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利奈尔和朋友们：现代主义与左岸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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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流浪到巴黎的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去拉雪兹公墓看望了他的前辈纪犹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写下了长诗《在阿波利奈尔的墓前》。那著名的诗句“宇宙是个墓园/我徘徊其中踽踽独行”写尽了天下诗人的孤独感伤，而在下一句里，因为阿波利奈尔这个五十年前的同类，诗人又为自己的身份感到如此骄傲和自豪，因为“我知道50年前阿波利奈尔就在这同一条街上”。

阿波利奈尔其实出生在罗马，他是一位意大利人与波兰流亡贵族的私生子。二十岁时流浪到巴黎，在蒙马特和蒙帕纳斯的咖啡馆、画室和酒馆间，与一群还在苦苦挣扎但注定将撼动世界的前卫诗人和艺术家们厮混在一起，成为他们的好哥们儿和代言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现代主义躁动、好奇、创新和叛逆的精神已经如旌旗在各主要城市上空飘荡，点彩派、纳比派、象征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和抽象派，风起云涌。

王瑞芸在《杜尚传》中写道：“那个时候的巴黎简直可以点石成金，美梦成真，真叫人喜欢死了。当时很有名的诗人阿波利奈尔兴奋地把欧洲艺术中这种追求新风格的潮流称为‘新精神’，这个极其敏感极其聪明的诗人知道，好时代已经在眼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艺术的新精神正达到它的顶峰时期。巴黎的艺术空气中弥漫的全是打破禁锢的革新气息，人人都像一支快要离弦的箭，准备着往各个不同的方向飞出去。”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和艺术实践中，阿波利奈尔自己就是他说的“新精神（esprit nouveau）”的代表人物。他写诗，写小说，还写剧本，一个比一个出奇制胜。而且他有敏锐的艺术触觉和慧眼识才的本事：“20世纪初期欧洲出现任何新流派，新人物，新作品，他都是最早站出来鼓掌的人物。‘他处在时代的中心，好像蜘蛛置身于蛛网的中心一样。’”

阿波利奈尔具有多方面才能，而且大胆实践。这位以诗著名的才子“是法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从十九世纪末的象征派走向二十世纪诸多现代流派的关键”（老轲）。最初使他“闻名”的是小说。1907年阿波利奈尔就写过两部色情小说，包括《一万一千鞭》。1913年间出版的诗集《醇酒集》则让他成为当时前卫诗歌的“马首”。这部实验诗集，“既有音节整齐音韵优美的传统诗作，又有不顾音节现代味儿十足的尝试，而且全部抛弃了标点”（老轲）。那年夏天，还沉浸在新作出版喜悦的诗人，在六区小街的一家小酒馆，写下后来被人们交口称赞的诗句：“门房的老妈和门房什么都放行……我八点走……黑猫穿过酒吧。”这些其实都是他在酒吧里听到的只言片语，但被他正儿八经写在一起，成了现代派诗歌的新潮流。

一战爆发后，在军中服务的阿波利奈尔依然笔耕不辍，并在1918年出版了《字画诗集》。在图像与诗句的结合实验上更前进了一步。

“听我说，我是巴黎的咽喉。要是我乐意，我还会喝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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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前后，巴黎前卫艺术的据点从北郊的蒙马特搬到了左岸的蒙帕纳斯。1913年阿波利奈尔也从巴黎的郊区搬到了圣日耳曼大街202号的一间公寓，离蒙帕纳斯那些热闹的咖啡馆都是步行几分钟的距离。他的家里摆满了他收集的珍稀书籍、木制戏剧玩偶，还有民俗木雕，墙上挂着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马蒂斯（Henri Matisse，1869—1954）和洛朗桑（Marie Laurencin，1885—1956）的画作。每周这里有小型的聚会，年轻的画家诗人和学者们倚靠在沙发上，抽着黏土烟斗，吟诵着刚刚出炉的诗句，而高大的主人坐在他的书桌旁，君临天下。

阿波利奈尔才气逼人，还有鲜明的个性。他聪明机智，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最重要的是精力旺盛，乐天热情。“他一看到画家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那种充满原始和天真气息的画作，马上知道那是好东西，全力宣扬；意大利未来派1912年来巴黎展出，没人知道该怎么下评语，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叫好的人。”（《杜尚传》）在艺术上，是他指出塞尚在立体主义绘画中的影响，看到杜尚在现代艺术中的重要性，即使他1912年就基本上停止了绘画。1909年阿波利奈尔就建议卢浮宫应该收藏非洲艺术，这个预言比2000年非洲艺术正式进入卢浮宫整整早了91年。1910年让·麦琴格（Jean Metzinger，1883—1956）用立体主义手法给诗人画了一幅肖像，诗人立即回应：“我很骄傲成为立体主义画家让的第一个模特，他的作品在1910年独立沙龙上展出，这也是最了不起的公开展出的诗人肖像。”1913年阿波利奈尔专门撰文《立体主义画家：审美沉思》，为立体主义这一最早的现代主义美学形式辩护。当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令人费解的形而上作品在1913年独立沙龙出现，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也大为欣赏，交相称赞，并把一个当时有名的经纪人带到画家的地下室，亲自推销其作品。阿波利奈尔还专门创造了一个名词“奥菲主义”（Orphism），来形容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1885—1941）等人那种“纯粹音乐似的抒情色彩艺术”。“一个奥菲主义画家或诗人能把意象化成文字，文字化成意象，而且必要时，带着音乐的弦外之音。” 阿波利奈尔的实验创作《字画诗集》就是受德劳内这种通感艺术概念的启发，在诗歌形式上的大胆探索。

1912年到1914年间，阿波利奈尔还是巴黎艺术杂志《巴黎之夜》的创刊主任。他在杂志上力推举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使其成为最抢手的画家之一。他还将杂志位于拉斯帕伊大道278号的编辑部变成波希米亚艺术家朋友们的聚会之地。他呼朋唤友，吟啸江湖，毕加索、基里科、莫迪利亚尼，都是他座中常客。正如卡巴内对杜尚采访中说到的，“在那个年头，当时的画家们都成群结党，互相交换他们的研究、发现、错误，并且友情在其中起很大作用”。在他为《巴黎笔记》撰写的每日专栏中，阿波利奈尔不无骄傲地宣称，蒙帕纳斯已代替蒙马特成为艺术家村。

在二十世纪初巴黎的美好年代，在这个现代主义艺术实践的中心，阿波利奈尔对于任何新事物都有着孩童一样的好奇和敏感，仿佛一闻就能闻出它的气味来。他认识每个人，而人人也都喜欢他。

在先锋运动与保守陈规抗争的时代，阿波利奈尔对其他同路人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摇旗呐喊。他是当时先锋运动最积极最有力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感同身受地认为艺术创造是一场漫长的斗争，是与局限的自我、与流逝的时间没完没了的斗争。出于这种对共同命运的理解，阿波利奈尔对自己的同路人、艺术的前卫者们有着深切的认同和同情，正如在他的诗《漂亮的红发女郎》中写道：

我们并非你们之敌

我们要给你们开辟辽阔的陌生领域

那儿开遍神秘之花任人采撷

那儿有新的火有从未见过的色彩

有千万虚无缥缈的幻影

等待我们赋予实在

我们要勘察那是个广阔无声的国度

也要勘察时间它既能被逐也能唤回。

可怜我们吧我们永远战斗在前沿

在无限和未来的前沿

可怜我们的过失可怜我们的罪。

（飞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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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奈尔最有名的朋友应该是大名鼎鼎的毕加索，现代主义运动的另一位中坚。

毕加索1905年还在巴黎北边的蒙马特时，阿波利奈尔就和他交上了朋友。那时，他们一起活动的场所就在狡兔酒馆和洗濯船工作室，经常在一起混的就是几位从西班牙来的移民画家，如马克斯·雅各布（Max Jacob，1876—1944）、安德烈·萨尔蒙（AndréSalmon，1881—1969），那时都还不太出名。阿波利奈尔是这个圈子的中心，不断给大家介绍他新发现的有趣的人，也都是一心折腾新东西的年轻艺术家，或者从其他地方来巴黎碰运气的国际“巴漂”们，有亨利·马蒂斯，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1882—1963）、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Amedeo Modigliani，1884—1920）、玛丽·洛朗桑，还有美国人斯泰因兄妹。对这些各自走在艺术前沿道路上的波西米亚艺术家、作家们，来自同类的鼓励和自我辨认非常重要。他们也因此成为共同对抗平庸艺术和中产阶级乏味生活的盟友。

虽然用来表达的媒介不一样，一位是画家，一位是诗人，但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憎恨平庸和循规蹈矩，永远在实验和创新的路上。他们是可以讨论深层话题的朋友，更是彼此的艺术灵感。当毕加索鼓捣在油彩和帆布之外的媒介上作画时，阿波利奈尔说，任何媒体上都可以创造艺术。阿波利奈尔经常出入毕加索的画室，毕加索在视觉艺术上所做的拼接实验也同样启发了他的诗的拼接（collage）理念。他大概是收集毕加索画作最多的同时代人，多达一百多幅，其中很多都是画家赠送给他的。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真正的“兄弟同谋”，如此亲密，以至于1911年卢浮宫里的名作《蒙娜丽莎》被窃后，两个人被作为怀疑对象同时被拘留，还上了法庭。因为巴黎的艺术圈都知道阿波利奈尔有个叫皮耶雷的神秘朋友，毕加索常从那人手里买下来历不明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石刻头像，有人说那来自卢浮宫。最后案件调查者终于找到真正的盗贼，就是卢浮宫内部的工作人员。这两个“同谋犯”才摆脱了不光彩的罪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腔爱国热情促使阿波利奈尔志愿参军上前线，虽然当时他还不是法国公民。1916年他在阵地头部中弹受伤，此后包着绷带的诗人更有辨认度了。

1918年5月，还在军中的阿波利奈尔得到特许，回到巴黎左岸，在那里与杰克琳结婚。新娘就是他那首有名的诗歌《漂亮的红发女郎》中的主角。毕加索送给一对新人的礼物是一张画《弹吉他的男人》。两个月后，毕加索与俄国芭蕾舞团的女演员奥尔加结婚，两对新人的婚礼都在七区的市政厅举行。毕加索的证人就是阿波利奈尔和雅各布。在海边胜地比亚里茨度完蜜月回来的毕加索夫妇搬出了蒙帕纳斯，搬到了右岸的一座华屋，与他的经纪人卢森博格相距不远。阿波利奈尔到他们的新居去看望他们，回来不久就病倒了。然后就轮到毕加索到圣日耳曼大道去看阿波利奈尔，在那里，他与正走出来的超现实主义的领袖安德烈·布洛东（AndréBreton，1896—1966）交臂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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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1月9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宣布弃位，打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巴黎到处都是欢庆的人群。但是在圣日耳曼大道上阿波利奈尔那间公寓，却充满了悲哀的阴影。三十八岁的阿波利奈尔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的朋友们。他在战争中受的伤极大削弱了他的免疫力，使他无力抵抗西班牙流感。他的朋友们——毕加索、让·科克托（Jean Coteau，1889—1963）、雅各布环绕在他的周围，就像古罗马人送别他们最尊贵的诗人维吉尔。

据说，在垂危之际，阿波利奈尔恳求医生道：“大夫，救救我，我还要活，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阿波利奈尔对现代主义运动做出的最后贡献是直接参与“超现实主义”的横空出世并为它命名。1917年，毕加索应科克托和俄国芭蕾舞团的老板谢尔盖· 狄亚基列夫之邀参加新剧《大游行》的创作。 这是一出在当时汇集最优秀的先锋艺术家进行的一场最前卫的艺术实验。这个芭蕾喜剧是巴黎文艺圈中的社交名人兼才子让·科克托策划构思，召集了当时大牌音乐家沙迪作曲，毕加索做舞台和服装设计，莱昂尼德·马西尼编舞和主演。1917年5月18日《大游行》在巴黎城堡剧院首演，一如四年前斯塔温斯基的芭蕾交响乐作品《春天的仪式》的首演，阿波利奈尔是最热心也最令人瞩目的观众。头上包着黑色的绷带的他、巴黎有名的沙龙女主人，也是这部剧的主要赞助者——米西亚·塞尔特，作曲家德彪西和画家雷诺阿坐在一起，他们从这出把绘画、舞蹈和喜剧熔为一炉，梦幻一般的表演中看到了代表未来的合成的艺术。阿波利奈尔在节目单上写下了他的评语：“马西尼制作了一种全新的东西。一种奇妙而吸引人的舞蹈，这样真切，这样抒情，这样有人性又有娱乐性……一种超现实主义（une sort de sur-realis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