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的季节

这次来江州，早已错过了踏花觅径的季节，却阴错阳差地走进了一个世外桃源。这是离那个隐士最近的桃花源，也是藏得最深的桃花源。

天地间，谁人不知匡庐山？这是一座从上到下都裹在迷雾里的山，它仿佛故意造成一种神秘而奇异的氛围，连苏东坡那么清醒的一个人，也从未看清过它：“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若要看清一座山，先要看清山脉绵延起伏的走势，庐山的山脉是根本看不清的，这是一座没有山脉相连的孤山。江湖之滨一般极少有崇山峻岭，这座山仿佛天生就长错了地方——乍一看，一座山陡然从江湖间拔地而起，哪怕你来过一百次，看上去还是那么突兀。不过，若从上帝视角看，这座山看上去兴许并不孤独，它雄峙于长江中游南岸和鄱阳湖之滨，这是中国第一大江和第一大湖，为一座没有山脉的孤山带来了荡气回肠的水脉，造就了一片风云际会又浑然一体的江山。

天底下，谁又不知陶渊明？一个灰色的身影，在倾斜的天空下盘桓已久。我在这江山中反复游走和穿梭，猜测一些历史情节或细节，却怎么也找不到一个生命的开端。一个人降生于这江山之中，是他的福气。他没有生错地方，却生错了时代，这让他穷其一生默默无闻，与世长辞后一直名不见经传。直至几个世纪后，一个从头到尾都裹在谜团里的人，才渐渐从山高水深中浮现出来，从此历史再也不会遗漏这样一个高才豪逸的人物。史册只是后世的追记，在那错失的时空中，这个人出生的岁月已难以考证，只能依据其诗文推测，他大约生于东晋兴宁三年（365），为浔阳柴桑人，今属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和庐山市（原星子县）一带。这是一方北望长江、东倚匡庐的水土。

这一考证，对后世确认陶渊明的隐居之地极为重要。遥想当年，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便是在这里悠然一瞥吧？而东篱易解，南山何在？说来还真是奇怪，这个人一生居住在庐山脚下，每天与这座大山低头不见抬头见，从他留下的诗文中，竟找不到关于庐山或匡庐的只言片语，这座近在眼前的大山在他眼里就像根本不存在一样，这是一桩疑案。清人史夔就发出叩问：“渊明居柴桑，日与庐山对。云何诗百篇，未尝道只字？”他怎么也想不通，最后只能妄自猜度：“乃知作诗者，适然与兴会。”意思是，陶渊明之所以从未提及庐山，只因庐山从未勾起他的诗兴。但此说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其实何须猜测，这里除了一座孤独的庐山，还有什么山？陶渊明笔下的南山、南阜、南岭、南岳，指的就是他隐居之地南边的庐山。他不说“悠然见庐山”，正是一个隐逸诗人的高明——一个真正的隐逸者，原本就不想在世间留下任何供人寻觅的踪迹。

越是踪迹难觅，越是让后世反复追寻。要追踪一个生命，必须要追溯其家世。对此，陶渊明倒未故作神秘，他在《命子》诗中慎终追远，对其家世勾勒出了一条纵深数千年的线索。这里就不追溯其遥远的先祖了，只上溯三代，其曾祖为东晋大司马陶侃，曾封长沙郡公，陶渊明赞其“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其祖父陶茂曾官拜武昌太守，陶渊明赞其“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其父陶敏（一说为陶逸）也曾官至安成太守，陶渊明赞其“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从“伊勋伊德”到“惠和千里”，这勋业、功德和施惠于民的仁政，正是儒家士大夫永恒的、慎终如始的追求。而至其父的精神姿态却已为之一变，这位太守大人已是一副虚静恬淡、襟怀超然的道家情怀，其为官只是寄迹风云、托身仕途，得之不喜而失之无怨。除了直系先祖，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也是一位“进德修业，以及时也”的东晋名士。

陶渊明历数先祖之勋业与功德，充满了一个儒家士子的自豪。而魏晋之世，门第等级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个士子能降生于世代簪缨之家，又怎能不自豪？可惜，由于其父早逝，一个世家由此家道中落。那时陶渊明还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他还不能深刻地感受到丧父之痛，更难以把一个人的去世和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好在，凭其祖传家业，他的童少年时代尚无衣食之忧。逮至弱冠之年，一家人已陷入贫困，而在他的晚年，一家人已长期处于饥饿的境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一个世家之子，又怎会甘心家族急遽衰落下去，陶渊明自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摆在他眼前的一条正道，就是攻读儒家经典，如其先辈一样入仕为官。这位年轻士子的志气丝毫不逊于其先祖：“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除了儒家经典，他尤爱读上古奇书《山海经》，又尤其敬佩精卫和刑天这两个神话人物：“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样的猛志和那不屈服的灵魂，以比儒家经典更神奇的力量，深深地注入他的灵魂。他对“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的壮士荆轲也极为崇敬，这让后世感受到了一介书生骨子里的刚烈，一个士子的血性和激情。或许，只有同样具有如此刚烈血性之人，才能看清一个骨子里的陶渊明，如鲁迅先生所谓：“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命子》是陶渊明归隐之后所作，却让一个隐士的夙愿昭然若揭，即便归隐，他依然不甘心做一个飘飘然的隐士，才以此诗激励儿子继承先辈的家风，让这个衰落的家族再现“历世重光”，更希冀后辈如先辈一样建立勋业和功德，以实现其“大济于苍生”的宏愿。他是这样激励儿子，也是这样激励年轻时的自己。他在二十岁那年便走出书斋，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游宦生涯。这条路“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直到年届而立，他才谋得第一个卑微的吏职——江州祭酒，此职约为州府学官，但陶渊明因“不堪吏职”——大概是嫌官场事务烦琐、繁文缛节，或不能忍受这种小官吏的生活，未几，他便辞官回家。随后，州里又召其为主簿，他也谢绝了。但他并未就此放弃仕途，而是渴望更大的舞台。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他曾几度入幕，先是入大将军桓玄幕府，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这些将军们一个个都是“猛志逸四海”的大人物。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发兵攻入京师建康，以斧钺威逼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政权，自称楚帝。元兴三年（404），刘裕率军击败桓玄，迎晋安帝复位，而刘裕则独揽军政大权，东晋王朝仅剩下一副空壳。至永初元年（420），刘裕干脆代晋自立，建立了南朝的刘宋政权，把历史从东晋直接推进了南北朝时期。在那样一个天崩地坼衰乱之世、群马南渡的颠沛之朝，又何尝不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设若渊明一直追随桓玄，将沦为叛贼；又设若他一直追随刘裕，他就有可能成为开国功臣。然则，那凶险莫测、祸福相倚的命运是一个文人士子难以掌控的，历史已经验证，这样一个“天资既高，趣诣又远”的士人，既当不了叛贼，也当不了英雄，他只是一个“无志于世，其寄于世”的幸存者。

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是东晋义熙元年（405）八月，为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仕途的尾声也是高潮。而他出任此职的目的一点也不高尚，只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缾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而“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这个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和喝上几口酒，才来干这个彭泽令，这与那什么超然绝俗、高风亮节之类的形容词又怎么扯得上？在他担任彭泽令八十余天里，未见其有什么造福一方的政绩，倒是留下了两个流传至今的典故。一个是“公田种秫”，他分到二顷公田，第一个考虑的不是养家糊口，却是要全部种上酿酒的秫稻，最终拗不过家人的苦苦哀求，他才答应一半种秫稻，一半种养命的粳稻。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典故，甚至是一个历史性事件，还没等到稻子成熟的时候就提前发生了。那时东晋已名存实亡，但官府依然层层加压。一次，郡里派了一个督邮来彭泽督察，一到官驿就传唤县令去见他。按说，这也是督邮的职责所在。这督邮乃是郡守属吏，掌监属官，而一个县令参见督邮，理应穿戴官服冠冕、束带相迎，而陶渊明却穿着一身便装便要出门相见，这确实有失体统。当县吏好意提醒他应按正常礼节参见督邮时，他却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和伤害，竟然仰天长叹一声，一句千古名言冲口而出：“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他用一句话，为绝望的仕途画上了句号，却让后世惊叹了一千年。

就凭这句话，一个遥远而模糊的身影一下变得清晰了。他的清高，他的傲骨，他的颖脱不群，他的超然绝俗，顷刻间凸显，一下就把他推上了一座精神高峰，为这世间的另一类文人确立了一种经典性的精神姿态。

从骨子里看，这个人还真是“不堪吏职”。这么多年来，他在游宦生涯中一直蹭蹬蹉跎，直至年过不惑也未谋得如先辈般的一官半职，其猛志一直难以施展。在后世看来，是衰乱之世错失了他。但除了埋怨那昏暗的世道和官场，又何尝不是其性格使然？而后世更关注的不是他的性格，而是其精神姿态。其实，他的精神姿态在蹭蹬蹉跎中也越降越低，以至降到了生存的底线：“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这是他在《饮酒》（其十）中的自况。“猛志逸四海”的儒家士子，最终竟然沦落为一个“倾身营一饱”的俗吏。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而在猛志与生存的强烈反差中，这个人突然以“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姿态，一下站在了时空中，这是一个衰乱之世的士人最后坚守的底线。而在那个颠沛之朝，像他这样一个能最后坚守底线的士人，非常之少，他也成了一个非常之人。说来，这也是衰乱之世以另一种方式成就了他，这也正应了王充的那句名言：“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

随着一个心为形役的士人挂冠而去，一个任真自得隐士便荷锄而归。

只可惜，由于他的提前退出，那一顷酿酒的秫稻和一顷养命的粳稻都错过了收割的季节，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士人，只有对官场的厌恶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会如此急切又决绝地迈出这一步，而一旦迈出，他就再也不会给自己留退路。

陶渊明尝作《感士不遇赋》：“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

这是他人生中早已预设的两种选择，既不能“大济于苍生”，那就“击壤以自欢”。

若从他担任江州祭酒算起，他出入仕途十三载，其间“三仕三止”，而这一次，他似乎终于活明白了，那一篇《归去来兮辞》便是他诀别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是陶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性作品，更是晋代散文创作之高峰，欧阳修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归去来兮，这是最后的归来。一个终于走出迷途、重获自由的士人何其潇洒和飘逸，“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他感觉自己终于还原为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真人，一个心灵不再为功名利禄、身外之物所支配的人。他声称自己从此要谢绝交游，与世相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后来，他还在《与子俨等疏》中颇有几分自赏地说：“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一个意欲与世相忘的隐者，自然不想在世间留下任何踪迹。但他没有隐身术，也从未在那世外桃源失踪，又总是在诗酒中频频暴露自己的行踪。酒，是遁世的一条捷径。从“竹林七贤”到陶渊明，都堪称乱世中的酒神。这神奇的液体可以把你从一个世界直接推入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它比山水林泉更容易隐身，一旦进入醉乡，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相传，某日，一身短褐穿结、头绾葛巾的隐士正在弥漫的热气和浓烈的酒香中忙碌着，恰好有一位地方官员来访。而此时，他整个身心都已沉醉于酒中，哪里还看得清来者是谁。当酒浆煮开后，他竟然一把扯下头上的葛巾用来过滤酒液，直到滤完最后一滴酒，他又把浸透了酒液的葛巾重新绾在头上，一抬头，蓦地看见眼前站着一位穿着官服的身影，那官员也正傻眼看着他呢。这位官员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眼睁睁地见证了一段“葛巾漉酒”的趣话。在后世看来，这就是典型的魏晋风度或名士风范。是真名士自风流，但这样一个人，在他活着时还真不是什么名士，只是一位隐士。

陶渊明自称“性嗜酒”，但他又绝非一个嗜酒如命的酒徒，而是一位酒中君子。若世间没有一个“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这酒中自然就少了雅人深致。在后世看来，酒和菊就是他的精神象征。只是，这酒因家贫不能常得，还必须有一位白衣男子，在特别适合赏菊的重阳佳节，给一位瓮中无酒的隐士载酒而来。这又是一个典故——白衣载酒，那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给陶渊明送酒来了。王弘出身于世家大族琅琊王氏，以清悟知名，在江州刺史任上省赋简役，礼贤下士。这个人对陶渊明真是太好了，陶渊明穷得没有鞋子穿，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穿鞋的却关心赤脚的，于是又有了一个典故——量革履，王弘吩咐手下给陶渊明做鞋。陶渊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一双光脚板有多大，便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伸出一双沾满泥巴的脚丫子，让他们低头弯腰量尺寸。王弘后以佐命功，进位司空、开府仪同三司，位极人臣，南朝宋文帝赐其家一百万钱，一千斛米。老天，这千斛之米，几乎堆积如山啊，但这个获赐米千斛的士大夫，若不是给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白衣载酒，而今又有谁还知道他的大名？这一段佳话连后来那个让高力士脱靴的太白先生也心生羡慕：“渊明归去来，不与世相逐。为无杯中物，遂偶本州牧。因招白衣人，笑酌黄花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