下就可以信赖他了。老子在这里将是否珍爱身体作为选贤立王的标准，认为只有珍惜、爱护“身”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可见，老子之所以“贵身”“爱身”，归根结底，旨在能将全天下人的生命、身心和谐，都托付于这样的人，让他去“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去“辅万物之自然”（《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去“爱民治国”（《道德经》第十章），这才是老子讲的“贵身”“爱身”“身心和谐”的最大目的和最大价值所在。

庄子重视自然生命的存在，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生命价值观，提出了“保身、全身、爱身”“养生而不益生”“重生而不惧死”等思想，将自然生命视为生命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庄子所处的战国中期，普遍存在着“重物轻身”“重名轻身”等现象，庄子认为这是“以物易性”的做法，丧失了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不足取的，于是提出“至乐活身”（《庄子·至乐》）的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健康地活着，这其中首先指的是身体健康。“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认为牺牲生命去追求功名利禄的做法是伤害生命的自然本性的。此外，为了能够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做到保护生命的自然存在，庄子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保身、全生、尽年的方法。比如《养生主》中就提出了如何全形保身：“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相对于知识来说，知识的学习永无止境，作为我们人类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那无限的知识境界，必然会使我们的身心疲惫，损耗身体。所以人要顺应自然，不再追求身外之物而受累。人在生活处事当中要做到适度，才能保全自己的生命，做到顺应自然，修身养性，最后才可以长寿善终。

再看看杨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杨朱，是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杨朱说：“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他反对损害生命的行为，把命看得重于天下。在杨朱看来，一毛虽轻，却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拔之即为轻视生命;天下虽大，却是身外之物，与生命无关，故而“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可见，他也倡导“重身贵生”。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他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杨朱一方面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承认欲望及其满足，因为没有欲望的满足，就会“与死无择”;同时，杨朱也发现，欲望类似洪水猛兽，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威胁生命的健康发展。物欲横流的社会是风气败坏、道德沦丧的病态社会，于是他还提出了“轻物重生”，使欲望的满足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

《吕氏春秋》进一步发展了老庄的“重身贵生”思想。《吕氏春秋》全书共有159篇，集中论述或论及重身、养生、长生思想观念的文章就有20篇。比如，《贵生》这篇文献表达的思想就是“莫贵于生”的生命价值观，就是说，活着对于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生命还重要，活着是第一位的。西方人常说“生命在于运动”，《吕氏春秋·尽数》篇就提出过此种思想：“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形气亦然。”《情欲》篇则有：“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早定也。”说明中国古人能够正确对待人的身体健康，知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适欲，贵生”，倡导人们能够有更长的时间来享受五音六律以及美味佳肴，应提前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做好科学合理的安排，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如果不注重身体健康，不爱惜生命，就会如《重己》篇所说的那样：“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如果不注重日常生活中所视、所听、所食等习惯，就会颠倒是非、损伤身体。《先己》篇还说：“凡事之本，必先治身。”“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吕氏春秋》的治身观融会了道家身国同构、内圣外王的理论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贯通了儒道两家思想，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事业是身体的延伸，事业成败常与身体盛衰直接相关。

再看看道教。在道教看来，人类有限的“命”皆源自于无限的“道”，性命双修的实质就是谋求将有限的生命，返还于无限的道体本性，从而使生命获得永恒与超越。道教主张“仙道贵生，无量度人”，生为善，死为恶，把那些使生命得到完满的行为看作是善，把那些对自己或他人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看作是恶，人们唯有去恶从善、珍惜生命，方才有可能修道成仙。人若想珍惜生命，就必须力行善举，去体悟生命是一种值得肯定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说，道教主张的性命双修是一个实现对自身肯定的过程。道教还认为“我命在我不在天”，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进行刻苦修炼，调节身体的健康，控制生命的长短。因此，道教建立起一套非常具有操作性的性命双修体系：以精神、道德为落脚点的内丹修炼，通过清洁心灵的心斋、坐忘、致虚极、守静笃达到修心养性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道家的内丹修炼术是融儒、释、道于一体的生命哲学和身心观，它从生命的视角实践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与神的协调统一，对现代养生保健之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通过运动养生，吐故纳新的行气、导引等强化生命体能，通过辟谷等日常起居的外丹修炼，以达四季养生之目的。庄子讲过：“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是说养生重视调整呼吸和模仿动物“形动”的重要性。孙思邈也说：“人若劳于形，百病不能成。”都是说养生在于运动，但不能太过于劳累。道家对“禹步”相当赞赏，称之为万术之根本。什么是禹步呢？禹步是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说是由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因其步法依北斗七星排列的位置而行步转折，宛如踏在罡星斗宿之上，又称“步罡踏斗”。从形态看，禹步实际上是一种动功，后来的确成为道教养生的重要手段。此外，像彭祖模拟老熊的引导法也是历史上一种相当有名的动功。还有华佗的“五禽戏”动功养生法，模拟虎、熊、鹿、猿、鸟这五种动物的运动套路来达到养生的目的。我们熟知的太极拳，人的身体为“小太极”，自然为“大太极”，使小我与太极融合，进而与宇宙融合。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慢打快，无力胜有力，置身于生化之境，可如婴儿一样的生气活泼、血气和顺。道教在继承古代各种动态养生法门的同时，积极开发，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动功文化。

道教还主张把治身与治国联系起来，从治身到治国，从治国到治身，以此来实现性命双修。葛洪在《抱朴子》里讲：“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怎样才能在有生之年获得最大的生命意义，做到长生久视？那就是修道。葛洪还根据道家的“三分法”，把人所以为人的要素概括成精、气、神三个方面，又将三者分别比作在国家治理中的三种重要社会角色，“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神犹君也，精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受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蔽则国忘，气竭则身死”。在人体的“国度”中，君臣民具备。就“治身”来说，养气乃是培本壮根，由此推及“治国”就应该爱民，说明修道养生与治理国家的相似性，人体结构就像国家结构一样，因此治理国家的思路、方法也可以借鉴于养生。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是古代社会历史上有名的乱世，此起彼伏的战争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兵祸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人们无法正常生产生活，用乌烟瘴气描绘当时社会的情形也不为过。魏晋名士面对社会苦难的无助，处在人生苦闷的十字路口，逐渐从社会政治生活中逃离出来，纷纷遁迹山林，归隐田园，将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从褒扬社会道德转到追求身心两全，以此来缓解个体生命的困惑与迷惘。魏晋名士承接老庄道家的贵身思想，在物与我的选择中，主张“存身去物”，把个体之我从名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展现完美的纯真生命。比如，嵇康在《与阮德如诗》中说：“荣名秽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肆志养浩然。”他将生命与名誉地位进行了比较，认为生命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名誉不仅不能为生命带来益处，相反还给生命带来负累。翻开魏晋名士言行风貌全记录的《世说新语》，曹丕的“作驴鸣”，阮籍的“青白眼”，刘伶的“裸裎”，嵇康的临刑弹琴，陶渊明的“醉抚无弦琴”……魏晋名士们在放诞的仪态与清谈中获得形体与精神的双重享受，是对个体生命的重视，是对身体本真的追求。魏晋名士追求身心一体、形神相依的身心观，是对只重视精神享受而忽略形体舒畅的汉代士大夫身心思想的一种扬弃与纠正。

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身心智慧。中国传统医学中许多精辟的身心理论，如整体思维、身心互动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等，对于研究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比如《黄帝内经》指出，心理活动是由身体产生的，分属于五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素问·宣明五气论》）同时还指出脏腑是情绪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身体的生理结构及其功能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的心理状态，甚至人生命运。那些身残志坚的人，之所以能凭借顽强意志创造奇迹，正是其意志所属的脏腑核心功能健全。体若不健，心必难宁，这在生活和科学上已不断被证实。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指出：“故夫子曰：善摄身者，陆行不遇虎兕，此则道德之祜也，岂假服饵而祈遐年哉。”善于养生之人在大山中不会遇到老虎、犀牛，在敌阵中不带铠甲与兵器也不会受到伤害。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样的人合乎大道，顺其自然，在危险的境地能化险为夷。而且善于珍惜自身的人也因遵循大道，故而无需借助服药来祈求延年益寿。

三、佛教对人的身体和心灵之间关系的探究

最后再谈谈佛教。佛教中的身心关系随着对心探究的深入而呈现多面性。佛教对身心关系的表述还体现在对“佛”的理解上。关于佛身，一般的说法为三身说。三身一是法身，即真理本身，法身体现在一切事物上，它无处不在;其他二身分别是报身和化身，这两身都依于法身。法身代表着佛陀的最高智慧，是佛性，三身相和就有了身心灵合一的意味。佛教主张在修持过程中，精神和肉体两方面都获得改变，强调身心的体验，以精神带动肉体，身与心互相促进，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身心合一。六祖惠能在《坛经》中倡导的禅宗修行的“三无方法”，即“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从心身相关的观点来看，由于禅定有利于保持修行者心理的稳定，因而使其机体的生理机能活动维持在稳定的状态中，保持身心的健康。据说，天台宗的创始人智顗的老师慧思，有几次吃了被人下毒的饭食，几乎到了五脏烂损的地步，然而却均被他用禅定的功夫炼气自治。据传，他能炼气为神，炼神为虚，往往炼至身如云影、相觉体空之境，于是心性廓然，所苦尽消，并奇迹般活了下来。

禅定可以使人达到较高的精神境界。对于健康人来说，还能活跃心身的机能，达到促进健康的目的。著名道教学者萧天石在他的著作《道海玄微》一书中，介绍了救他性命的“四川活罗汉”光厚禅师。这位奇僧“一生行事，活人无数，度人无数，而每救活一人，于自己功行又必有所损，故实为超罗汉而即身成佛之人”。书中记载光厚禅师每夜静坐达旦，不睡不眠，卧室内无床无被无蚊帐，只有一蒲团，无论寒暑，冬夏一衲衣。1944年冬，光厚禅师与几位法师群宿在峨眉金顶寺达七个日夜。在那云封千山、冰锁万岭、漫天风雪、一望无垠处，光厚禅师仍是一袭单衣，不食不饥，不饮不渴，随去者看到他端坐的地方，周围三四尺内，冰消雪融，苍岩毕露，无不咋舌称奇。

当下，人们面临来自事业、人际关系、就业、恋爱等各方的压力，若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差，便容易出现自卑、抑郁等多种不良的负面情绪，严重者还会导致自杀。中国哲学里的“重身贵生”思想对于帮助人们树立珍爱生命的观念，体悟生命的价值，清除外在的干扰，疏散心灵的阴霾等方面，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