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七巨头看企业长青之道

美国七巨头与中国七巨头

最近和一些专业投资机构交流时，他们谈到国内有些投资者过去两年转战美股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而美股屡创新高的最大推手是所谓科技七巨头（Magnificent 7），即苹果、亚马逊、Alphabet （谷歌-A）、Meta Platforms（原Facebook）、微软、英伟达、特斯拉。凡下注它们的，普遍获益颇丰。

美国商业史上有过“七巨头”之说。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 · 泰德罗在《影响美国历史的商业七巨头》一书中讲述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末的7位美国企业家的历程，即安德鲁 · 卡耐基（美国钢铁）、乔治 · 伊士曼（柯达）、亨利 · 福特（福特汽车）、托马斯 · 沃森（IBM）、查尔斯 · 郎佛迅（露华浓）、山姆 · 沃尔顿（沃尔玛）、罗伯特 · 诺伊斯（英特尔）。

今日所谓七巨头，则是美国银行分析师迈克尔 ·哈特内特在2023年5月提出的，是指最有价值、最受欢迎的一组科技巨头股票。

截至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全年英伟达累计涨幅近240%，Meta累计涨幅超194%，特斯拉累计涨幅超101%，亚马逊累计涨幅超80%，Alphabet累计涨幅超58%，微软累计涨幅超56%，苹果累计涨幅超49%。此外，AMD累计涨幅超127%，英特尔累计涨幅近95%。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科技大牛市。

已经有分析师认为，七巨头股价的回落不是“会否”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但更多分析师认为，尽管七巨头是华尔街最拥挤的交易，但其平均接近30倍的市盈率水平并不高，和历史上的泡沫股完全不一样。它们商业模式清晰，有充沛的现金流和巨额的利润，有明显的网络效应，在不少市场上“赢家通吃”。加上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开启，它们将继续破浪领航。

从美国七巨头，我想到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的科技七巨头？

如以市场价值来看，截至2024年2月2日，价值最高的是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网易、美团，以及未上市的字节跳动和华为。

如果考虑到美国七巨头中有英伟达、特斯拉，不都是互联网企业，则中国七巨头还有另一个版本，即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宁德时代、比亚迪，以及字节跳动和华为。

近年中美科技巨头的市值消长令人唏嘘，不过这并非本文的主题。我想写这篇文章，是在和一家互联网公司高层探讨“为什么美国七巨头能不断创新，走在时代前沿”时受到的启发。

我们首先发现，七巨头的创始人都拥有某些特质，如洞察未来、改变世界的勇气，强烈的危机感，追求卓越、不断变革、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为公司奠定了与众不同的初心与特质。微软创立不久就提出“让每个家庭、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个人计算机”的使命，微软创始人比尔 · 盖茨也一直充满“微软距离破产只有18个月”的忧患意识。到了NVIDIA（全球最大显卡芯片厂商之一）联合创始人兼CEO黄仁勋那里，这种意识更进一步，变成“我们的公司还有30天就要倒闭了”“你总是在倒闭的路上，如果你不把这种感觉内化，你就会倒闭”等。

最近在字节跳动2024年度全员会上，CEO梁汝波表示要将“加强危机感”列入年度目标。他认为最大的危机感是字节跳动作为一个组织正变得平庸，“该有的大公司病全有了”，如低效、迟钝、标准降低。他说，航天器需要达到一定的速度才能摆脱地球重力，否则就会坠落，组织发展也是如此，必须从精神上打破自满，提高标准，保持危机感和始终创业的心态，同时在激励上加大区分力度，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如此才能“逃逸平庸的重力”。

在多变的互联网、数字产业领域，一家公司何时志得意满、自我膨胀了，何时就是平庸化的开始。中美公司皆是如此。

最伟大的公司领导人是谁？

除了公司特质，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公司年龄并不构成创新的障碍。

一般总认为创新是小公司、新公司的事，这没错，但如果看美国七巨头的创立时间，微软是1975年，苹果是1976年，比中国在1984年“公司元年”成立的那批公司都老。英伟达是1993年，亚马逊是1994年，都30岁左右了。谷歌是1998年，已经26岁了。特斯拉是2003年，Meta 是2004年，也都20岁左右了。但它们都在与时俱进，是全球科技创新的引领者。

2.公司可以在代际传承中跃进升华。

我们看到，七巨头有的创始人还在一线打拼，担任CEO，如黄仁勋、扎克伯格、马斯克，但也有巨头已经完成了代际传承。

纳德拉2014年出任微软CEO时微软的市值是3000多亿美元，现在微软市值是3万亿美元。

库克2011年出任苹果CEO时苹果的市值不到3500亿美元，他领导苹果成为第一家市值突破3万亿美元的公司（注：3月22日收盘为2.66万亿美元）。

桑达尔 · 皮查伊2015年接任谷歌CEO时，谷歌的市值是4000多亿美元，2019年他还兼任了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CEO，今年市值最高时突破2万亿美元（注：3月22日收盘为1.89万亿美元）。

新的CEO创造了比前任高得多的市值。

当然不能完全通过股价看价值（有市盈率因素），但从收入、利润等基本面增长来看，纳德拉、库克们做得也极为出色。他们是靠实打实的业绩立足的。

纳德拉担任微软CEO之前，时任CEO鲍尔默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微软进入新纪元的最佳途径，便是拥有一位能够加速微软变革的新领袖。”纳德拉接替鲍尔默后，迅速将微软的战略从模仿苹果的“设备和服务”变为“平台和效率、移动优先云优先”。他真正把微软带入了云时代。

1996年12月乔布斯重返苹果时，公司一年亏损10亿美元，产品大量积压。1998年3月库克应乔布斯之邀从康柏加盟苹果，他采用新的库存管理系统，一年间快速清理库存。当时苹果的零部件厂商来自亚洲，而组装工厂位于爱尔兰，经常脱节，他果断关闭美国、欧洲的生产基地，将生产制造完全外包给在亚洲的代工厂。他给产品出色的苹果补上了运营的短板，乔布斯说他“是我招募到的最出色的员工”。

在乔布斯最后致董事会的信中，强烈建议董事会实施接班人计划，将库克晋升为苹果CEO。乔布斯还希望库克做的不是“下一个乔布斯”，而是他自己。库克曾说：“乔布斯曾经帮助我思考过自己的定位，他选择我当继任CEO的时候，就和我谈过，‘不要想，如果是乔布斯的话，他会怎么做。你就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

再说一下谷歌。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拉里 · 佩奇和谢尔盖 · 布林早在2001年就找来埃里克 · 施密特出任董事长、CEO，施密特担任了10年谷歌CEO，2011年卸任后由佩奇接任。2015年谷歌进行组织变革，建立母公司Alphabet，进入更多创新业务领域，佩奇的工作重心也转向新业务，转任Alphabet CEO，谷歌CEO则由主导安卓研发的皮查伊掌舵。2019年，皮查伊同时担任Alphabet和谷歌CEO。

佩奇和布林在公开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相信现在是时候承担作为自豪的父母的责任—给予建议和爱，而不是每日的唠叨。”他们在信中对皮查伊高度评价，说“他为我们的用户、合伙人和员工带来了对技术的谦逊和深深的热情，他和我们紧密合作15年了，他和我们一样对Alphabet结构的价值充满信心，有能力为我们解决科技方面大的挑战”。

不难看到，无论是苹果选择库克，微软选择纳德拉，谷歌选择皮查伊，还是亚马逊选择安迪 · 贾西接替贝索斯担任CEO，这些代际传承都和血缘、亲缘无关，董事会选择的都是在公司已工作多年、战功卓著、能看到未来的领导人，同时也给他们很强的与业绩挂钩的激励。

如果对比中国的大型互联网公司，增长性最好的是字节跳动和拼多多，这两家公司的创始人张一鸣和黄峥早几年就不再担任CEO，好像消失了一样，也说明完成了CEO交棒的公司有可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比尔 · 盖茨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领导人之一。他开创了软件这个行业，同时，在他自己完全离开微软、献身慈善事业后，还能看着公司一步步成为世界市值第一，在云与AI的大时代再领风骚。当然乔布斯也很伟大，虽然他早已长眠，但他选择的库克将苹果的事业发扬光大。

专业独立型董事会与创始人控制型董事会

科技大公司如何基业长青，代际传承，常葆创新活力？可以从很多角度展开。

这里单说一下董事会的影响。一个专业、负责、独立的董事会在选择、激励和约束CEO方面的能力与水平，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以微软公司为例。根据官网，微软董事会现有12名成员，分别是：

1.里德 · 霍夫曼，Greylock Partners合伙人，领英创始人。

2.休 · 约翰斯顿，迪士尼CFO。

3.特里 · 李斯特，Gap公司前执行副总裁兼CFO。

4.凯瑟琳 · 麦格雷戈，法国能源公司Engie CEO。

5.马克 · 梅森，花旗集团CFO。

6.纳德拉，微软公司董事长兼CEO。

7.桑迪 · 彼得森，首席独立董事，Clayton，Dubilier&Rice运营合伙人，曾任强生集团全球董事长。

8.卡洛斯 · 罗德里格斯，人力资源公司ADP董事长兼CEO。

9.普利茨克，PSP Partners创始人和主席，曾任美国商务部部长。

10.查尔斯 · 沙夫，富国银行董事长。

11.约翰 · 斯坦顿，Trilogy Partnerships董事长。

12.艾玛 · 沃姆斯利，葛兰素史克CEO。

12名董事中只有纳德拉一人在微软任职，别的都是独立董事，且全都是有丰富管理经验、非常在乎个人业界声誉的CEO级别人士。这样的董事会既能洞见商业趋势，对为公司创造价值的CEO给予激励，也有能力和独立性，在觉察到CEO不再适合时及时调整。

事实上，当初鲍尔默本人并没有打算那么快就离开微软，但董事会认为他过分主导销量，忽视创新能力，错失了不少技术变革良机，因此他尽早离职对微软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当时一位专栏作者曾写道：“以下的惊人数值差是鲍尔默遭受质疑的原因之一：1999年最后一天，也就是他在微软披挂上任的前一天，微软的市值为6000亿美元；在他宣布卸任的前一天，微软的市值为2700亿美元。”董事会不仅促成了鲍尔默比想象中更早离开，也加速了盖茨本人离开董事会。2019年，董事会收到一名女工程师的信，披露她和盖茨的不正当关系。董事会对此展开调查，并认为盖茨不适合担任董事，应离开董事会。2020年3月，盖茨辞去微软董事。

如果不是一个独立、专业、对整个公司命运负责的董事会，很难做出以上决定。但正是这样的决定，让纳德拉在属于他的舞台上大展宏图。而鲍尔默和盖茨都服从董事会的决定，显示出对公司治理规则的尊重。

再举一个优步（Uber）的案例。2017年，在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要求下，优步创始人卡兰尼克辞去了CEO职务。卡兰尼克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创业者，他创立了优步，但自从2017年2月一名公司前员工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陈述自己在优步经历的性骚扰和性别歧视，以及公司高层对举报的无动于衷后，优步陷入了巨大的声誉危机。5名主要投资者要求卡兰尼克立刻辞职，并改变公司领导层，还要求将公司独立董事的3个席位中空缺的2个填充完整，以加强对整个董事会的监督。

卡兰尼克辞职后，董事会表示“他的辞职是他爱优步的表现，随着他的辞职，优步将掀开新的篇章”。在流媒体音乐公司创始人埃克的推荐下，优步董事会决定选择前Expedia的CEO达拉 · 科斯罗萨西出任CEO。他在上任之初就表示：“让优步达到今日地位的文化及方法，无法带领他们进入下一个更高水准。他们正从不计代价成长的时期跨入负责任成长的时期，他们的文化也需要进化。”他列出了新的职场规范，包括鼓励多元的员工背景以及做对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