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中的任人唯贤思想

《群书治要》从治国理念的高度，辑录前代经、史、子中丰富的用人思想，总结历史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对任人唯贤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任人等问题，论述信实精要，至今仍可为落实“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任人原则提供宝贵借鉴。

一、任贤的重要性

关于任贤的重要性，《群书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任贤与国家安危的关系

一国或盛或衰，或治或乱，关键在于用人。《潜夫论》说：“国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乱也。……何以知国之将乱？以其不嗜贤也。”然而实际上，正如墨子所指出的，王公贵族们虽然皆希望国富民安、政事修明，但常常出现的现象却是王公贵族对于身边的微小财物尚且知道爱护，懂得修理补缮要“尚贤而使能”，但当真正治理起国家政务时，却不假思索地任人唯亲，举荐徒有其表而无真才实德之人，由此知道，那些人是“明于小而不明于大也”。

不任用贤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贪爱财货。君主贪爱财货，群下则喜欢谋取私利，而贤德之人由于不被重用，便会隐居起来。如此一来，国家由于没有兴起好的风尚，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以致国之上下私欲膨胀，交相争利，国家的祸乱也就不远了。《盐铁论》指出，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虽为世间名宝，却无益于国家的安危存亡，“喻德示威，唯贤臣良相，不在戎马珍怪也。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

任用贤臣，是国家安定昌盛的前提，所以《说苑》说：“无常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则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新序》中记载魏文侯重用贤才，每次路经段干木居住的闾巷，都会从车上起身伏轼致敬，并授以厚禄，时常向其请教治国之方。在魏文侯看来，段干木，“贤者也”，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地不如德，财不如义”，因而理应对他礼敬有加并予以重用。魏文侯此举得到了国人的交口称赞，以致秦君因心存畏惧而不敢对魏有所企图。

孟子说：“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一个国家能够选贤与能，使上下都有公心而不自私自利，则其国的力量就会非常强大，不仅对外可以抵御强敌入侵，对内也可起到化民成俗的作用。

2.任贤与社会治理成效的关系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有道德学问的皇帝都是把德高望重之人奉为国师，随时咨询请益，备加尊崇。皇帝恳切恭敬，会带动整个社会普遍兴起追求道德、爱好仁义之风；由于任用了德才兼备之人，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民众得以培养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美德，树立起是非善恶的正确观念，从而达到了扬善抑恶、一正压百邪的效果。可见，社会风气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任用之人是否贤德。

统治者因多欲多求而不能用贤，结果“上多欲即下多诈，上烦扰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争”，如果不能从源头上加以治理，就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处理问题停留在末梢上，这种情景，无异于抱薪救火，不仅于事无补还会雪上加霜。而要贤德之人得到重用，首先需要君主自身的德行作为保障。贤明的君主重用贤德之人，兴起伦理教化之风，社会风气便不难改善。

能否任贤，还关系到社会治理的成效。《尸子》言：“夫用贤，身乐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逸。”善于任用贤才的人，不仅能身享安乐，而且声名也会随之而来，事务虽少却功绩可观，可以达到国治身逸、一举多得的效果。

《说苑》上讲道，孔子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而孔子的另一弟子巫马期治理单父，虽然“亦治”，却“以星出，以星入”，事必躬亲，日夜不得安居。原因就在于，宓子贱善于用人，所以能四体安逸，耳目不劳，平心静气，而百官自治。而巫马期却由于只知用力，故所付出者多，“弊性事情，劳烦教诏”，虽然也使单父得到了治理，但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治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根本即在于领导者自身有厚德，并能依托贤德之人，对他们委以重任。《淮南子》中提到：“古者法设而不犯，刑措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维时，庶绩咸熙，礼义修而任贤得也。”当时，对官员的选拔，是将天下、一国、一县、一乡之中最为贤德的人举荐出来，分别任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和八十一元士，“各以小大之材，处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轻。上唱而民和，上动而下随。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贪鄙而向义理。”如此来教化民众，自然会如风吹草木，而草木没有不随风而伏的。

所以，正如《袁子正书》中所言，君主以一人之才智统理政务，日理万机，难免会有疏漏，这就需要“假人之目以视”，“假人之耳以听”，“假人之智以虑”。“故夫处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虑不竭，统齐群言之类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贤乎？”

3.任贤与君王荣辱祸福的关系

能否任贤，关系到君主的正邪。《蒋子万机论》讲道：“夫君王之治，必须贤佐，然后为泰。故君称元首，臣为股肱，譬之一体相须而行也。”指出领导者所用何人，直接关涉到他自身的德行。“是以为政者必慎择其左右，左右正则人主正矣。”（《体论》）

《尚书》记载，古代圣王所使用的侍御仆从，需要具备正直高尚的品格。这些人伴随在君主身边，君主才能受到正确的监督从而端正自己的行为。不仅对于侍御仆从严格选用，还专门设立“大仆正”，以专心教导这些侍从，使其不敢作恶，而是勉励君主修德，帮助其指正过失。“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仆从近臣都是中正之士，他们的君主也会保持中正；仆从近臣是阿谀逢迎之人，君主就会自以为圣明。为此古人特别强调，不能让邪曲之人留在身边充当自己的耳目之官。

管仲在齐桓公向他请教治国之患时说“患夫社鼠”，以“社鼠”（即寄身于土地神像中的老鼠）为警示，认为人主之左右千万不能是这种人：“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清朝时，有用人“莫用三爷”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三爷”指的是少爷、姑爷、舅爷，都是为政者身边关系亲近的人，任用这些人需要格外小心谨慎。

《体论》中说：“故准圣主明君，莫不皆有献可退否纳忠之臣也。”圣主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主，正是因为身边有这些可以犯颜直谏、忠贞不二的臣子不断给他提醒，矫正他的过失。《吴子》中记载楚庄王与群臣谋事，因“群臣莫能及，罢朝而有忧色”，以得不到贤才辅佐、群臣不如自己而忧虑；相反，那些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之人，却以群臣才能不如自己为好事。这就是庄王何以成为明主，而后者却如“武大郎开店”愈趋愈下的区别所在。

《体论》中还说道：“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莫不欲荣乐而恶劳辱也。终恒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恶者何？诚失道也。”君主不能安存的原因，是在于没有顺道而行，任用真正的贤德之人。

《韩诗外传》认为，辅佐之才有四个等级：“智如原泉，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砺，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决意，一呼再喏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而要看一个君主是否会败亡，必先观其下属，因为“同明者相见，同听者相闻，同志者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所以，君主对于左右臣子的委用，“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

贾谊称知“道”者为“先醒”，他指出，一般的君主由于未学治国大道，茫然不明得失，不知治乱存亡的根源，因此每日匆匆忙忙就像喝醉了酒一样。而贤明的君主，“学问不倦，好道不厌，慧然先达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乱也知所以乱，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譬犹俱醉而独先发也”。先醒者如楚庄王，居安思危，很早就清醒认识到了求贤的重要；后醒者如宋昭公，待有了沉痛的教训才发现用人的失误；而不醒者则如虢君，自欺欺人，国家已经灭亡了还不听谏言、不知悔悟。因此说，只有贤君方能任人唯贤，而君主的用人态度，也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存亡。

二、任贤的原则与标准

《说苑》中记载，周成王将行冠礼时，周公命祝雍为成王致祝辞，祝雍致曰：“使王近于仁，远于佞，啬于时，惠于财，任贤使能。”亲仁远佞，任贤使能，不仅是对周成王的告诫，也是为政者用人所需遵从的总原则。

《孔子家语》中说：“士必悫而后求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也。”读书人必先具备诚敬之德，然后才可去追求才能。没有德行而又非常聪明能干，这样的人就像豺狼一样不可接近。《资治通鉴》中也有类似观点，强调的都是用人要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要具体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古人认为，应选用孝廉之人、贤德之人、直谏之人、进贤之人与扬善之人。

1.孝廉之人

自古我国就把“孝廉”作为人才选拔的根本标准，将“孝”置于突出位置。《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一个人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爱敬之心，他的其他品德便无从谈起。“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一旦在家中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随心所欲、对父母轻慢无礼的习惯，这种心理惯势表现到工作上，势必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古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人流露出的教养，是来自于对父母的孝敬之心。

“廉”首先意味着不贪。《大学》讲，修身要从格物开始。“格物”，根本上指的是格除物欲，正确看待财色名利等诱惑的实质，不为干扰，保持心目的清明。《论语·颜渊》记载，颜回问仁于孔子，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按照礼的精神勤于检省，克除私欲，方可达于仁。杨震不受“四知财”，其清廉作风影响后代，他的子孙特以“四知堂”为其房屋取名，以为警励。

“廉”更有廉正之意。《潜夫论》中说，贤能之人作为臣子，不以谄佞损害君主威德，不为迎合众人而苟且偷安，不损害公家利益，不歪曲法律。其贤明能明察奸邪，其道义使他不结党营私。对于人君而言，应重用那些忠顺廉正之士，而罢黜那些谄佞贪腐之人。

2.贤德之人

《吕氏春秋》中指出，忠孝显荣四者，皆为人所欲求，然而不得其所愿，推究根源，在于其“不知理义”。不知理义则源于不学；理义不学，则为君不仁、为父不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也。尊师则不论贫富贵贱矣”。

《说苑》记载，晋文公行赏，先德后力，即将德行摆在首位，而将勇力放在其后。文公认为：“耽我以道，说我以仁，昭明我名，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防我以礼，谏我以义，使不得为非者，吾以为次赏。勇壮强御，难在前则居前，难在后则居后，免我于患难中者，吾复以为次赏。……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国。三行赏之后，而劳苦之士次之。”对于晋文公来说，能够昭人以道、教人以德的圣贤之人，应受到国家最高的重视和封赏，因为他既能全君之德，又能成君之业，真正使国家得到善治。《尸子》云：“圣人治于神。”圣人是从治理人心入手，于润物无声中使天下得到治理。而贤德之士，“教之以仁义慈悌”，虽然不能如救人于水火那样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立足长远，小可使个人趋吉避凶，终身无患，大可使天下安宁，免于兵乱，所以应当奉之为珍宝。

3.直谏之人

晋平公请教叔向“国家之患孰为大”，叔向回答说：“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新序》）而臣子不能犯颜进谏，很大程度上是因君主欠缺雅量。

《吕氏春秋》中说：“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原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指出君主贵士，是因为他们能犯颜直谏。言语正直，君主方能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然而君主的通病，在于既想听到自己的不足，却又厌恶贤士的直言，这就如同将水源阻塞却想得到水一样，水从哪里来呢？为政之人，往往越是位高权重，越不易听到直言，久而久之便易滋长骄满情绪，危及前途事业。所以，要达到“长善救失”的目的，就要敢于任用直谏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