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 素

第一章 手的故事

这只手的手指短小柔嫩，所有指甲都被啃得光秃秃的。这是一个六岁男孩的手，这只手的手指用来掰着算数，手则用来揉眼睛。这个孩子坐在一张小凳子上，用裁缝粉笔在桌面上涂鸦，虽然有人已经提醒过他好几次别这样做。他画着螺旋状的圆圈，他觉得如果这样一直不停地画下去，线条就会相互重叠，然后就会从桌面上升到半空中，就像一个立体的弹簧那样。他试过对其他人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没有人听完他的话，于是此刻他只好歪着脑袋，独自一人在木板上忙乎着，用手臂遮挡住他的画。裁缝粉笔是在抽屉里面拿的，那里头藏着大块大块的此类玩意。顺便一提，小男孩名叫达维德，与妈妈鲍日娜以及几个姐姐一起，住在华沙犹太区。门从外面被撞开了，住在这里的三人蜷缩进了角落。塞丽娜跳起来时，她还瞥见了那块裁缝粉笔，但她已经来不及说话了，因为她被子弹击倒了。粉笔掉了下来，摔成两半。过了一会儿，入侵者们在厨房抽屉里翻找餐具和其他银质物件之后，有人踏在了这块粉笔上面。可惜的是，再过上一会儿，达维德也没有机会完成他的粉笔实验了，因为他没能够在战争中存活下来。他在特雷布林卡村庄死了。

我搞错了，搞错了，他不是在特雷布林卡死的，死去的也不是小男孩，而是个小女孩。不过这些小孩子的手都是那么相似，指甲一个个啃得很短，指头粗短且柔软。总之这是一个小女孩的手，小女孩的名字叫伊莲娜，她来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我讲得颠三倒四，因为我想一次性把这些都讲完。她怎么会是立陶宛人！第一次见到一个立陶宛女孩的时候，那金黄的秀发就会引起你的注意。是的，通常是金黄色，然而她的头发却是深色且鬈曲的。其实，这才是真相——她叫加芙里埃拉，出生于塞萨洛尼基①，1943年2月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她在战争中存活了下来，但她和妈妈失散了。她流落他乡，后来在巴黎安顿了下来，成了一名法国记账员。是的，这种事情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她的丈夫是一位头发稀疏的白领，为人友善，他在巴黎银行上班，但他本人同这个故事完全无关。加芙里埃拉日常用法语思考，她已经忘记了希腊语怎么说。她妈妈的名字，多姆娜，在她听来日渐像一句法语中骂人的话。她同孩子们讲话也用法语。实际上如今她只读译成法语的希腊故事。她的手确实不好看，指头短短的，因此她连丈夫送她的饰品也不戴，她把那些饰品保存在一个皮质首饰盒里。加芙里埃拉并不快乐，因为在巴黎几乎没人能做到这点，但实际上她是幸福的。她还有一位好友，她们俩经常一起去购物。

好友和她惊人地相似，在地铁上两人坐在一起时，乘客们通常会把她们俩认作姐妹。实际上好友有一半的罗马尼亚血统，一半的匈牙利血统，跟她一样，长着鬈曲的灰褐色头发。我知道，这听起来越来越复杂了。但我们没法把现实杂乱无章的线头变成闪着光泽的流苏，线索太杂了。好友的手也不好看，但她已经不关心它们了，毕竟好友也已不再年轻。

在她还很小时，她的手就无人可牵，她曾被抛弃过。母亲那时候在克鲁日①有一个情人。当肃清犹太区的命令传来时，那个情人设法弄来了两张安全通行证。母亲冥思苦想三天还是跟着情人走了，留下时年四岁的克斯米娜一人。那时候母亲想着，不如先救自己的命。于是她把一个包裹放到女儿怀里，然后转身离开，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这件事发生于1944年5月13日的伊利斯区②。这即是有趣之处，因为后来克斯米娜的儿子也是5月13日出生的，并且取名为戴维。当然他和那个我们在华沙犹太区里看到的小男孩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个华沙的男孩也叫这个名字，但他已经被大家淡忘了。而这个戴维则不会被大家遗忘。他那位匈牙利血统的曾祖父不知怎么在战争的胎盘里活了下来，但却没能够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的天堂中存活下来。他那时才刚知道戴维出生的喜讯。他觉得戴维这个名字不好，但这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戴维（很幸运地）没有从他曾祖父那里听到被丢开的手的故事，他是从砖厂其他犹太居民那里听说的。在那时，正是他们怀着震悚且愤怒的心情照看着成为弃儿的克斯米娜。

我不知道为什么说了谎。其实戴维从来不知道他的妈妈被抛弃过。毕竟没有人能够活那么久，久到能够当面告诉他，彼时那位母亲是怎样苦苦恳求她的情人把两张通行证都给她，而求生的欲望又是如何在她那混乱的、陷入爱情的头脑里占了上风。加芙里埃拉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她听到的是另一个关于抛弃的故事。据她所知，一切都发生在遥远的立陶宛，维尔纽斯。故事中的小女孩名叫伊莲娜，他们松开了伊莲娜的手，伊莲娜的母亲把她的孩子遗弃在了那里。她也能感觉得到，当时的那些人没有一个在战争里存活了下来。

这一切当然都无从考证了。这些名字来来回回地重复绕着圈，要想专注于这一切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来说，我们得依靠假设和推测。比如说，考虑到线条具有延展性，那个裁缝粉笔实验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不难推测出，达维德是对的。如果一个人长时间持续在同一个区域画圈，那么这笔迹不出一会儿就会从桌面上叠起，变成一个圆锥体，还会形成可以触摸到的弧度，而且这与那种树上的瘤节有所区别。在纸上也可以完成这个实验，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有耐心和足够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第二章 颈的故事

“妈，别犯傻了，你一点也不老！”

一个女人站在试衣间外的走廊上，试图把她的母亲拉回来。几个排队等候的德国人胳膊上搭着衣服，颇为不解地打量着她俩。那个更为年长的女人只是一味摇头拒绝，看上去难以劝服。对她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她能从双面镜子里瞥见自己宽阔的后背、深深箍进后背的胸衣和稀疏的灰白头发。的确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但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她也不是因为让女儿付钱而难受，女儿挣得不少，德国女婿也乐意时不时为岳母买上一两件东西。这位女士完全是另有原因。她无意间在试衣间注意到了某样东西，而她又说不出口。她的脸红了，可个中原因却难以启齿。她无法跟自己的女儿讲述那个关于颈的故事。

1978年，她第一次来到西方，虽然她后来就很少去了，但初次到访毕竟颇具纪念意义。她应邀到乌尔姆参加会议，那时女儿们还小，由丈夫照看。在那个年代，医生们让一名拍X光的助理随行参会并非常事，更不会将助理带到一场为期五天的西方医学会议上。她感觉到，这是主任医师安排的，她还预感到，这位医生想要从她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到了晚上，当他们在酒店的走廊里踉跄着相互搀扶的时候，她就知道自己要和他一起回房间了。两人都喝了一点酒，他已经急不可耐了。他们头晕目眩地倒在床上，翻云覆雨直至天亮。然后，五点钟左右，医生突然离开了房间，清醒冷静得就像要去给病人看病一样。

女人八点钟左右才起床。她在浴室里注意到，那个男人在自己的颈部留下了吻痕。以前她从未遇到这样的事，她感到焦虑，不知道这痕迹能否在三天之内自行消失。她在酒店里吃了早饭，口袋里装着日薪去了市中心，驻足在一家大型商店的女性服饰区。以往她每次想给自己买点什么，一种混合了愧疚与羞耻的感觉就会跳出来攫住她的心，但这次她没有产生这种感觉，那个靡乱的夜晚和这个无所事事的空虚白天解放了她。

她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红色连衣裙走进了试衣间。在家的时候，她从来不会给自己挑选颜色如此鲜艳的衣物，但此时此刻，她正想象着自己穿着它走出去的样子。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镜子里一个天蓝色眼睛的女人回望着她，似乎那个女人还可以再多穿几年大红色的衣服。

她在镜前微微侧身，以便换个角度欣赏这件衣服，这时她看见了衣架上的丝巾。一定是有人把它忘在那里了。那是一条红蓝相间的丝巾，上面绣着一些字样。她从来没偷过东西，也不想偷走这一件，她只是单纯地想要试试这条丝巾。这条丝巾很衬她，而且正好能遮住颈部的吻痕。她解下丝巾挂回衣架，如果它的主人回来，就能找到它了。正当她准备走出试衣间，她的胸腔里迸发出一阵猛烈的心跳和一个令人眩晕的渴望：还是把它偷走吧——这条丝巾与她的红裙子是那么相衬。她抬起头，看了看试衣间的天花板，好像害怕有人在那里看着她似的，然后她把那条丝巾塞进了包里。在收银台排队等候的时候，她感觉自己被柜员看穿了，仿佛她下一刻就要指着她的手提包，让她把丝巾拿出来。或者某个顾客会跳出来冲向她，质问她那条被遗忘在试衣间的丝巾现在在哪里。但付账时谁也没看她，然后她提着手提袋走出商店，那时也没有人注意到她。直到下楼梯的时候，她的心跳才平复下来。

在下午的会议上，她穿上了那件红裙子，戴着那条丝巾，播放着演讲用的幻灯片。在丝巾的衬托下，她的蓝色眼眸波光流转。主任医师正用德语发表着一段稍显冗长的讲话，她听不懂，但感觉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她的胸脯，尽管已经哺育过两个孩子，它们依旧性感迷人。

晚上，她将丝巾留在了餐桌上，之后默许了医生再次叩响她的门，然后他们重蹈前一个晚上的覆辙。

如今，二十九年过去了，当她又一次试衣服的时候，她毫无来由地感到不安，那种久违的苦恼不安感再次攫住了她，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艰难地扒下身上紧绷的衬衣，走向隔壁女儿的试衣间，掀开帘子走了进去。女儿正在试穿一件毛衣。她头上套着毛衣问：“妈？是你吗？”接着她的头钻了出来，但她染过的金发并没有一起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某种闪着光泽的东西。起初，她以为女儿的内衣卡住了，后来发现女儿的头上包着一条丝巾，遮住了她的脸庞，就像某种样式的面纱。女儿摘下丝巾放回衣架，那里还有另外两条一模一样的丝巾挂在那里。“他们把这种丝巾挂得到处都是，”她解释道，“至少也要找个合适点儿的地方吧。这是为了让顾客试衣服的时候别把脸上的化妆品弄到衣服上。”

这位中年女士默默转身，走出了试衣间。她想起了1978年自己戴着那条丝巾站在讲台上的场景，她敢肯定，当时所有人都看出了那条丝巾是从何而来。丝巾上红蓝相间的条纹和那家服装店的手提袋上的商标一模一样。而且她现在也能够肯定，大家都看到了那条偷来的丝巾下面的紫色痕迹，看到了她和医生的风流韵事，甚至还看到了她那留在家里的丈夫和两个小女儿，就像她总能从那些X光片中看出那些连病人本人都不知道的信息。

“我什么也不想要。”她疲惫地对女儿说道，扒开排队等候试衣的队伍，挤了出去，就像平时她拿着诊断结果在医院走廊上前进时，并不想理会病人家属的追问那样。

第三章 眼的故事

一个女人坐在布达佩斯地铁车厢的座位边缘，就在车厢门旁边。另一个故事里的加芙里埃拉和克斯米娜也坐在这条地铁线上。而我，正在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我的声音时而微不可闻，时而清晰可辨，就像某场剧院演出的电台转播一般，我也坐在这个密不透风的车厢里，正对着这个女人。此时我尚未注意到她，因为我是站着的，但是我的面前空出了一小块空间。这种情况人们一般都会将视线停留在他人身上，除非车厢里并不拥挤，窗外的景色还没有被乘客们挡住。

一看便知，这位女士是个盲人。她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坚定而笔挺地坐着。她的身边放着各种包裹，包裹旁边是一根细细的白色导盲手杖。这根手杖前端有一个小小的用来敲探道路的塑料头，正抵在女人鞋旁边的地板上。天啊！这个女人穿着高跟鞋。一位丰满而高挑的盲女。她之所以坐在门口，一定是因为上车时有人给她让了座。

下一站到了，很多人站了起来，挡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几个乘客，我还在思考着视障人群的处境，我的眼前是人们小心而轻柔、随时准备着突然刹住的步伐。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昂首姿态。人们走路从来不看脚下。

人流拥出地铁门，我的视野又一次开阔了起来，我的目光再次落到对面的座位上，那女人还保持着笔挺的坐姿。她的年龄大概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不过她是那种让人猜不出年龄的女人。她穿着漂亮的棕色裙子和同色系的棕色小外套，涂了指甲油。手指上醒目地戴着一个别致且古色古香的大戒指。它的表面有棱有角，经过了喷砂处理，看起来相当有分量，不知道是不是婚戒，但对于婚戒来说又太大了。这并不是一件日常风格的饰品。

到站了，又有人站到了我的面前。那双涂了暗粉色指甲油的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涂指甲油很难，就算是视力正常的人，这也并非易事，需要花很多工夫练习才能涂好。她肯定不是自己涂的。她去店里做指甲了，这间接表明她并非一直是盲人。这是她仍在坚持的旧习之一。换句话说她是后天失明的。她一定有一个忧郁而年迈的丈夫，他总会称赞她的指甲。又或许城里有一位美甲师知道这位客人的一切，在她面前，这位盲女会不设防地摘下墨镜。她会把墨镜放到小桌子上，同时把手指浸泡进腰果形状的清洗盘里。或许也不是这样。她有一个良心饱受折磨的女儿，她经常帮妈妈涂指甲，而且在涂指甲油之前，她们会就选什么颜色讨论很久。女儿憎恶妈妈青筋突起的手，也厌烦了丙酮的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