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起书（节选）

缘起 失踪的兄弟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张脸，那是一张曾经和我一模一样的脸。在22岁的时候，我和那张脸分道扬镳，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

那天晚上，我和他隔着好些人对了个眼神，然后就走散了。就在我写下这些胡话的时候，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在天地间游荡，他还是30年前的样子，而我却老了。我要讲的，既是我的故事，也是他的故事。我要是懂得讲故事的奥秘，就会说：不知道是我们当中的哪一个写下了这一切。对我来说，这倒不是一句故弄玄虚的玩笑话，千真万确，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他既不在场，又在场。

那是我弟弟方小亮的脸。

我依稀记得，那天晚上，同班同学马用、杜克和我，几个人在北大数学系师兄宁大为家打了半宿扑克，六个人，四副牌，光摸完牌就得花好几分钟。那时，宁大为、费罗、乔小春、袁军等人都已经毕业，我们打的是一种名叫“够级”的牌戏，几个人轮番上阵，直打得天昏地暗，六亲不认，一晚上很打出了几副惊心动魄的有趣牌例。不过，牌局本身无关紧要，我真正要说的是，我弟弟方小亮就是在这个扑克之夜失踪的。

关于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很想多谈几句，但我实在记不得了，也确实不再知道了。有人说，他是和他的同学们在山里旅游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迷了路；也有人说，他是被外星人劫持了。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我确实不再知道了。我只记得，方小亮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是计算机专业四年级学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些什么，我不怎么清楚，也不怎么关心，因为我一边忙着在北京城四处寻找方小亮，一边还要费力安抚从老家石家庄赶来的父母。我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平时为人持重，现在全都慌了神。这件事，把我毕业分配也耽误了。老实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考虑什么分配不分配，我有几门课没有参加考试，毕业论文也没有写完，学校和系里把我按肄业处理已经算是格外开恩。

我知道父母在弟弟这件事上对我有怨气，他们觉得这个做哥哥的没有照顾好方小亮，没有担负起兄长的责任，这一点用不着他们说。几个月来，我和父母相处得小心谨慎，生怕惹他们发邪火。父亲和母亲都是古板的老实人，平常从来没有什么亲昵的举动，现在，两位老同志经常互相握着手坐在座位上，一声不吭。真受不了他们偶尔看我时那种复杂的眼神。他们就是想破了脑袋，也无法理解他们的小儿子荒唐失踪。

荒唐也罢，不荒唐也罢，自从出了这件事，我的心也空了一大半。小时候，我和方小亮总是一块儿上学下学，一块儿玩耍，长大后，我们又一起到北京读大学，一起放假回家。现在可好，遇到了这种控天无路、诉地无门的倒霉事，我这只孤雁只能独自上路，满世界去找他了。

从那时起，我的脑袋彻底凌乱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因为这件事，我获得了一张隐秘的面孔，在此后的岁月里，不管在外人看来我的脸有多么沧桑，这张内置的脸却永远不变，永远停留在了22岁。

因为我和方小亮是双胞胎，我这半辈子不时会在街上或某个地方看见有人突然惊疑地看着我，不用说，他们一准儿是我弟弟的同学或朋友。后来，忘了是在哪儿，一个算命的家伙告诉我，那天晚上失踪的其实是我。

第一章 从此天涯孤旅

我来到南方，来到海南岛，是因为父母的一个梦。起先，按照父母的指派，我在北京游荡了两个来月，寻找方小亮的下落。后来，父母突然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梦见方小亮在海南岛的一棵椰子树上砍椰子。老两口醒来一合计，立刻决定派我到海南岛去。不用说，我对二老的亲梦，深信不疑。此时，海南岛刚刚建省，是一个人们趋之若鹜的热点特区，方小亮在那里砍椰子，着实不错。我记得复梦的时候，老两口都非常高兴。我老娘哭了，老爹也哭了。我父亲擦着眼泪对我母亲说，收椰子是个好工作，从月亮上看，老二可以说是地球上的吴刚。对此，我母亲流着泪点头表示赞同。关于方小亮的另外一种可能是，方小亮的脑袋出了毛病，忘了自己是谁，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这是父母最牢固的、至死不变的看法。总之，我父母此时已经掌握了真理，看问题十分全面。

同班同学钱晨曦已经早我两个月来到了岛上。钱晨曦是我们这届的优秀毕业生，原本分配在中央某个部委，后来情况有变，中央某部委取消了这个名额，钱晨曦一气之下放弃了留京机会，主动要求到海南特区工作，结果被分到了海南省委宣传部。在海南省委大院门口一见面，老钱就大声惊呼：“我×，方小明，你怎么来了！”然后接过我的行李，“快，扔下你这堆破烂儿，一会儿就跟我下乡去！”

老钱可说是个头脑灵活、精力充沛的大疯子。三年级的一天夜里，不知谁在我们住的北大32楼底下喊：“地震啦！地震啦！”大伙儿纷纷往楼下跑，楼道里挤成了人疙瘩，老钱突然大喊：“都闪开，都闪开，我看看怎么回事！”就在所有人愣神儿的工夫，他从闪开的人缝里一溜烟奔下楼去了，从此大伙儿都叫他“钱阿瞒”。当天下午，我就跟随钱晨曦赶往海南岛中部的通什。路上，老钱告诉我，他正在搞一项采风活动。这项工作是他主动向部领导申请的。因为有钱晨曦引领，对我来说，海南岛像是一首律诗的第一个韵脚，因为我一上岛，就觉得自己像是从北大32楼的高低铺上起身，一伸腿就直接把脚落到了岛上，中间的路途，车窗外植被的转换、人们长相和口音的变化，都不过是一些一闪而过的幻影。到了晚上，关上房门，老钱却突然破口大骂海南岛不是人待的地方，真不该冒失前来。

“妈的，这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放之地！苏东坡、海瑞当年不都被贬在这里吗？咱们真是太愚蠢了，轻信了人家的鬼话，不肯用自己的脑袋瓜思考！你看看，岛上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人？这里就是一个文化沙漠，一个孤悬海外的集贸市场，人们全都钻到了钱眼儿里，都在吆喝着赤裸裸地卖！我老爹老娘供我念书，不是让我到这儿来卖的！杜甫杜子美是怎么教导我们的？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嘿，我他妈的脑袋一热，负气离开北京，赶这时髦，真该狠狠抽自己几个大嘴巴！”

他这么大声嚷嚷，把我吓了一跳。论起哪里不是文化沙漠，老钱一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反正无独有偶，照他的意思，文化已经全面休克。

我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

钱晨曦压低声音说：“我要找个正当理由回北京去，让学校重新分配，争取留在北京。”然后又迅速恢复了正常语调，“真没想到你会自投罗网，咱们都他妈太幼稚了！”他这么说，我也没有什么可反驳的。我跟钱晨曦说了我父母关于方小亮的梦，钱晨曦听后大笑不止，之后突然收住笑，说：“既然两位老人家都做了梦了，那就绝不会有错！”

此时已经是9月底，岛上仍然热得要命，我过上了这一年里的第二个夏天。钱晨曦扔给我一把椰扇，我们俩拼命对扇。老钱说：“刚来那几天我就没有睡过囫囵觉，肠子都悔青了！后来，心一横，他妈的，干！”

“都打算走了，还干什么？”

“这你就不懂了，我需要一份过硬的工作鉴定！就是走，也不能给母校丢人！”我的幼稚提问引发了老钱一阵冷笑，“再说也不能白来一趟，趁工作之便，把想干的事都干了，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才算不虚此行！”我看着老钱严肃的小脸儿，猛然意识到：我们从同一个地方来，此时却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我是个体制外的流浪汉，裤兜里没有毕业证，没有派遣证，回北京，回老家，回哪儿都是白搭。

我和钱晨曦用他们单位的打印机偷偷打印了一叠寻人启事，在海口街道上四处张贴。之后的一天晚上，我俩来到海边，分别把各自制作的漂流瓶扔进了大海。老钱的瓶子里的字条上写了什么，我并不知道。我总共做了十个漂流瓶，老钱说，只能扔一个，多了就不准了。我不管那一套，把所有的瓶子都投进了浪花里。

坐在礁石上，望着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我突然悲从中来，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这一哭不要紧，害得老钱也陪着我唏嘘了好一阵。

“咱们这辈子不可能就这么完了，朱老忠那话：出水才看两腿泥！走着瞧吧！”老钱声音哽咽，表情和口气都狠巴巴的，整个人似乎已经疯癫。

“咱们受的是天底下最古怪的教育，以后要做的，就是把之前装到脑袋里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钱晨曦抹掉眼泪，情绪渐渐平静下来，高屋建瓴总结道，“不过，这一趟也没有白来，在这个充满铜臭气的地方上待了一段时间，我算是彻底看明白了，毫无疑问，人们已经走上了一条只讲求利益和生意的愚蠢之路，从今以后，就是钱的时代，就是钱管理一切、操纵一切的群氓时代，总之就是‘钱老师’的时代！世界入口处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遇钱而开’！眼下的乱象就是一个象征，宣告了理想主义的渐行渐远，预示着一个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

钱晨曦是个象征迷，对一切事物都要追寻到背后的象征意义才肯罢休，他对自己的总结非常得意，等待着我的反应，但我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思想高度，无法由衷称许，只想起了北大中文系青年教师钱老师上课时风风火火的模样。说起今后的打算，钱晨曦说与其在这个岛上胡混，他宁愿回北京找一家文化单位，做一个洁身自好的文化人，潜下心来好好做一做学问，随后老钱又劝慰我：“你也甭太难为自己，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然后，我们俩一块儿站起身，冲着大海尿了一泡，两股野尿交织向前，一会儿他远，一会儿我远。我们俩忍不住傻呵呵地笑了一阵，然后，老钱起头，我们俩对着大海，大声唱起了一首歌：“小妹小妹，该去的会去，该来的会来，命运不能更改……”这是我们自习回来时经常在楼道里吼唱的一首歌，连极少唱歌的方小亮也会唱。

又过了一个多月，钱晨曦果真走了。单位里的人都来码头送他，我也夹在人群里跟他告别。一个当地大姐抱着“因病退回学校重新分配”的钱晨曦红了眼圈，依依不舍地叮嘱：“小钱，好好养身体，有机会一定再来我们这边玩哦。”钱晨曦忍着泪拼命点头。船渐渐驶入大海，越走越远，钱晨曦踮着脚使劲向岸上送别的人们挥手。老钱的身形越来越模糊，尺寸越来越短小，看上去既渺小又忧伤，他张合着嘴喊叫着什么，岸上的人一句也听不清，声音全都归于沉寂。

我在一个廉价小旅馆盘桓了一阵，在海口四处游荡，寻找方小亮，后来钱越来越少，实在撑不下去了，就带上铺盖卷住到了椰子树下。睡在椰子树下的远不止我一个人，后来人越来越多。连续几个晚上，我在一棵椰子树底下睡觉，蚊子在耳边嗡嗡乱响，搞得人难以入眠，到了晚上，有些情侣甚至偷偷摸摸发起情来，搞得人更加难以入眠。椰子树是无家可归者的天堂，现在，我已经住在了椰子树下，可方小亮到底在哪棵椰子树上呢？我的老同学们又都在哪里呢？

我毕业分手那天，我和同班同学马用、杜克等人在北大图书馆前的草坪上喝了一夜的酒，唱了一夜的歌。马用穿着用毛笔大书了“走起”两个字的T恤衫，站在塔松前大声朗读了他新写的几个无韵诗句：

从此啊，好兄弟，从此我们天涯孤旅。流浪、寻找、毁灭、重生，

巫女从旋转的水晶球里看到了一切，这是我们的成人礼……

听着马用疯痴的号叫，有那么一会儿，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一时忘了身边的这些家伙都是谁人。仿佛置身于一片大水之中，耳朵里灌满了水，周围的声音越来越远，我的身体不可抑制地向下沉沦。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慢慢缓过神来。之后，我们一首接一首唱起歌来，我最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唱道：

我数着那电线杆流浪，到处都有我的床，

我的职业是流浪汉，到处都是我的故乡……

从椰子树的缝隙里遥望深邃的夜空，我不由得想到，也许就像宿命论呆瓜雅克所说的那样，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到的一切幸和不幸都是天上写好了的，都是天上的大石板、大卷轴里写好了的。

第二章 水仙花的爱情

我原本打算来海南岛，找到方小亮后立刻带他回家，现在一切归于渺茫，不得不重新计议，做长期待下去的打算。

我四处登门求职，寻找工作，一时难以如愿。椰子树底下虽好，不是久居之地，尤其老天动不动就下雨，十分可厌，再说，天气很快就要冷起来了。赤手空拳站在岛上，我两眼一抹黑，兜里的钱越用越少，眼看就要饿肚子，心里不由得惶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