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任人唯贤思想

作者: 刘余莉

《群书治要》从治国理念的高度,辑录前代经、史、子中丰富的用人思想,总结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任人等问题,论述信实精要,至今仍可为落实“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任人原则提供宝贵借鉴。

一、任贤的重要性

关于任贤的重要性,《群书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任贤与国家安危的关系

一国或盛或衰,或治或乱,关键在于用人。《潜夫论》说:“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以其不嗜贤也。”然而实际上,正如墨子所指出的,王公贵族们虽然皆希望国富民安、政事修明,但常常出现的现象却是王公贵族对于身边的微小财物尚且知道爱护,懂得修理补缮要“尚贤而使能”,但当真正治理起国家政务时,却不假思索地任人唯亲,举荐徒有其表而无真才实德之人,由此知道,那些人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不任用贤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贪爱财货。君主贪爱财货,群下则喜欢谋取私利,而贤德之人由于不被重用,便会隐居起来。如此一来,国家由于没有兴起好的风尚,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以致国之上下私欲膨胀,交相争利,国家的祸乱也就不远了。《盐铁论》指出,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虽为世间名宝,却无益于国家的安危存亡,“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

任用贤臣,是国家安定昌盛的前提,所以《说苑》说:“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新序》中记载魏文侯重用贤才,每次路经段干木居住的闾巷,都会从车上起身伏轼致敬,并授以厚禄,时常向其请教治国之方。在魏文侯看来,段干木,“贤者也”,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因而理应对他礼敬有加并予以重用。魏文侯此举得到了国人的交口称赞,以致秦君因心存畏惧而不敢对魏有所企图。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国家能够选贤与能,使上下都有公心而不自私自利,则其国的力量就会非常强大,不仅对外可以抵御强敌入侵,对内也可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2.任贤与社会治理成效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都是把德高望重之人奉为国师,随时咨询请益,备加尊崇。皇帝恳切恭敬,会带动整个社会普遍兴起追求道德、爱好仁义之风;由于任用了德才兼备之人,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民众得以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树立起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从而达到了扬善抑恶、一正压百邪的效果。可见,社会风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任用之人是否贤德。

统治者因多欲多求而不能用贤,结果“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处理问题停留在末梢上,这种情景,无异于抱薪救火,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雪上加霜。而要贤德之人得到重用,首先需要君主自身的德行作为保障。贤明的君主重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社会风气便不难改善。

能否任贤,还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尸子》言:“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善于任用贤才的人,不仅能身享安乐,而且声名也会随之而来,事务虽少却功绩可观,可以达到国治身逸、一举多得的效果。

《说苑》上讲道,孔子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而孔子的另一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虽然“亦治”,却“以星出,以星入”,事必躬亲,日夜不得安居。原因就在于,宓子贱善于用人,所以能四体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而百官自治。而巫马期却由于只知用力,故所付出者多,“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然也使单父得到了治理,但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即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厚德,并能依托贤德之人,对他们委以重任。《淮南子》中提到:“古者法设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当时,对官员的选拔,是将天下、一国、一县、一乡之中最为贤德的人举荐出来,分别任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和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如此来教化民众,自然会如风吹草木,而草木没有不随风而伏的。

所以,正如《袁子正书》中所言,君主以一人之才智统理政务,日理万机,难免会有疏漏,这就需要“假人之目以视”,“假人之耳以听”,“假人之智以虑”。“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3.任贤与君王荣辱祸福的关系

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正邪。《蒋子万机论》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指出领导者所用何人,直接关涉到他自身的德行。“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体论》)

《尚书》记载,古代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需要具备正直高尚的品格。这些人伴随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确的监督从而端正自己的行为。不仅对于侍御仆从严格选用,还专门设立“大仆正”,以专心教导这些侍从,使其不敢作恶,而是勉励君主修德,帮助其指正过失。“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仆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他们的君主也会保持中正;仆从近臣是阿谀逢迎之人,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为此古人特别强调,不能让邪曲之人留在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管仲在齐桓公向他请教治国之患时说“患夫社鼠”,以“社鼠”(即寄身于土地神像中的老鼠)为警示,认为人主之左右千万不能是这种人:“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清朝时,有用人“莫用三爷”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都是为政者身边关系亲近的人,任用这些人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体论》中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圣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主,正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贞不二的臣子不断给他提醒,矫正他的过失。《吴子》中记载楚庄王与群臣谋事,因“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以得不到贤才辅佐、群臣不如自己而忧虑;相反,那些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之人,却以群臣才能不如自己为好事。这就是庄王何以成为明主,而后者却如“武大郎开店”愈趋愈下的区别所在。

《体论》中还说道:“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君主不能安存的原因,是在于没有顺道而行,任用真正的贤德之人。

《韩诗外传》认为,辅佐之才有四个等级:“智如原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决意,一呼再喏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而要看一个君主是否会败亡,必先观其下属,因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臣子的委用,“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

贾谊称知“道”者为“先醒”,他指出,一般的君主由于未学治国大道,茫然不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的根源,因此每日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先醒者如楚庄王,居安思危,很早就清醒认识到了求贤的重要;后醒者如宋昭公,待有了沉痛的教训才发现用人的失误;而不醒者则如虢君,自欺欺人,国家已经灭亡了还不听谏言、不知悔悟。因此说,只有贤君方能任人唯贤,而君主的用人态度,也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存亡。

二、任贤的原则与标准

《说苑》中记载,周成王将行冠礼时,周公命祝雍为成王致祝辞,祝雍致曰:“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亲仁远佞,任贤使能,不仅是对周成王的告诫,也是为政者用人所需遵从的总原则。

《孔子家语》中说:“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读书人必先具备诚敬之德,然后才可去追求才能。没有德行而又非常聪明能干,这样的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接近。《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观点,强调的都是用人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要具体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古人认为,应选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与扬善之人。

1.孝廉之人

自古我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将“孝”置于突出位置。《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爱敬之心,他的其他品德便无从谈起。“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一旦在家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对父母轻慢无礼的习惯,这种心理惯势表现到工作上,势必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古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人流露出的教养,是来自于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大学》讲,修身要从格物开始。“格物”,根本上指的是格除物欲,正确看待财色名利等诱惑的实质,不为干扰,保持心目的清明。《论语·颜渊》记载,颜回问仁于孔子,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按照礼的精神勤于检省,克除私欲,方可达于仁。杨震不受“四知财”,其清廉作风影响后代,他的子孙特以“四知堂”为其房屋取名,以为警励。

“廉”更有廉正之意。《潜夫论》中说,贤能之人作为臣子,不以谄佞损害君主威德,不为迎合众人而苟且偷安,不损害公家利益,不歪曲法律。其贤明能明察奸邪,其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对于人君而言,应重用那些忠顺廉正之士,而罢黜那些谄佞贪腐之人。

2.贤德之人

《吕氏春秋》中指出,忠孝显荣四者,皆为人所欲求,然而不得其所愿,推究根源,在于其“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则源于不学;理义不学,则为君不仁、为父不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贫富贵贱矣”。

《说苑》记载,晋文公行赏,先德后力,即将德行摆在首位,而将勇力放在其后。文公认为:“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使不得为非者,吾以为次赏。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中者,吾复以为次赏。……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对于晋文公来说,能够昭人以道、教人以德的圣贤之人,应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和封赏,因为他既能全君之德,又能成君之业,真正使国家得到善治。《尸子》云:“圣人治于神。”圣人是从治理人心入手,于润物无声中使天下得到治理。而贤德之士,“教之以仁义慈悌”,虽然不能如救人于水火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立足长远,小可使个人趋吉避凶,终身无患,大可使天下安宁,免于兵乱,所以应当奉之为珍宝。

3.直谏之人

晋平公请教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新序》)而臣子不能犯颜进谏,很大程度上是因君主欠缺雅量。

《吕氏春秋》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指出君主贵士,是因为他们能犯颜直谏。言语正直,君主方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然而君主的通病,在于既想听到自己的不足,却又厌恶贤士的直言,这就如同将水源阻塞却想得到水一样,水从哪里来呢?为政之人,往往越是位高权重,越不易听到直言,久而久之便易滋长骄满情绪,危及前途事业。所以,要达到“长善救失”的目的,就要敢于任用直谏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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