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旅行之四

树枝从云层中长出

飞鸟向往我的眼睛

——《梦想活在世上》

1. 杭州，春风又绿江南岸

1987年春节，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寒假，我回故乡台州看望母亲。去时经杭州和绍兴，回程选择了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线，先是南下温州，再向东过丽水、金华到杭州，刚好在浙江省内绕成一个圆圈，其中有十来座县治是首次抵达。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高速公路，自然没有今天的上三、温丽、诸永、甬台温或杭金衢高速了。我到温州依然是去看望小姨一家，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几年以后，她因病逝世。虽然小姨比我母亲小八岁，却走在了前面。现在回想起来，外婆很早就计划生育了，一男三女四个孩子，分别相隔了四年，组成了一个等差数列。

那年春天，我乘火车来到上海，手持导师的一封推荐信去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面见应用数学系主任陈志华教授。此前师母李老师曾代潘师挽留，还说不想留济南的话可去青岛大学，因为潘师也兼任这所新建大学校长之职。而我的感觉却是，在北方生活够久了，回南方也与母亲近些。没想到见到陈主任，他二话没说，就告知我工作的头两年不能出国。我感到愕然，因为那时没想过出国的问题，如果想的话，早可以联系了。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放弃了去上海的念头，虽然很喜欢这座城市（陈主任直言原本也是当时京沪出国热的风气使然）。不久，杭州大学数学系主任、分析学家王斯雷教授到山大讲学，我和他聊起毕业去向，他表示无条件地欢迎，于是我决定去杭州。

1987年12月8日，我告别了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告别了求学九年两个月的山大和济南，乘火车南下，于翌日到达杭州。那次我在上海中转了五小时，所以应该不是搭乘120次。在我的手绘地图集上，它只是第42幅，平均每年尚不足两次，旅行对我来说仍是稀罕之事。虽然是冬天，但江南的树木仍郁郁葱葱的，尤其是西湖周边的群山，经过历代林业工人和园丁的修理，看起来整整齐齐的，与北方山峦的萧瑟形成对比。更令人欣慰的是，很少有大城市像杭州那样与乡野和山坳如此亲近，骑自行车就能到达，而西湖离我的单身宿舍仅有七分钟的车程。曾经一个夏夜，我和友人在“曲院风荷”裸泳，那正是如今山水实景“印象西湖”的演出地。

报到过后我才发现，数学系有了新主任姚碧云教授。她不是杭大数学系第一位女主任，早在50年代便有函数论专家徐瑞云（1915—1969），她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博士（1940），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数学博士和第一位女系主任。系里资历最老的是几何学家白正国教授（1916—2015），他只比徐先生小一岁。杭大还有不少老师出自陈建功先生（1893—1971）门下，陈先生绍兴人，1929年获得日本帝国大学博士后执教浙江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浙大的精英散尽，陈先生和苏步青先生去了复旦。1955年，陈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8年杭大创办时返回任副校长，“文革”期间不幸去世。让人钦佩的是，王斯雷老师曾婉拒杭大校长之职。2021年秋天，王老师荣获中国数学会颁发的“华罗庚数学奖”。

杭大数学系长于基础数学，同城的浙大应用数学系长于应用，以至于十年后因合并而力量倍增（上述五位数学家均源出民国时期的老浙大）。那会儿两校之间，即如今的黄龙体育中心附近，仍是一片稻田。西溪路还是一条土路，只能通行自行车或手推车，此路与杭大路相接处便是道古桥，以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的字命名，却不幸在新千年到来之际桥毁河填。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包括四校合并后的前10年），同事里并没有数论同行，我因此既孤独也无拘无束。数论研究得以开展，在国家和省级的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下。除了正常的教学，还兼任全系研究生的班主任，多数同学年龄与我相仿，我也曾获得诸如“优秀班主任”“省优秀青年教师”和以物理学家朱福炘冠名的教书育人奖。

在诗歌写作方面，我也有了明显进步，这得益于对现代绘画，特别是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阅读和理解。虽说那时我只能从一些印刷质量粗劣的画册中欣赏，但已经足矣。多年以后，我在一次次世界之旅中，看到了那些作品的原作。在1993年出国前写的诗歌中，我想提及四首——《疑问》（1989）、《梦想活在世上》（1990）、《在水边》（1991）、《幽居之歌》（1992）。《疑问》的法语译文末两句后来出现在法国一家大书店的玻璃橱窗上，其余三首分别成为我中文处女诗集、斯拉夫文版诗集和英文版等诗集的标题。在浙江卫视精心制作的10集申遗纪录片《西湖》里，我两次出场，并朗诵了《在水边》。

除了诗歌写作，我还结识到杭州和上海的先锋派诗人，进而与全国各地的诗人们建立了联系。1988年和1990年，《作家》杂志发表了我的两组诗歌，其中一首《只要我们能遇见》收入徐敬亚、孟浪等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虽说我并未参加两年前举办的那次诗歌大展，这也是我的诗歌第一次被收入重要诗选。1991年，由朦胧诗人芒克牵头在北京创办的大型诗刊《现代汉诗》，我有两首诗出现在创刊号显著位置上，并从第二期开始担任编委，还和余刚、金耕承担了第三期的编选工作，印制地点就在杭大校内的印刷厂。

与此同时，我的手绘地图集多了一些短途旅行，起点也由济南变成了杭州。那时的杭州汽车站只有一个，设在武林门，除了回家和去上海，那几年我的短途旅行目的地还有绍兴、嘉兴、海盐、萧山、诸暨、富阳、德清（莫干山）和金华（第一次讲学）。其中富阳在富春江边，杭大东侧的保俶路上就有直达公车，起点站离我的单身宿舍不到两百米，因此成为短途旅行的好去处，归途有时乘船沿富春江而下，到达钱塘江畔的南星桥码头。这条航线如今已经停运，但富阳以及稍远的桐庐却成为我造访次数最多的两座县城。后来，富阳于我又多了一层意义，我的双亲葬于（父亲是移葬）杭州和富阳交界处的钱江公墓。

2. 北方，藕断又丝连

虽然我定居在南方，但由于那时候国内的数论同行大多在长江以北，甚至上海、南京也很少，我仍不时返回北方，主要有两次纪念会和一次学术访问，我因此多次往返京沪线和沪杭线上。由于杭宁铁路迟迟未开建，过去一个世纪里，湖州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因为交通阻碍大大衰落了，如同京广铁路通车后的江西，绝大多数浙江人从陆路去北方需要绕道上海。1988年夏天和秋天，我先后去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参加华罗庚先生和闵嗣鹤先生纪念会，那两次会议规格和规模有所不同。

那次华老纪念会的缘由我记不确切了，也许是因为他去世三周年。与会的中外学者数以百计，涵盖了华老的研究领域——数论、代数、函数论和应用数学。除了少数人做大会报告，多数人是小组报告，我也在数论组凑了数，内容是多项式表素数问题，我平生第一次用英文做报告。会议地点设在清华大学，自学成才的华罗庚年轻时被清华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邀请，来到数学系资料室做图书管理员，开始了传奇的学术生涯。记得有一天早上开会前，我在台阶上见到患有帕金森病的陈景润先生，赶紧上前扶了一把。之前，他曾来济南参加我大师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中国首批18个博士），那次我也在观众席，在那幅历史性的照片里，我刚好坐在陈先生后头。

两个月以后，闵嗣鹤先生纪念会在山大召开，那次是闵先生诞生75周年和逝世25周年。闵先生是潘师的导师，因此是我的师爷。他早年留学牛津，在梯其玛希指导下获博士学位，后者是剑桥数学学派领袖哈代的学生，因此我也有幸成为哈代这位最具文人气质数学家的第四代徒孙。更值得骄傲的是，哈代是牛顿的第12代徒孙、伽利略的第15代徒孙。闵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完博士后以后，便回国任教西南联大，随后又到北大和北师大，他也是陈景润定理即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的审稿人。那次参会的只有二十来个人，包括从北大校长任上卸职不久的丁石孙先生，他后来曾两度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先生是闵先生任教北大时的学生，也是最受欢迎的北大校长之一，我曾和他单独做过交流，但对有些问题他避而不谈。记得那次，我还奉潘师之命陪闵先生的夫人朱女士游览了趵突泉和大明湖。

1990年秋天，我应邀访问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除了有五天陪同苏联同行达达热去山大，全在北京度过，那是我在京城逗留时间最久的一次，共两个多月。除了与贾朝华兄研讨数论问题，听他介绍老北京的美食以外，我也见到了王元先生。元老后来两次来母校浙大给研究生授课，每次在杭州停留一个月，我们有许多时间在一起。他也为我的几本著作的扉页题写了书名，并曾为《数字与玫瑰》撰写书评。朝华是潘师叔的学生、张益唐教授的师兄，我们是堂师兄弟，他后来成为我的科学随笔最早的责任编辑，我们一起担任《中国数学会通讯》和《数学文化》杂志编委。

此外，还有大学同班同学郭雷，那会儿他已从澳大利亚读完博士后回国。郭雷后来成为国际著名的控制理论专家，40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并入选瑞士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还担任过两任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我曾多次去郭雷家做客，留下一张街头买冰淇淋的黑白合影照，他来杭州时我们也曾多次相聚。当然，我也少不了与京城的诗人们交往，那时和现在京城的诗坛领袖都是芒克，他以好客和豪饮著称，但他那时的家在劲松小区，离中关村实在太遥远了，我只去过一次。就在一年前，与芒克一同创办《今天》杂志的诗人北岛移居海外，确切地说是滞留海外。我曾在巴黎数次见到北岛，有一次恰好遇到他五十大寿，晚宴大家聚在一起。不过，那也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

记得有一天，我给正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的小说家余华打电话，以前我们在杭州相识，他也曾到过我的单身宿舍。余华邀我去鲁院玩，我便坐公车去了。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下起了围棋，两人“棋”鼓相当，故而下了一整天，午饭就在鲁院食堂里吃，直到日头偏西我才返回中关村。下棋时我曾聊起他的小说，交代只看过一个短篇和一个中篇，短篇就是《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篇题目忘了，有可能是《现实一种》或《世事如烟》。他说这是他最好的短篇和中篇，别的可以不看了。那时候余华虽还没有写出令世人震惊的长篇，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在细语中呼喊》，但在文学圈已经享有盛名了。

与余华同住一室的是莫言，他们并非左右分隔，而是前后分隔，莫言靠窗边，余华靠门边，中间用三夹板隔开，留有狭小的通道。余华告诉我说，莫言比他年长，他应该把好地方让出。那天莫言也在，他在里间写作，但不时踱步来到我们面前观棋，如同他的笔名，莫言甚少开口。不过，午餐结束后，莫言和余华聊起我的诗歌，刚好《作家》最新一期发表了我的《幻美集》中的12首诗歌，他俩都读了，封二、封三上还有作家苏童的影集。记得余华说了一句，除了《再远一点》，其他几首尚缺大师风范。值得一提的是，我只是喜欢“幻美集”这个名字，才用作题目，那时并没有读过法国诗人瓦雷里的同名诗集。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余华。只是有几次路过北京，与他通过电话。此外，在杭州西溪湿地余华的寓所吃过几餐饭，由我们共同的友人做东。倒是莫言来杭州时，让人喊我见过一面，那是在香格里拉饭店的露天酒吧。一晃过去了21年，莫言仍记得那天我和余华下棋的情景。更为神奇的是，次年秋天，我在非洲旅行，当我乘坐卢旺达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经基加利抵达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机场时，接我的当地诗人打开了吉普车里的收音机，随即听到一条BBC快讯，那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消息，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发去短信向莫言祝贺，他回复表示感谢。几年以后，莫言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来浙大对话，当晚校长请客，我有幸作陪，与他们共进晚餐。因为这些缘分，过去五年里，莫言曾为我的两本书撰写封底推荐语。

3. 青岛，旅途中的邂逅

我来杭州时年方24岁，青春的尾巴长长的。初恋的甜蜜和苦涩，原本已增添些许男性的成熟，但还不够，那就继续历练吧。无论新旧、远近、短长与否，真情或假意，都在那几年发生了，这似乎也给诗歌注入了活力。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我那少白头突然开始变黑了，没有使用任何药物，不知不觉地全黑了。而在我的大学时代，曾经有三分之一是白发，是个典型的少白头。这真是一个奇迹，不知是水土的原因，还是因为写诗，抑或旅行和手绘地图？反正，后来遇见的老同学都吃了一惊。

1991年五一节，我去上海玩了三天，与沪上诗友们见面，住在诗人默默家里。他比我小一岁，却有着领袖风范，后来因为身体有恙，换了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撒娇派的头儿。当天，另一位诗人孟浪来访，那会儿他尚未留标志性的大胡子。有一天，默默把我带到苏州河和黄浦江交汇处的海鸥饭店，苏联驻上海领事馆旁边，见到了上海滩的诸多诗人，少说也有20多位，包括宋琳、陈东东、南方、郁郁、刘漫流、李冰等。与其说是一场朗诵会，不如说是一次聚会。上海人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却没有从殖民主义者那里学到真正的风雅和叛逆精神。这是一座保守的城市，至少有好几位诗人因为写作或办民刊短暂地失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