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孔子、颜回的关系

三、庄子与孔子关系的误区

司马迁一方面精准扼要地道出了庄子学说的渊源是“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另一方面又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还说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在研究事实是否果真如此之前，我们有必要扯得远一点，先看一下庄子与孔子的关系。

庄子是道家的领军人物，而孔子则是儒家的开山师祖。你可能要问，庄子与孔子能沾得上边吗？回答是肯定的。这还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我们不妨先对《庄子》一书中孔子及其弟子登场的情况做个大致的统计，或许可以借此揭开隐藏在《庄子》书中庄子与孔子及其门人关系的隐秘。

《庄子》中出现的孔子及其弟子多达10人。其中关键人物孔子共出现189次，内篇39次，外、杂篇150次。现存33篇《庄子》中，有20余篇涉及孔子。而孔子最器重的弟子颜回共出现52次，内篇18次，外、杂篇34次，涉及《庄子》10余篇。此外，现身10次以上的，还有子贡、曾参、子路等人。

数字往往是枯燥的，但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孔子及弟子后学在《庄子》中如此频繁地高调亮相，他们或者径直登台讲演对话，或者直接为庄子代言，并多以正面形象出现，仅此一项，就足以见出庄子与孔子及弟子后学关系密切之一斑。想来庄子不至于是用“高级黑”的方式来“诋訿孔子之徒”，“剽剥”儒家的吧？

如果仅仅是统计数字还不能够充分说明庄子与孔子以及后学的关系的话，我们还可以再来比较一下《论语·微子》与《庄子·人间世》中共同记载的“接舆之歌”一事，或许此中可以透露出更多可解密庄子与孔子及后学关系的线索。

《论语·微子》是这么说的：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避之，不得与之言。

而《庄子·人间世》记述的是：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人人郤曲，无伤吾足。”

孔子弟子将这首民谣收录于《论语》时，尽管其中隐含讥讽孔子不识时务的语句，却没做任何修改或文饰，就照单全收了，可谓直录。而《庄子·人间世》的记述方式与口吻都很不一样。首先庄子把诗歌重点从为孔子唱挽歌转而把矛头直指社会的黑暗，说当今之世，能保全性命、免遭刑戮已是侥幸，福祉比羽毛还轻，让人如何去承受？而灾祸却比大地更加沉重，让人无处可以逃避。在这样的社会，你就是凤凰又能怎么样呢！其次，民谣原本含有更多对孔子的讥讽，但这种讥讽之意在《庄子》中反而减弱了，代之而来的是，“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孔子的赞美与称颂！显然，《庄子》的“接舆之歌”流露出的对孔子的同情、惋惜，要比《论语》的多得多。就是这么简单地对比一下孔门后学与庄子对民谣原作的记录加工取舍，不是也可以看出庄子对孔子不同寻常的态度以及两者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

当然，最能显示庄子与孔子关系的，还是《庄子·寓言》中由庄子弟子记下来的庄子与惠子谈及孔子的一段对话。

庄子告诉惠子，孔子一生无时无刻不在修正自己的思想。起初肯定了的，最后却又否定了它；很难说孔子六十岁时所肯定的想法或做法，不是他五十九年以来所否定的。庄子对孔子的这个评价应当说是相当公允中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未尝不时时经历着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虽然始终对自己的政治主张抱有坚定的信念，始终执着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在屡屡碰壁之后，又不能不深深感受到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无奈。庄子说孔子总是在修正自己的想法，正是看到了孔子在思想与实践中的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以及不断的自我突破。庄子其实对孔子一直有种惺惺相惜的欣赏。不信的话，可以反复读一下庄子最后说的这句：“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意思是“罢了罢了，我还远远赶不上孔子呢”。就这么一句，难道还不足以看出庄子对孔子由衷的崇敬之情吗？难怪成玄英《庄子疏》说“此是庄子叹美宣尼之言。”

我们知道，庄子并非孔子的门徒，自然犯不着在孔子死后二百来年去刻意奉承孔子，而且庄子对人对事向来直抒胸臆，有话直说，从不曲意奉承，更不会违心地吹牛拍马。当庄子在自己唯一的挚友惠子面前坦承自己不及孔子的时候，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当然，庄子敬佩的是孔子这个人，未必是儒家学派，更不是孔门后学。实际上，在孔子死后近二百年的时间里，孔子的思想主张，也随着时代的变更、社会的变化，不断被其门人后学根据各自的需要发展修正了。庄子时代的儒家所标榜的儒学已不是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其时，批驳儒学的学者、思想家也并非庄子一人。与其他学派对孔子以及儒家的猛烈攻击相比，《庄子》内篇中那几句对孔子的批评，充其量也就是下了几滴毛毛雨。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司马迁有关庄子“诋訿孔子之徒”“剽剥儒墨”的话题上来，看看司马迁所说究竟是否靠谱，是否有根据了。

我们知道《庄子》一共收录了33篇庄子以及庄子弟子后学的文章，内容很丰富，也很复杂。司马迁说庄子“诋訿孔子之徒”时，特别点了《渔父》《盗跖》《胠箧》三篇的篇名。偏偏这三篇都算不上是庄子的代表作。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像司马迁这样有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 （《汉书·司马迁传》）美誉的史学家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是否另有寄寓？甚至是否有着什么不便明言的隐衷？

汉代初年，由于秦朝的苛政，加上连年战乱，经济一片凋零破败。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张“清净无为”“垂拱而治”的“黄老之术”正适应了当时“休养生息”的需要。也正是在“黄老”思想的主导下，历史上第一个社会相对安定繁荣的“文景之治”出现了。不过，随着帝王权力的膨胀、国力的强盛，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越来越无法适应强化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于是好大喜功的汉武帝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黄老之术靠边站，代之而来的是儒家的仁义学说以及君臣伦理观念。

这，就是司马迁时代的大环境。司马迁的一生恰好处在了社会主导思想由黄老道家向儒家转型的关口。而主导这个转型的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别人，恰恰是与司马迁一生荣辱安危、生死存亡息息相关的汉武帝。

于是，问题就来了。司马迁与汉武帝之间的恩恩怨怨极其复杂且微妙。司马迁原本对汉武帝忠心耿耿，绝对是把命都搭上了的：“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汉武帝也曾十分赏识司马迁的才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只因司马迁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了几句而惹得汉武帝震怒，竟遭受奇耻大辱的“最下腐刑极矣”。在极度屈辱中，司马迁身负父亲的重托，“隐忍苟活”，“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以上均见司马迁《报任安书》）终于以坚韧的信念完成了创作《史记》的神圣使命。

在《史记》中，司马迁选择为“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庄子作传本身，很可能就是有感于自己“深幽囹圄之中”而“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满腔悲愤，而他却从《庄子》那里获得了某种感喟与共鸣。庄子同时代的文人，如名家的公孙龙子、惠子，道家的杨朱、宋鈃、尹文等，都曾比庄子名气大，他们在《史记》中或仅仅被提及姓名，或根本不着痕迹，而司马迁独独选择为庄子作传，可见庄子在司马迁心目中的分量。

了解了司马迁的写作时代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司马迁会特意举出对儒家攻击最为激烈、言辞最为犀利的三篇文章作为《庄子》的代表作，明摆着就是要给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国策添堵，最起码也是要制造出一些不和谐之音来。这种借庄子之口尊崇道家贬损儒家的写法，在“罢黜百家”的情况下，还真是需要一点儿敢于唱反调的勇气的。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司马迁单挑这三篇文章说事儿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看到十余万言的《庄子》时，并没有怀疑其中有相当一些篇章并非庄子本人所作，于是把《渔父》《盗跖》《胠箧》的著作权也归属了庄子，却未能辨别某些篇章并不能代表庄子的思想。无论如何，司马迁略过《庄子》内篇以及与内篇思想主旨更为接近的《天地》《秋水》《达生》《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寓言》《天下》等文章不选，唯独点出这三篇，一定有自己的意图。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像《盗跖》这样直接骂孔子为丧家之犬的篇章，司马迁仍然没有说庄子“诋訿”孔子，只是说“诋訿孔子之徒”。也就是说，司马迁心中还是有一杆秤的，他知道应该把孔子与孔子弟子后学区分开来。

辨清了司马迁说庄子诋毁孔子之徒、“剽剥”儒家的真相，不等于我们就可以绕开《庄子·齐物论》中提及的“仁义之端，是非之涂”之说，索性来个视而不见。的确，这两句貌似是内篇中对儒家抨击颇为激烈的言辞。但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还原到上下文中去，就不难发现事实的真相。庄子之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是呼应前文“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珍也”而来，与“毛嫱丽姬”等一系列例子一样，都是用来说明“圣人议而不辩”，“圣人怀之，众人辩之，以相示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的道理，来揭示“是非”之争产生的根源，而不是要刻意去抨击儒家的“仁义”。更重要的是，庄子这里所说的“仁义之端”，指的是将“仁义”发展到极端的儒家思想。这样的极端才是“是非之涂”，而不是说“仁义”就是“是非之涂”。况且，孔子一生走的都是“中庸”之道，“仁义之端”显然也不是孔子所认可的。

另一个需要辨析的例子来自《庄子·大宗师》。其中提到儒家弟子意而子决意改换门庭，许由却说，你已被尧在脸上打下了“仁义”的烙印，用“是非”施了割鼻之刑，表示拒绝，意思是你已经无可救药了。尽管这里庄子用了“黥”“劓”这样恐怖的字眼，但仍旧没有把矛头对准孔子，而是把根源追溯到上古帝王尧那里，强调即使那些曾经深受“仁义”思想影响的人也仍然可以进入逍遥游的境界。也就是说《庄子·大宗师》所抨击的并不是孔子本人或者孔子的思想，针对的只是众说纷纭却无法判定孰是孰非的争论，认为只有忘掉这些仁义是非，才能畅游于无尽的“道”之境。

至此，我们确信，说庄子骂孔子，实在是受了司马迁的误导。事实上，庄子非但不诋毁孔子，恰恰相反，他的学说与孔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也是有渊源的。

四、庄子·孔子·颜回

说庄子学说与孔子有关，并非妄言。我们知道，孔子他老人家一生汲汲奔走于天下，坚持不懈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多次身陷饥饿、被围攻堵截的困境，却始终没有得到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虽给后人带来了光明，自己一辈子却一直生活在黑漆漆的长夜中，以致于他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