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出版和青年写作实践

何平（评论家）：这次的议题是“一种出版，一种思想”，灵感来自好几年前我给海豚出版社俞晓群先生写的一篇书评。书评的题目叫《出版史即思想史》，是对于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出版关系的观察。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先觉者办刊，出报纸，搞出版，通过报刊和图书来传播现代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同样离不开报刊和图书。一定意义上，正是出版给“五四”青年提供了世界声音和思想资源。缘此，我们这次选择的出版机构偏重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有接近我们理想中的为青年提供思想资源的各自实践。换句话说，都有着各自的代表作和品牌形象。所谓“一种出版，一种思想”，强调思想，也强调思想的多种可能。也许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强调“一种出版”，也是尊重“另一种出版”，像这次我们几乎没有邀请纯粹学术、审美生活和体量特别大的出版机构，传统的出版机构也只是选择其中的某一个工作室。希望未来有机会，做这些“另一种出版”的议题。

陈欢欢（编辑）：大家好！很高兴能与各位同行和评论家交流关于出版的种种故事。20年前我在南师大文学院求学，有感于那些盗版书的粗糙劣质，下决心要做中国最精致的盗版书，改变盗版行业，但是后来进入了正规出版行业（笑）。

我今天的题目是《种树的人》。出版跟种树差不多，都需要长时间的劳作和等待，收成需要看天吃饭。去年是文景成立的20周年，我们选出了20本代表文景风格的书，包含了社科、艺术、文学等方面。我今天讲的是文景在文学方面的出版。

先讲引进文学。文景发展至今的引进文学产品线大致可以分成四类，类型文学、治愈文学、经典作品、大奖作品。类型文学的代表是《达·芬奇密码》，文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之后我们又出了历史悬疑背景的《但丁俱乐部》和面向单身职场女性的“购物狂系列”；治愈文学的代表是《追风筝的人》，这本书的印量超过1000万册，因为它的存在，我们才得以做其他并不是那么畅销的书；经典文学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出版于2006年，因为作者帕慕克创作力比较旺盛，我们陆续出版了他很多的作品；近五年，我们有三位作者获得诺奖，汉德克、格丽克、福瑟。我们最初并不知道汉德克会得奖，消息传来让我们也很意外。我们后续还将出版十几部汉德克的作品，70岁高龄的主编韩瑞祥教授鼓励我们：“我们一起遭受着汉德克作品的折磨，似乎有苦也有乐，共同努力吧，争取早日结束折磨。”格丽克是译者柳向阳老师推荐的，我们在2016年出了她的诗集；福瑟是我们去年签下的作者，新书也很快可以面世。

关于本土文学，2007年，文景就开始做“黑蓝文丛”，在青年写作方面进行尝试。2018年，我们开启了“潮生”系列，主要选择70后、80后的中坚作者，比如陆源、赵松、甫跃辉、文珍等等。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新人作者顾舟的《星云涂鸦》，新人的首次出版大部分是短篇集，《星云涂鸦》则是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这是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

董风云（出版人）：听到何平老师说他写的《出版史即思想史》，我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本人对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没把自己做的出版方面的事情与思想史联系起来。我做出版的原因挺简单的，因为学生时代喜欢读点书，尤其是政治学和社会理论方面的书。后来阴差阳错，因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让我去校对一些法语稿子，我很偶然地从事了出版事业。做了一段时间纯粹的学术书之后，我开始思考，能不能做一些把阅读体验跟严肃研究相结合的书？

2013年，我开始运作甲骨文书系，这里边少不了社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我认为对严肃内容的出版来说，让价值观和现实层面的考量达到平衡非常重要。经常见到编辑认为某本书很好，一定要出，可是个人所理解的好与市场上体现出来的好往往是有巨大鸿沟的。我一直在努力做好这两个方面的平衡。

这五年来，除了甲骨文书系，甲骨文团队还策划了“译想论坛”，把学者、译者、媒体人和出版人聚在一起，希望在自己的业务之外，能有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在论坛上，我们意外收获了“雅努斯翻译资助计划”：与单向街基金会合作，希望通过这个计划连接更多优秀的、持之以恒的严肃作品的中文译者。翻译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但我们对译者的关注度却非常有限。雅努斯就是让大家注意到译者以及他们的作品。

任绪军（编辑）：我是2015年进入出版行业的。在那之前，我的志向是做学术，研究北美华裔文学。我在台湾的导师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美食家，还是一位出版人，自己开有出版社。我开始认识出版，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确定了对自己来说，做书是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关系进行协作，比做学术会更有意思。

从台湾回来后，我进入重庆大学出版社实习，参与“思想家和思想导读丛书”出版。不久，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我们开始构建“拜德雅Paideia”的框架，很快就取得了社领导的支持，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当时像是闯入了一片荒芜之地，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能怎么做，同时这也意味着可以任性而为。我们带着一种急切感，在很短时间内就买了一百多本书的版权，现在想来都感觉可怕：那时我们就两个人，做出了这些书，这几乎是无法去实践、执行的一件事情。比如，我们当时买了德里达好几本书的版权，最开始以为捡到宝了，后来才意识到那些书是大家不愿意去碰的，因为做起来过于困难。2017年，拜德雅带着之前买下的版权从重庆大学出版社独立出来。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消化初入行时犯下的“美丽的错误”，那一百多个选题后来也成了拜德雅的基石。拜德雅能顺利运转，也归功于此。

在拜德雅这些年，也是我学习和思考“出版”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以为只要使用当时流行的轻型纸，书本就会很好翻阅，却发现书依然很难翻开。我查到张立宪老师的一篇文章，讲到了纸张丝向的问题。拿着这个问题去问合作的纸商，纸商说我们是西南地区第一家来问纸张丝向问题的出版机构。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要努力把事情做得专业一些，更专业一些。

今年，我意识到自己来到了这段职业生涯的上限，每一本书的样子、每一本书的操作方式都很相像。与此同时，我手上的几个稿子，也和拜德雅的风格很不一致。这个情况下，我想做一个新的品牌，希望接下来做的书是直接能跟现实产生对话的、有关联的。有天早上，我坐在家楼下肯德基外面晒着太阳吃早餐，瞥见地铁站的名字，“重光”，就它了。“relire”是个法语单词，意思是“重读”，我希望我做的书能够被一遍一遍重新阅读，每次阅读都可以发现新的东西、新的光。

重光马上要出版的是青年作者远子的最新小说集《光从哪里来》。这本书的命运一波三折，在不同的出版社转了好几轮，赶上我从拜德雅出来，就变成了重光的第一本书，名字上也跟新的品牌有着不期然的契合。这部小说集就像是把我很早以前想写的东西写了下来，那种真实和坦诚的品质，深深触动了我。

另一本是汪民安老师的访谈和随笔集《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这本书构建了丰富的维度，展开了思想与现实相遇的那个世界，让理论的激情游荡在现实的大地上。

戴浩然（出版人）：八光分，是太阳的光子到地球的长度单位，这是孕育生命的距离，对于我来说，它更是一个孕育可能性的距离。

我们公司有科幻作家，比如大刘，《宇宙工程师之歌》最近连续印制了3次。2016年，八光分举办国际科幻电影周，达成一系列电影、电视剧的版权交易。2017年，我们大规模引进《神秘博士》等IP，开启了八光分的一条路径，找到了八光分的第一批读者。2018年，我们开启了《银河边缘》Mook（一种新型纸质商品，介于杂志Magazine和书籍Book之间，称为Mook）项目，持续到此时此刻。《银河边缘》项目的初衷是新人原创，这也是我们八光分的目标和存在意义之一，对我而言，这也是我始终没有离开八光分的原因。在这个时代做一本Mook是非常不讨好的事情，做书的营收效果会好很多。上个月我们拿到了雨果奖，经过六年漫长的旅程，终于在这个项目上有所交代。公司成立3年后，我们出版了《火星孤儿》，获得几万册的销量，芒果TV即将上映它的网剧。我们还出版了《小镇奇谈》《星之继承者》，跟腾讯合作《三体》漫画。目前八光分建立起了电影、电视剧、漫画、有声书、外语版本输出的产业链条。

八光分不只是一家科幻内容公司。我们与青海省的冷湖镇政府，以及北京一家旅游上市公司合作，每年在那里举办文学奖，也欢迎大家去冷湖走一走；我们赞助了高校科幻平台举办“星火杯”比赛，我们给钱，但什么都不要，让他们自己搞，科幻这件事情总是有人要去做的。我认为，科幻在未来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具有与现实主义文学同样的社会意义。过去觉得遥不可及的东西，如今已经来到我们身边了。

冯俊华（编辑）：相比于一般的出版，副本制作更接近于一个“自我组织”。当时，我们几个写作的朋友认为当下的现代汉语不能表达人在社会现实中的感受。如果希望一个东西出现，那就要自己去做。副本制作最早出自作者金特的提议，我们希望把出版物变成一个可以呈现的特殊空间，创造艺术灵活、迅速地反映现实的可能性。

我们和作者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希望作者到另一种现场去，最起码走出书房完成思考和写作。小说家彭剑斌写在贵州跑夜路，胡安焉写派快递件的生活，我们会推动作者写自己能够触及的生活。我们和金特认识比较早，最早在城中村里讨论作品，当时金特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写作方向。他很小从东北来到广东，文化身份和原生家庭对他造成相当大的困扰。我对金特说过，不可能在广东写东北，如果要思考东北这个地区与我们国家，或者我们时代的关系，就要到东北去。后来，金特到沈阳就地写作，2015年创作了《冷水坑》，写东北的矿难。我们和金特约定，我们会以支持者名义留下他的一部分版税，作为他今后写作的资金，我们也会为他在新的地方解决居住问题。

“副本”一词来自20年前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大家玩过游戏就会知道，副本是需要组队打怪才能通过的关卡，玩家每次进入副本里面看到的场景都会不一样。这跟读者阅读的体验是相似的。我们将我们的出版实践定义为手工艺，希望它不管它在多大规模，或者何种愿景下运行，不管支持到的作者有多少，都始终维持它的初心和创造力。

刘净植（出版人）：活字文化的口号是“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从不到10年前创立之初，我们就很明确，要打造一个以人文思想和通识教育产品为主的文化创意品牌。我们几个产品线中比较成功的有“给孩子”通识教育系列，现在出版了将近20本，还有“中华文化新读”“视野丛书”等系列。目前，活字文化其实并没有明确、清晰的文学产品线规划，但是我们在相关方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追求和突破。

活字的“飘风丛书”系列的其中一部是刘禾的《六个字母的解法》。本书的题材来自学术研究，作者研究纳博科夫自传中一个叫作奈斯毕特的神秘朋友，发掘这个人的真实身份。这原本可以成为一篇很严肃的学术论文，但是她最终采取全新的写作方式，用一种介于文学写作、历史写作和学术写作之间的文体，来观照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这种写作方式是一种创新。中国的学术研究长期受西方体系的影响，学术表达语言和我们日常使用的汉语言有非常大的差异。是我们原本的语言无法进行学术表达，无法进行严谨的、准确的问题分析吗？我们能不能用汉语原本的语言方式和语法清晰好懂地完成这种学术表达呢？我们是立足于大众阅读的出版策划机构，想在这方面有所尝试。

2021年，我们出了一本《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这本书我们其实完全可以采用学院式的，或者通俗一点的，兼顾理论和可读性的写法，但最终由作者郭宝昌进行第一人称的北京特色口语叙述。本书的另一位作者陶庆梅很容易被忽视，她做了很多理论性的梳理，同时要解决统一理论性思考和口语化表达的问题。去年我们有一本书引起了较大反响：著名的歌剧艺术家田浩江写作的《角斗场的〈图兰朵〉》。作为演员长期浸淫戏剧和音乐，田浩江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他写作不会受固有写作套路的影响，几乎是用自己的大白话进行创作，这带来一些很新鲜的东西。

无论是刘禾、郭宝昌，还是田浩江的创作，我不是特别愿意称这种写作为跨界写作，因为“跨界”其实就说明写作的界分得太细了。我们应该让更多创造性写作打破条条框框，用新的写作让我们中国的语言保持它的活力，保持新鲜度，保持原创性，才会有更富创造性的写作出来。

罗丹妮（出版人）：我把自己的发言题目定作“以人为中心的出版”。

如果让我来概括，单读有点像同人出版，是三四个人组成的、小小的共同体。我们的编辑团队一共就是三四个人，选题方向基本就是几个编辑个人趣味的延展，好处就是比较自由，许知远老师不太干预我们的选题，全力支持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节奏来做，没有太多考核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