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智性与诗性

散文有着比诗歌、戏剧、小说等其他文体都更为漫长、丰富甚至杂乱的传统，周作人在《杂拌儿》“跋”中写道：“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①散文的新旧交替正是如此，同时，散文与生活摩肩接踵毫无嫌隙，伍尔夫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说：“散文把一切脏活都扛在肩上：她答复信件，支付账单，撰写文章，登台演讲，为商人、店主、律师、士兵和农民服务。”②散文如此宽广，无所不包，有如大地，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亦能化神奇为腐朽，可以纵横于实有与虚无、真实与梦想之间。文化大散文和小女人散文就像青菜萝卜一样任人去爱。这既使散文拥有灵活自由的文体特点，这种灵活自由也使散文的研究变得难以聚焦，尤其是对散文很难展开真正的形式讨论。“形散而神不散”大家固然耳熟能详，但对其他文体同样适用，好的作品都是凝神聚气的。

“会思想的芦苇”

随着移动互联网对文学生产方式的改变，自媒体整体降低了文学的门槛，散文可能遭遇的降幅最大。这是时代的潮流，是文明转型的必然结果，我们都在面对和经历，作为个人可以选择，但作为潮流却难以抗拒。作为一个职业读者，阅读之爽常有，有些散文、诗歌、短篇小说是在书店一气呵成看完的，真正好的作品具有磁铁一样的吸附力。在自媒体视频对目光的强势竞争之下，林岗老师的《漫识手记》显得尤为珍贵，我产生童年时吃糖的感觉，总是不舍得一口气吃掉一样，要让这种快乐不断延宕，让想象的快乐参与真实的快乐之中。《活着》中写到他儿子跑步得了体育老师奖励的糖果，回家后根据情感和理性不断地来回分堆，怎么也拿不定主意，真是将孩子的心性展露无遗。匮乏是有意义的，物以稀为贵。在机械复制时代，书是充裕的，然而好书依然是匮乏的。知识是泛滥的，思想仍然是珍稀的，就像珍珠隐藏在蚌壳里，需要时间来酝酿。诗歌是泛滥的，诗意依然是稀罕的，需要我们细细地将其品咂。

对于《漫识手记》，我慢慢地一条条读，不时往回翻翻，生怕最后一页突然来临，就怕糖融化到最后的一点甜无处可觅。智慧进入大脑也像糖进入循环一样，会渗透到每一条毛细血管之中并最终塑造你的相貌。鲁迅、卡夫卡、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作家的面相和眼神包含着摄人魂魄的力量。智慧驱使林岗先生记下他的观察和经验，“智慧使你眼睛雪亮，智慧麻醉了你的手足。”①这是全书最短的一个词条。在谈论自由时他又写道“智慧是灵魂的自由”（298页）。一个词条就是一条道路，能将你带进一片幽深的森林。如果没有关于生物的知识结构，你就会在众多的树木中迷失。《漫识手记》貌似全无预设，但实则是作者持之一贯的关注，对人类最古老、最基本的问题比如生、死、性、婚姻、权力、竞争、宗教等的不懈思索，而这些问题亦是当代人类的核心议题。编辑成书时分为伦理信仰、社会历史、人间岁月几大部分，不同于学术论文的小心求证，作者略去论证直接出示自己对人类历史的通盘考虑，这些凝练的片段背后有他的历史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是知识与经验的互照，是人生的体悟与历史的长河对话：“经验是一只土拨鼠，不停挖掘通往幽暗地府的地道。”同时阅历的增长也意味着城府加深和热情冷却（264页）；人与生活的关系犹如主仆，顺从和反抗各有风险和意义（298—299页）；对全球化的谈论非常精到，三言两语就勾勒出历史大势，从武力、野心推动到资本和贸易推动再到技术推动，结论是弱势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出局（191页）……断章式的格言警句，冰冷却一语惊醒梦中人。“联姻是文化教养、文化积累得以迁延接续的重要途径。联姻得以进行首先需要社会变迁是相对平静的、渐进的。”（209页）文成公主入藏，昭君出塞。上层和亲，下层嫁女，本质是否有内部的一致性？经济学拨开爱情朦胧的面纱告诉我们：婚姻的实质乃资源交换，结婚是两种性别的分工合作。《红与黑》中于连渴望以婚姻进入上流社会，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出于对上流阶级虚伪品质的厌恶而俯就于连。《包法利夫人》中艾玛渴望僭越自己的阶层而带来悲剧。《人生》中高加林背弃巧珍选择黄亚萍以便解决城市身份。千百年来爱情悲剧的书写都围绕着这亘古未变的人性，男权文化对女性具有归根结底的制约性，这种意识也“积淀”进女性的意识深处，当今女性主义的反叛也在旁证这种根深蒂固的力量无所不在。

《楞伽经》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智慧是知识的晶体。孙绍振先生曾感叹：“抒情的、诗化的潮流声势浩大，智性的追求则凤毛麟角。”①当代学者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智性一维。陈平原先生一直呼吁学者应该在“做学问”的同时“写文章”，并且他自己一直在身体力行。往小处说，学者写散文是练笔，愉悦心性；往大处说是对社会做贡献，毕竟学术论文是在非常非常狭窄的象牙塔中传播。我愿意在蒙田、卢梭、尼采的延长线上来阅读“漫识”，这些是作者从“不惑”之年起探求生命之“惑”，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大背景下当代学者对“无穷的远方”和谜一样的“自我”的静思，282则漫记的吉光片羽总让人想到人类思想的星辰大海。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漫识”也呼唤我们在内卷时代保持内省，慢下来，思索生活探求奥秘，等待知识慢慢凝结成智慧。

“无我之境”的召唤

李敬泽的《跑步集》辑录他近年来在公共空间的发言、活动、访谈以及序、跋等“杂拌儿”。代序《跑步、文学、鹅掌楸》中指出“文学就是要把大地上各种不相干的事情、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各种像星辰一样散落在天上的事情，全都连接起来，形成一幅幅美妙的星图”。②想象能够上天入地，沟通日月大海，想象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上；长跑则努力让“自我”慢慢卸下，趋近“吾丧我”的“无我之境”。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为词乃至中国文学提出了一个关键词——境界，并将之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而且我们能够感觉到“无我之境”在王国维那里品格更高，在悠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亦如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就是最高境界。哲人早就发现无中生有。我们打坐、冥想、隐逸、逍遥都是为了去追求、贴近、感受“无”，感受虚、静，感受空。李敬泽善于化用传统术语，比如疫情时期以“隔”与“不隔”来谈论杜甫，“隔就是一个精神空间、一个抒情场域，他的追忆和遥望，使不可及的人、事、物返回和构成他的世界”。（4页）词学标准的“隔”与“不隔”在此被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主体与世界的关联被再度审视。

手机成为手的“延伸”，自媒体日益发达，文学得与更多更快捷的娱乐方式争夺注意力。文学被各种载体稀释，散文亦饱经沧桑，“前批判家”李敬泽依然期许散文是“一种现代的诸子之道”，是“诸子式的包罗万象、纷然杂陈”（92页）；文学可以“让我们去结识陌生的人，见识那些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事，让我们领会他人的内心、他人的真理”，“去探索和想象世界和生活更广阔的可能性”（92页）。李敬泽在多个场合回应过他的身份问题，对于自己写的究竟是评论还是散文，他并不以为意。他的学识、阅历和职业使他既了解当代评论日趋学院化的弊端，也清楚散文所处的局面：“散文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极其尴尬的，从范围上说，它已经由‘日不落’退缩成岛国小邦，从传统资源和艺术资源来说，它把文统、道统一扫光，只搞出个袁中郎、张岱、兰姆等等，和现代的小说比起来寒酸薄弱至极。”（95页）他渴望自己的写作能够突破文体的藩篱，回到“子部”，创造性接续伟大的传统。

《青鸟集》《咏而归》《会饮记》等一系列新作显示了作家的阅读和思考，无论是处理中国古代的历史还是谈论世界文学，他总是从当下出发，他对当今时代有一种难得的警醒，他时时意识到自己就在这个摄像头无处不在、表演无处不在的局面当中。《十个世界，一个世界》致力于呈现“复数的世界”，从诸多不同地域的作家身上看到文学经典化的困难所在，尽管由高科技支撑的全球化日甚一日，但当今面临的重大问题依然是“文化政治”和“身份政治”。所谓的全球视野并不是简单的地理化的中、西，并不是概念化的欧美和东方，全球化是文化沟通、对话、融合，也是与他者的碰撞中彰显的本土性、地方性、民族性，甚至也是一定程度的“他者化”。在与李蔚超、张莉等学者的访谈中，李敬泽比较详细地回顾了他所参与和见证的文学现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在世界意识烛照下中国文学的生长、变化。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他发现了很多新人，发表了很多新作，有意识地策划、倡导一些写作潮流，如新世纪影响较大的“非虚构”；作为中国作协的领导，他参与多种国家级奖项的评选，参与诸多文学活动。特殊的文化身份和高远的审美眼光使他的言谈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我们都爱汪曾祺”这样的标题道出李敬泽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甚至是“汪曾祺化”，文学和生活的双重魅力从中辐射。

李敬泽以“跑步”来修炼自我，不断地将自己交付给世界，体验“无我之境”。要额外提一句，他拥有的“暗知识”为他大幅度的话语跳跃提供新材料、新方法，为他的作品增添了知识性和陌生感，他不凡的感受力、表达力则如藕丝般将这些纵横古今、跨越中西的材料黏合为一体。

大地上的行走

以思想型作家著称的韩少功一直坚持多文体写作，新作《人生忽然》分为“读大地”“读时代”“读自己”三辑。在当代作家中，韩少功是真正的异数，他是实干家，是思想者。他1988年下海南，后来办了刊物《天涯》，参与编辑、发行全过程；1998年到湖南汨罗的一个山村修建了房子，将这个年轻时下放劳动六年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故乡，从此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在海口和故乡间迁徙，以期从生活本身打破城乡的二元对立。这本集子的编排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视点在当下和历史之间穿梭。“读大地”部分出现的地点犹如记忆装置，贮存着关于二十世纪的历史记忆，混杂着卑鄙和崇高、仇恨和恩情、宏大叙事和日常体验。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关键词，韩少功的写作始终围绕着这一严肃而宏大的命题。韩少功访问过拉美诸国、布拉格、日本，由此展开对国族历史的思考，难能可贵的是作家时时警惕自己的视野和成见，警惕全球化这个词的狭窄化、固化，执着地辨析和表现变动时代中具体的个人。就像“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里”所揭示的与弗洛斯特的“未选之路”所呈现的，历史无法重来，人生亦无法再来。无论是身处异域还是在海南抑或汨罗乡下，韩少功心中始终装着人类文明转型的难题，持续索解那些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读时代”部分，韩少功努力在繁复混杂的现象中勾勒出当今时代的思想剪影，并提出自己对文化的思考和未来的期望。谈论文学本身的文章《自我学与人民学》篇幅不长，却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要言不烦，文学必须在自我和人民之间找到平衡，不可执于自我，也不可超离自我，执于自我让文学狭窄，超离个人经验则让文学空疏。在《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一文中他简要地梳理了个人以及个人主义的谱系，分析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个人主义，揭示“唯一者”“拜我教”“散沙化”的危害，强调人的社会性。《知识，如何才是力量》指出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人文领域都纷纷向“科学”看齐，而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窘境，面对“书本知识的混战”以及“知识失能”的困局，韩少功提倡跨越知识壁垒，以实践来恢复知识的力量。《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则是回应当下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境况，许多领域机器人都在取代人，技术狂热者鼓吹技术万能，韩少功指出人工智能的边界以及人的不可取代性。疫情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往往以这一句话概括了事。韩少功却通过辨析发现其影响具有不同层次，对娱乐领域影响最大，越是虚高消费的部分所受的冲击越大。换句话说疫情帮助我们重新分清人的需求与欲望，建立在符号价值、彰显身份的“炫示性消费”是可以大大压缩的。“读自我”收录的日记是一份珍贵的私人档案，也是历史的旁证，作家个人命运的转机恰与我国的大历史同步。历史并非一堆冰冷的数据，政治也不仅仅是红头文件和政策，而是会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人群的关系。节选的日记重现作家的青春岁月、他的性格、意志以及青春恋爱的记忆，并埋下了他此后返乡生活的种子。《人生忽然》将严肃的思考融于机警而略显俏皮的文字中，有地理空间的广度亦有历史记忆的深度，有时代性亦有私密性。

诗人于坚左手写诗，右手写“记”，如《印度记》《建水记》《暗盒笔记》等，新出版的《密西西比河某处》是他多次前往美国的手记，一册图像一册文字，有图录真相亦有文字阐释。于坚的写作有很强的还原能力，能够在读者心中勾勒出一张他行走的线路图，阅读时仿佛身临其境，其中有大量的诗歌朗诵会，与诗人的交往。难能可贵的是于坚的“记”有诗人的深度，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而是能写出地方的性情，比如纽约的“自由”，它不是口号，而是历史形成的内容，是来自全球各地大量移民杂居、多种文化对话所形成的城市性格。纽约就是全球化最充分的注脚。于坚笔下的大都会博物馆，一面墙就能把人带回时间深处，一杯咖啡、一片面包又能将人拉回现实。人就在久远发黄的历史和芳香四溢的生活中穿行，由此我们亦能理解穿越小说的现实基础。巨大的经验落差铸就了美国的文艺与诗歌的特殊气质，诞生出惠特曼的自信、自由、自我，也诞生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来自全球的“最强大脑”荟萃，各种学术派别林立，像桑塔格这样举世瞩目的女批评家，她对当代艺术新材料、新方法和新感受力的分析正是对纽约城市文化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