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爱：文学中的母女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里写到的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形象，莫过于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这篇小说的末尾，当七巧听闻女儿长安不仅没有按自己说的，跟男朋友童世舫断绝关系，相反两人走得更近，于是吩咐儿子长白正式下帖子请童世舫到家里来吃便饭：

世舫猜着姜家许是要警告他一声，不许他和他们家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会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着一件青灰团龙宫织锦缎袍，双手捧着一个大红热水袋，身边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一个疯子——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

毛骨悚然的何止世舫，普通读者比如我，初次读到时的惊骇至今难忘。那个没有光的所在究竟是哪里？子宫？死亡？张爱玲在这里形象地突出了母亲七巧的威仪，巧舌如簧，一句看似随意却用心很深的话断送了女儿的恋情。当母亲大人突然降临，当儿子无助到“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惶惶然，好像囚犯等待判决。曹七巧因为年轻时被压迫，心灵扭曲，对媳妇和儿女的控制欲到了施虐的地步。

《金锁记》里遗老世家年青一代的长安抽鸦片，长白娶姨奶奶，原型几乎都来自张爱玲的父辈。但她跟母亲黄逸梵关系非常复杂。父母离婚以后父亲再娶，张爱玲正是少女时期，向父亲提出留学被暴打，跑到母亲那里求收留。母亲支持女儿读书，给女儿高价请私教补习英文。但随着民国后期经济形势的恶化，通货膨胀，母亲在用度上捉襟见肘，对女儿开始心生怨隙，时常嫌弃女儿拖累了她的生活质量。“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流言·私语》）20世纪40年代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曾将稿费换成两根金条给了母亲，等于偿还了过去读书的投资。1956年母亲入籍英国时，母女已经多年不来往。母亲查出癌症。这时正值张爱玲的丈夫赖雅中风瘫痪在床，她是家里唯一一个挣钱工作的。所以最后张爱玲给母亲电汇过去一笔钱，并寄了报刊上对她作品的评论，并没有前往伦敦去见母亲的最后一面。

在女作家里，因为缺钱和家庭义务牵制没有去见母亲最后一面的，还有爱丽丝·门罗，她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传体小说《亲爱的生活》。女性独立后长年陷入贫穷，或者因为儿女年幼被家庭拖累，都会成为母女关系恶化的外因。

《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的上海。40年后，1983年奥地利作家耶利内克发表了《钢琴教师》。又过了20年，2001年法国导演歇尔·哈内克根据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

晚上迟回家的中年女儿进门，回到狭小的公寓里，老母亲厉声质问她下班以后到哪里去了？然后一把夺过女儿的提包，从里面翻出罪证——一条她认为样式出格的连衣裙。中年女儿抢夺连衣裙，两边各不相让，结果连衣裙撕裂。女儿气头上举手狠打老妈的头，说我真希望你（死掉）！这句话说到一半停下，但母亲立刻意会，很伤心。这么一哭，两人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一起喝咖啡，破涕而笑，晚上同床共枕而眠。过了两天，这对母女穿戴整齐，挽着手同去私人演奏会。女儿演奏后，老母立刻从包里掏出精致的毛衣，为女儿披上。

《钢琴教师》中有房主电话催促女儿购买公寓的桥段，可见这对母女也是处于经济窘困中。区别在于《金锁记》中的女儿长安安静地忍受母亲的桎梏；身为出色的钢琴教师的女儿对母亲的反抗，表现在极重口味的受虐和施虐的性爱好，对方下手越重她才越能感受到身心上的愉悦和解放。极低的自我存在感让她需要在痛和辱里打破麻木，找到存在的兴奋点。电影结尾，施虐游戏在男友被激怒以后突然升级，假戏真做，变成一场真正的强奸。

母女关系，被心理学家称为注定要失败的关系。其一是因为荷尔蒙，母女之间比母子之间更具竞争性；其二，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二等地位，她所受的憋屈、失语、经济上的边缘化等种种不利因素都会在下一代尤其是同性身上形成情绪叠加，让关系恶化。

美国文学界的两对出名的母女，让我们可窥见母女关系的复杂。

谭恩美与母亲

在美国文坛上，以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谭恩美是非常成功的。她的代表作《喜福会》无论是原书还是电影都一直受大众欢迎。凭《喜福会》成名后，她一直保持高产，作品不断。其中两本儿童文学绘本还被拍成动画连续剧，在PBS儿童电台常年播出，可谓功成名就。

2017年，谭恩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过去的起点》。随后根据回忆录推出同名纪录片，把书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老照片都搬上银幕。回忆录中多章都谈到她的母亲。谭恩美和母亲之间的战争，集中在她的少女时代。最激烈的一次，是母亲带着姐弟在瑞士蒙特勒，母亲拿菜刀逼她——

在卧室里，母亲先锁了门，拿着一把中式菜刀冲过来，谭恩美步步后退，一直退到墙边无路可退。

母亲说：“你如果再和那个不成器的男朋友鬼混，我现在就一刀把你杀了。然后把约翰（注：约翰是小儿子，即谭恩美的小弟弟）一起杀了，然后我自杀。我们一起到天堂加入爸爸和彼得的行列。”她的眼睛很奇怪，与平时不同，闪亮，睁得很大，但好像她又看不见我。那一刻我知道她是真疯了。她离我的脸是那么近，嘴里的热气还有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我不能看着你跟那个男的在一起把自己毁掉。不等了，现在我们就跟爸爸和彼得相会，我把你杀了，再杀约翰，然后自杀，我们一起去天堂。”

“她提到去世的父亲和哥哥彼得的名字。过去她多次威胁要自杀跟他们一起走。这次却威胁要杀我，她受不了了，我也受不了。我暴怒，说你杀吧，现在就动手吧。我想这次真的完了，她会动手杀我，她的眼睛凶光毕露，喘着气，胸脯起伏着。”

这是谭恩美16岁时发生的事。之前一年，父亲和大哥突患恶性脑瘤相继去世。在遭遇双重厄运以后，谭母相信家里风水不好。最后她决定卖了房产，带着一对儿女——谭恩美和小弟，搬家到欧洲，四处为家。最后他们在蒙特勒落脚，姐弟俩开始读国际学校。舞着菜刀要杀女儿的导火索，是谭恩美结识一个在当地流浪的德籍嬉皮士，这个人为逃兵役在瑞士盘桓，以出售大麻为生。他成为她的初恋。男友教会了谭恩美吸大麻，还被瑞士警察抓到。谭母用刀逼女儿时说的“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自毁前程”并非夸大其词。用刀逼迫，是她管教女儿的方式，禁止女儿跟不良青年交往。在家庭内部以死威胁是谭母独有的管教法。

谭恩美6岁的时候，拒绝弹钢琴。“你这么不听话，也许明天我就死了呢。”这是妈妈的话，可以想象对一个6岁的孩子打击有多大。谭家的其他成员——父亲以及三个儿女，从来没有把谭母的自杀威胁当作纯粹摆姿态，他们认真地痛苦地为母亲的话自责，都是母亲情绪的囚徒——她的毁灭性的情绪，在家人面前可能随时爆发——某段时间里的每一天，或者每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两次。在高速公路上一语不合，她会突然打开车门宣布要跳车自杀；父亲子女从外面购物回来，发现家里一片狼藉，凳子、椅子、咖啡桌都被掀倒，烘焙好的生日蛋糕整个儿丢进垃圾桶里；在朋友聚会上，或许一句什么话冒犯了她，会突然不理睬在场所有人。一直到晚年，“不想活了”的梗都一玩再玩，在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以后不久，有一次母女一家在旧金山吃饭。谭母突然暴怒：“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说完起身就往餐馆门外跑，等女婿追上，她已经走下人行道朝贯穿旧金山南北的范耐思大道奔去，准备投入滚滚车流，一了残生。女婿一把抱住她把她扛在肩上往回走，她使劲地用手挠着他的背。这是谭恩美记忆中最后一次母亲的自杀威胁。

谭母的母亲，也就是谭恩美的外祖母也有自杀倾向，曾经两次试图自杀。最后一次，在女儿9岁时吞鸦片自杀死去。这是一种中国前现代的女性代代相传的抗争方式。谭母移民到美国以后，一直有朝九晚五正常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亲朋好友的社交圈。上海出来的移民朋友聚会，在回忆录里时常提到谭家一直有着相当正常且旺盛的家庭社交生活。谭母的自杀威胁，基本发生在家里，至亲面前。一旦出了家门，比如朋友聚会，她的情绪剧烈变化，也只限于不说话生闷气、不搭理人这类文闹，而不是动刀、跳车、掀桌子这类武闹。以死相逼，情绪上的海啸，一直到儿女中年的时候，谭母都有“我死给你们看”这种情绪崩溃。谭母的自杀威胁，跟心理疾病上的自杀倾向是有本质区别的。

谭家的母女关系跟《钢琴教师》完全不是一个性质。钢琴教师的母亲可以当着女儿的面直接搜她的提包，可以进女儿的橱柜没收她的（样式出格的）衣服，这种桎梏近似修道院的年长嬷嬷对年轻修女的压抑。谭家母女可以各自在家吸烟而不相扰，谭母可以大大方方地跟女儿谈性，“估计你跟那个逃兵已经睡过，不是处女了”。像绝大部分务实的华人移民家长，她最在乎的并不是女儿具备女德贞操，而是勤奋努力，在新大陆出人头地。她频繁闹自杀主要是情绪上的发泄，并不影响母女感情，不仅不影响，她们多年来关系密切，且有着漫长的对话。谭的代表作《喜福会》《灶神之妻》，其中绝大部分素材来自母亲移民前的经历。母亲的口头叙述让不懂华语的女儿走进民国时期上海的家族历史，是她得以回到故土的唯一的记忆之门。“我经常觉得是我在代母亲甚至外祖母的鬼魂前来写作，我是她们的声音的灵媒。”

谭恩美的写作道路，处处受到母亲的影响。她小说的行文风格，尽量不用中规中矩的官样英文来写作，而用简洁明快的英文语句，保证母亲可以轻松读懂。这种独特的英文属于谭恩美，它模仿第一代华人移民说英文时的节奏感和用词。

谭家火山爆发式的家庭关系，给谭恩美没有留下太多的心理阴影。中年以后谭家母女曾多次回到国内故地重游，接济母亲留在国内的四个子女，并请其中两个到美国来探亲。谭恩美做事和照顾家人的方式，跟我们这些第一代华人几乎无差别。她跟心理医生谈到母亲，医生说你很幸运，并没有留下太多的创伤。另一方面，跟许多孤军奋战的女性作者不同，谭恩美的父亲离世以后，家庭经济状况没有陷入困境，全家一直过着平稳的中产阶级生活，并无跌落底层的难堪。生活无忧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谭恩美无疑是幸运的，她的写作有着几代华人女性的加持。

普拉斯母女

另有一对母女，她们的面容和声音极其相像，吃苦耐劳的精神气质也像。母亲对女儿呵护有加，女儿却对母亲尽量疏离，至死都不肯回到母亲身边。这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西尔维亚·普拉斯，奥瑞利娅·普拉斯是她的母亲。在普拉斯自杀前的几个月，她独自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搬到伦敦，母亲苦苦哀求她回到美国的家，甚至给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准备好了公寓和生活费，但普拉斯更愿意独立居住。

1963年2月在伦敦的公寓里，普拉斯把头伸进煤气烤箱自杀，去世时还不到31岁。那天她的两个年幼的儿女在隔壁的卧室安睡。丈夫特德·休斯在伦敦另一处公寓跟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普拉斯为了防止致命的煤气弥漫开来，细心地用胶带把厨房通向卧室的门缝封死。在儿女的小窗边放了牛奶和面包。

普拉斯离世时除了留下一部小说和几部诗歌作品，还留下大量的书信、日记。普拉斯过早离世，家人都还健在，她的文学遗产中书信和日记是否出版，若出版是选集还是全集等关键性的操作问题，并无遗嘱交代。于是这些文字统统变成可以任由母亲和尚未正式离异的丈夫休斯任意操纵支配的东西。普拉斯作为女性写作的文化话题，在她离世的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也没能结束。自1963年开始，过去几十年中，她的并不算庞大的文学遗产，作者缺席，其余人物——母亲，丈夫，插足婚姻的第三者、第四者，奖学金资助人，众多的前男友，暗恋者，文学前辈……这一群人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均安然在世并有积极的话语权，他们对普拉斯文本的复述、剪辑、审查、干涉、重新解读，让仅活了31岁的女作家在文本上不断复活，形成庞大的不断生长的话语群落和文字汇集，这是当代英美文学里的普拉斯现象。在美国，再小的公共图书馆，查普拉斯词条，都会找到至少五本跟她有关的书和传记，稍大的图书馆，普拉斯相关的书籍起码有十多本。最近的一部传记，出版于2015年。她唯一的长篇小说《钟形罩瓶》在全球卖出超过40万本，一部以普拉斯生平为蓝本的好莱坞电影诞生了……可以说，普拉斯在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舞台。

普拉斯的书信由母亲编辑，以《家书》为题于1975年出版。《家书》收入1950年到1962年期间部分普拉斯和亲朋好友间的通信，主体是母女通信。《家书》被休斯和普母删节得支离破碎，但读者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早逝的普拉斯多年来丰富的私人生活和内心世界。《家书》引起的争议远超普拉斯的诗集和小说本身，它不期然成为理解普拉斯最激烈的诗集《爱丽儿》的背景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