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的年代

作者: 东来

民国十三年(1924年),麓城商会七人写信,向驻在上海的英国怡和洋行询问电机价格,对方发来一份令人发愁的报价单,而且其中的耗材——柴油、机油、锅炉、石棉全是进口,价格不菲。也就是说,建发电厂是一回事儿,发电是一回事儿,维持发电厂是一回事儿,总花销二十万之巨。

所有资本远不够付电机组的价钱,麓城商会会长又向怡和洋行报请以未来五年的电费抵扣货款,降低购机成本,怡和洋行欣然接受,双方签订合同。洋行根据麓城的人口和需求,估算出大致用电量,向麓城发了一整套发电设备,包含英国拨伯葛式水管锅炉、双立缸活塞一百五十马力蒸汽机、凝汽器、配电盘和变压器等。

至于组装和线路设计,他们说,会派一位专员来麓城负责。

又等到十二月初,怡和洋行的技术专员才从上海起程,七天后抵达麓城。

那是个名为安德烈的白俄年轻人,五年前自圣彼得堡逃难到哈尔滨,又到上海,能说一口极流利的官话,与其他沙俄贵族不同,他因父母惨死,决心背弃原本的贵族生活,将俄语和法语都抛诸脑后,完全改换面貌,穿着长衫棉袍,学起中国人打扮和中国人说话,在洋行里找了一份艰难的营生,时常被驻派外地。他抵达麓城的渡口时,麓城一行人已经等候多时,从昼午等到傍晚,盼过了一艘又一艘船,东河的水平缓无波,众人马上失望而归,有人却指着上游一个黑点说:“还有一艘船。”

最后一艘船抵岸,安德烈提着行李箱走下船,因为晕船面色惨白,嘴唇却红得像猪血,身量颀长,穿了一件蓝缎子的高领子软袍,戴了一顶皮帽遮住金黄的卷发和棕色的眼睛,码头上忙碌的人停下手里的活儿看向这边,甚至一群行路匆匆的鸭子都驻足停望,自四十年前若望神父踏上码头,麓城再也没有来过洋人了。

三年来,这位年轻人作为洋行的技术专员,一直在内陆为那些尚未通电的城市组装电机和铺设电网。每次出差的时间都长达四五个月,他克服了舟车劳顿对身体的巨大损耗,忍受住内陆令人厌倦的水陆交通,跨越了语言的鸿沟,乘船沿着扬子江向上,有时候还要乘坐骡车翻山越岭,才能到达目的地。那些小城市点缀在河流两岸,人们还过着古代的生活,路上除了人还有牲畜,进城的道路泥泞,城内道路铺着方砖或青石,狭窄得只容骡车通过,偶尔还可以见到固执的留着长辫子的老人,一到夜晚,黑暗就扫荡整座城市,只有天赐的星光和月光,人的烛火微弱无比。

安德烈经常能碰到那种半新不旧的士绅:守着不薄但极易消耗的祖业,对新事物感到饥渴,建新的学校,铺设新的道路,相信新的思想。向他们推销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说,这是最新的,他们会倾其所有,立马买账。

一开始,安德烈只想赶紧离开麓城,因而勤勤恳恳地工作,只花了两个下午就把电机组组合好,又花了二十天的时间丈量和重绘麓城的街道,得到了一份比之前更加准确的地图。他用绿色线框标注居民区,用红色线框标注窑厂,用黄色标注其他行当商户,一眼看去,麓城各色交织如同一张新布,如同站在几百米的高空俯瞰,围困着麓城的几道山峦也被标注出来。因为这幅图,麓城商会会长对安德烈甚是佩服,逢人便说,洋人是有几分人才,这图是真的好啊,应该多多印制存档,未来十几年都用得着。

电灯亮起来,已是二月下旬。

正月的四场大戏和两场庙会大闹之后,暖风彻底呵动人们的手脚,一些其他着急吃饭的工行已经开始做事。码头上聚集了一批形同乞丐的窑工,自愿领极低的工钱,几天之内,掘开了地,将电灯公司的电线杆子立了下去,商户林立的南城耸立出许多刺猬毛似的杆子,没几日工人们又为了一口稀饭架好了电线,电线在人们头顶延绵,天际被这些纵横的细线割成许多小窗。用电户数总共一百六十一户,算好黄道吉日,二月二十四日诸事大吉,打开机器,向锅炉里投下第一块煤和第一根柴,火熊熊烧,马达兴奋起来,转得飞快,烟囱里吐出黑烟。在麓城向来只有烧窑的烟囱,第一次有烧锅炉的烟囱。电在其中受到催化,如同魔术,拉下开关就奔腾而至,明亮却不灼人。傍晚,未等暮色完全到来,麓城已经亮起暖黄色的灯,灯光点点地从某户人家的门缝中挤出来,漏几行到街道上,为夜色镶上金边,虽不比大城市那样辉煌,却据守住了一片明亮。为了庆祝麓城通电,电灯用户集资请来戏班,借湖北商会的大戏台又做一夜戏,演《龙凤呈祥》和《醉打金枝》。通电第二个月,用电的户数就翻了一倍,机房里马达昼夜不息,吐出黑烟也送出电力,码头街上的商户大多都接上了电线。人们开始在灯下夜间行走,夜晚不再那么冷清。电灯公司的股东们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麓城里半数人家,不论富的贫的,都会点着电灯,电灯公司很快会回本,怡和洋行的欠款马上能还上,一切都会变好。

安德烈还没有离开麓城。原计划是通电之后第五天就乘船而去,商会为他准备了一大箱子的土货,有风鸭、辣鸡、米糟酒、辣椒粑,可是安德烈突然宣布自己感染风寒,需要静养几天,推迟了归期;等到风寒痊愈又平地崴脚,不能出行。总之到了要走的日子,他总是能找出一个新借口,直到四月初还没有离开。

有关安德烈的传闻已经在街上流传开来,大家说他是为了女人才滞留麓城,至于是哪个女人却是个谜,有说是花巷里泉州妓女阮女,也有说某家大户的二姐儿。

直至有人目睹安德烈穿着一身簇新的绸衫,头戴礼帽和一个年轻女子沿河散步。春日芦苇和白茅都抽出翠绿的嫩条,野草野花竞相怒放出紫色的小花,将将能够盖过鞋面,两个人一脚深一脚浅地往码头走,那画面煞是动人。

大家认出那位小姐是麓城上一任县长康碧江的小女儿,去年在省城的教会中学毕了业,回到麓城,今年十九岁,她的父母正在为她寻觅合适的婆家,已经有人上门提过亲,再相一遍就定下了。她是那种所谓的受过洋人教育的新女性,沾染了一些都市的习惯,穿时兴花样的绵绸旗袍和小皮鞋,身板细长,烫过的短头发,走路急躁得很,几乎是小跑的,身上有一股子香皂的味道,走到哪里,散到哪里。里三层外三层的时髦让麓城人失去了判断,传闻康小姐极美,实则没有几个人真正见过她的模样。康小姐同她母亲一样,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外读的也是教会学校,从没有错过一次礼拜和圣礼。她也是教会姊妹中最积极的一位,拢来城内十几个小学生和中学生,组织了麓城第一个唱诗班,因为没有钢琴,便用口琴伴奏。自她来后,一到周末,教堂内就回荡着口琴悠扬的乐声。她曾经在一次告解中,向神父透露了她对婚姻的恐惧:她的一个同学出嫁后才知道丈夫是个智障,之后就一直被困在家中不能出门,只能靠写信和同学们联系;过了半载,信也断了,人不知死活。康小姐说自己的父亲也贪财,一定会为了钱财把她嫁给智障。她随即忏悔,不该这么议论自己的父亲,他在麓城好歹是个体面人。

四月的第一个礼拜日,若望神父在长椅的最后一排看见了安德烈高挑出众的身影,他以为自己老眼昏花,因为他和安德烈交谈过,知道他憎恶上帝,不会主动踏进教堂。若望神父马上意识到安德烈为谁而来——康小姐正在台上指挥,双手轻盈地在半空中划过,合唱团东倒西歪的嗓音暂时收为一束,下个音调又成散沙。合唱每每让礼拜有些滑稽,但神父不想打击信众的积极性,硬着头皮叫好。神父注视安德烈,安德烈低下头,避开责问的目光。礼拜结束之后,安德烈先走出去,康小姐送走合唱团之后,也向河边走去,又有许多人目睹了他们一起散步。女人挽着男人,以缓慢悠闲的步调前进,头颅高昂。女人时不时捂着嘴笑,不知说些什么,他们完全不避众人的目光和不怀好意的指指点点。

麓城的流言传播速度堪比春日暖风,大家都说,再不管一管,只怕杂种都要怀上了,绿眼黄发死鱼皮,到时候怎么收场?四月第二个礼拜日康小姐果然没有出现,她请人给神父递了一张纸条报告平安,纸条上又引《圣经》一句箴言——“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康县长为了女儿的名声,将她锁在房间里,不许她出门。安德烈在教堂等了一个早晨,没有等到康小姐,他的身影在门口晃荡了一会儿,消失在刺目的阳光中。之后的每个礼拜日,安德烈都会出现在教堂,坐在最后一排,听完合唱团的赞歌之后独自离去。

电灯公司的工作早已经结束,安德烈绝无理由再留在麓城,虽然他没有搅起什么风浪,只是引发些飞短流长,整个麓城的人却都盼着他离开。这种盼望越来越热烈,尤其是康县长,他已放出话来,洋人快把麓城熏臭了,如果安德烈离开,他要放一挂三千响的爆竹。但是电灯公司的几个股东却觉得安德烈多留一段时间也未尝不可。公司运营出过两次岔子:一次是电线短路造成小范围停电;另一次是工人忘记铺上新的隔热石棉,导致锅炉差点烧熔爆炸。虽然都是工人操作不规范导致,但是安德烈不避危险,光着膀子进入热烘烘的锅炉间亲自修好了机器。与安德烈数月的来往,电灯公司的股东们对“黄毛鬼子”的评价相当之高,觉得伊唯一的缺点就是招惹了女人。

安德烈不得不走了,公司的电报拍过来,要他先去更上游的梅县。那边也新近通电,但不知为何已经停了半个月的电,他要去看看电机是否有故障、工人操作是否规范,之后再回上海。

五月七日,安德烈登船启程,去往梅县。康县长果然命人送了一挂大爆竹来,在码头放了,岸上除了看几个热闹的闲汉,没有送行的人,船在霹雳声和硝烟中渐行渐远,终与碧天混为一色。

时节动荡,六月从上游漂下来十几具浮尸,全都泡胀发白了,渔民捞上来一看,都是吃了枪子儿的兵,吓得不轻,又重推回河里。见多识广的老人说,可能要有兵乱,派人去省城打探,回说一点动静也没,让把心安回肚子里。但有眼力的人已经开始囤粮囤柴,一旦发生兵乱,粮与柴总是最先短缺。其实麓城偏僻,上次乱起来已是“长毛”那会儿的事,闹闹哄哄的,杀了许多人。十几年前也曾在城郊刨出过一个白骨坑,但这事儿已经久远,记得的人不多。

紧接着发生另一件事情,麓城人立刻把兵乱的事儿抛诸脑后,专心议论起来——康小姐趁夜独自出奔,十天之后在湖北的小报上登了一则消息,说她已在梅县,和安德烈成婚,不日将和安德烈同去上海,请她父亲退了她之前的婚事,免得对方空等。这事儿闹得众人皆知,康县长恨不得带把柴刀去梅县削了洋人的头,他一腔怨气无处发泄,迁怒商会和电灯公司,觉得就是他们要搞什么电的事情,才招来一个破烂货。康县长在商会门口中气十足地骂了一个时辰,不顾斯文人体面,用尽了所有脏字臭词,骂到商会的人祖坟冒烟才离去。众人不占理,康碧江的女儿实实在在是被拐走了啊,无人敢回一句嘴。

又过半年左右,有人在码头看到康小姐,见她踮脚下船,白着脸红着眼,拿帕子遮脸,坐上一辆黄包车回家去。全麓城的人都知道她私奔的事,又见她狼狈而归,不禁哄笑,几个孩子跟在车后扔石头。

若望神父知晓个中细节:康小姐第一时间把来龙去脉写成信送至教堂,希望求得上帝的原谅,洋洋数千字的陈情,神父花了一个小时才看完。

起因是康县长为康小姐安排了一桩婚事,给九江某富家续弦,那家人的老家长是清朝的进士,当过洋务的官,不独在九江势大,在武汉和上海也都有产业,是康县长好不容易才攀来的亲。他们家不要那种乖巧木讷的旧女人,只要聪敏活泼的新女性,用新的血来洗掉旧的污,教养出更新的下一代,就这么一轮轮地更迭下去。那家人见过康小姐的照片,说好得很,虽然不算顶标致,但那双眼睛真如骏马奕奕有神。康小姐听了皱眉,觉得怪恶心,却说不出哪里别扭。她不乐意,满脑子逃跑的空想,却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也不知道退掉这么好的一门婚事,自己后半辈子怎么过,犹疑之间,在家里已经蹉跎一年。

康小姐被送到省城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并不是因为她父母开明,而是因为她母亲一家是传承百年的天主教信徒,想让康小姐以后做个修女。而她的父亲又觉得这样不花钱,大抵又可以为她将来嫁人贴一贴金,许个好人家。教会学校建在省城绳子塔旁边的一座小山坡上,与最热闹熙攘的闹市仅有一墙之隔,可以听得见摊贩们嘹亮的叫卖声,以及半个月一次集会的弹唱声,但什么也看不见。她和四十多个女孩一起读了十年寄宿学校,每年只有新年一个短假期。校长是一个法国老神父——已经老得不能再老,管教她们饮食、行止的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修女,其他两个教员是会说一些法语的中国神父。图书馆中每隔两个月送一些新的杂志和报纸来,教员们都准她们传阅,一方面她们与世隔绝,完全不知道外面已经怎么样天翻地覆;另一方面,对于报纸上各种各样的论战、名人、理念的更迭,她们又了如指掌。去年,老校长终于去世,她被父亲接回家时,几乎想不起外面的日子,在车上回望山上的学校,不过是一座小小的监狱。

康小姐是个精力超群的人,约莫是天生的。跟着修女学会了打网球,身体紧得像条蛇,天生一副细润好嗓,口琴上手就会,又会写得一点诗,读得几句法文,还用笔名“如楠”在省报上发过几篇小文章,在学校里是个明星,老师们喜欢她,同校几个女孩子甚至给她写过情意绵绵的信件。她本想继续念大学,却被父亲召回;返乡之后,也想过工作,去麓城的竟成小学应聘做小学教员。学校本已经决定录用,她父亲不允,觉得女孩抛头露脸不好,要把她从学校架回去。她希望校长能够救她,躲进校长办公室,校长只是挥挥手:“既然如此就回去吧,你本来也不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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