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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庆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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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庄

两口子在北京东城的一个居民区里卖菜。

以前,这里是城外的一座村庄,村民大都姓黄,村庄的名字叫黄家庄。庄子不大,只住着几十户人家,每家都有一个自成一体的小院子。他们的院子不像皇城根儿那些规整讲究的四合院,连三合院都说不上,顶多算是搭了院墙的向阳小院。他们模仿住在四合院里的市民的生活,在院子里也栽枣树和石榴树。枣树也是“早”树,是说干啥事都要趁早。石榴树,他们看中的是“榴”字的谐音“留”,意思是把一切都要留住。秋来时,枣树上结满了红白相间的玛瑙样的小枣,隔着院墙都看得见。石榴树上结的石榴都是大肚子,个个像弥勒佛,一见就让人想乐。

北京人做饭都会摊煎饼。把和好的面糊倒在鏊子上或平底锅里,用木质的或竹子制成的刮子打圈儿一刮,把白色的面糊刮薄、刮圆,待面糊结成一个整体,徐徐冒着热气,颜色渐渐变深,啪地翻个个,再煎上一会儿,煎得正反两面都呈现出微黄的面花儿,一张煎饼就煎成了。在煎饼里卷上凉拌韭菜、绿豆芽和胡萝卜丝,又软又香又脆,那是相当好吃。在北京人看来,北京城的发展扩大跟摊煎饼差不多,摊一圈儿,又摊一圈儿,再摊一圈儿,就把北京城的摊子摊大了。

就是在“摊煎饼”的过程中,黄家庄被摊进“煎饼”中,成了大“煎饼”的一部分,一小部分。黄家庄离北土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不远,步行的话,二十来分钟就可以走到。相比之下,黄家庄存在的历史比元大都还要久远一些,至少超过了千年。然而,也就是两三年时间,黄家庄的平房通通被拆掉了,在原地盖起了楼房。楼房一共是九栋,最高的有二十六层,最低的也有五层。那些居民楼多是中央国家机关出资兴建的,有煤炭、石油、化工、黄金、航天等多个行业。好嘛,住进楼里的那些人,不是高干,也是低干;不是大知,也是小知。一个两个、十个八个,都是来历不凡的样子。如此一来,黄家庄就彻底改变了农庄的性质,成了北京城众多居民小区中的其中之一。好在黄家庄并没有被人们像吃煎饼一样吃掉,黄家庄作为一个地名,并没有在北京的版图上消失,原名一字不少地保留了下来。在电子地图上,标有黄家庄的所在方位和具体地址。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只要一输入“黄家庄”三个字,出租车就会顺着导航系统所指引的方向,准确无误地把乘客送到小区楼前。还好黄家庄的原住民没有一去不返,他们在外面临时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回来了。

按照家庭人口,他们有的分到了三套住房,有的分到了两套住房,最少的也分到了一套住房,真正做到了居者有其屋。他们不再是农民,摇身一变成了市民。他们的户口不再是农业户口,从此变成了非农业户口。在居民群里,他们一点都不自卑,似乎比那些五行六业的干部还牛,他们常常对那些后来者说:知道吗,知道吗?你们住的是我们的地儿。

尽管小区内的楼房建得比较密集,小区的物业管理公司和居民委员会还是千方百计挤出一些空地,建了停车场和健身场所,还建了两个被称为绿地小品的花园。一个花园搭有圆形的中心花坛,一年三季都有鲜花开放。另一个花园里搭了藤萝长廊,居民可以在廊下漫步、小憩。挑剔一点来看,黄家庄从此没有了菜园。在黄家庄还是农村的时候,家家都有菜园,想吃什么新鲜蔬菜,随时都可以去菜园里采摘。在他们的房屋被推土机推成废墟之后,他们曾到变成土堆的废墟那里看过。夏季一场大雨过后,土堆上竟迅速长出一些狗尾巴草、扫帚苗子和野苋菜。野苋菜也是菜,掺鸡蛋烙成菜盒子,味道也不错。他们都掐了野苋菜,带走了。小区里没有了菜园怎么办?人不吃菜行不行?恐怕不行。人天生是杂食动物,除了吃粮食、吃肉,还要吃菜。一天不吃菜,饮食就说不上均衡。

夫妻菜店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牛国亮和马长平在小区里开的夫妻菜店应运而生。白菜萝卜西红柿、辣椒黄瓜豆角子,一转眼,他们的菜店已开了十多年。牛国亮脖子上挂上了金链子,马长平的手指上套上了金戒指,双耳垂上戴上了金耳环,这都表明他们菜店的生意不错,夫妻俩已过上了闪闪发光的金质生活。按时下流行的称谓,牛国亮被人称为老板,马长平被人叫作老板娘。每天傍晚吃饭前,牛老板都要在菜店里喝上两杯小酒。菜店里放有一张折叠式的小饭桌,马长平把小饭桌拉开,将下酒菜摆在饭桌上,牛老板就坐在桌后的矮凳子上喝起来。马长平想炒菜很容易。菜店门口一侧放有一张他们捡来的长条桌子,桌子上放着电磁炉,还有油盐酱醋、锅碗瓢盆和其他炊具。她取出菜,坐上锅,添上油,吱吱啦啦,一盘菜唾手可得。不过牛国亮喝酒一般不就什么热菜,一盘水煮花生米,一盘凉拌黄瓜,顶多再来一盘带脆骨的猪耳丝,足够。他不喝别的酒,只喝简称为“牛二”的牛栏山二锅头。他姓牛,“牛二”也姓牛,天天喝“牛二”,他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再说了,人在北京做生意,当然要喝北京生产的酒。他喝酒自己给自己定量,从来不喝大酒,每顿只喝两杯,一杯一两半,两杯三两,喝够三两就不喝了。他不怎么请人喝酒,每次喝酒都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的样子。过年过节,或者遇上什么高兴的事,他会邀一下马长平,说:老婆,你也喝一点呗。马长平一律拒绝,滴酒不沾。马长平从来不喝酒的理由很简单,她说她是生就的赤红脸,脸本来就红,要喝了酒会更红,恐怕比鸡冠子还要红,那像什么样子。

这天,马长平给男人端上的下酒菜,除了三个凉菜,还有一个热菜,是鸡蛋炒辣椒。鸡蛋降辣椒,不管多辣的辣椒,打上鸡蛋一炒,就不太辣了。鸡蛋炒熟是黄的,辣椒炒熟还是绿的,黄绿相间,好看又好吃。牛国亮夸了一句北京人常挂在嘴边的带提手的粗话,说:今天多干了一盘儿。

一盘儿作为一种计量单位,不仅可以用来指一盘儿菜,还可以指别的什么。至于具体指的什么,牛国亮明白,马长平当然也明白。马长平的脸忽地红透,比喝了酒的人脸还要红,她说:不要脸,成天就知道干那事。

不干那事干什么!牛国亮已经把定量中的两杯酒干掉了一杯,酒色涌上来,他的脸红了,脖子和耳朵也红了。他又说:我早就说过,我一定要把你管够。

谁稀罕你管,我早就够了。

这时,一位戴变色眼镜的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要买一块姜。他说他夫人要做红烧肉,肉都切好了,才发现姜没有了。烧肉没有别的作料可以将就,缺了姜可将就不得。夫人让他赶快下楼来买一块姜。

生姜在一个塑料盒子里盛着,大块小块都有,每块都不一样。马长平让买姜的人自己挑吧。

那人拿了一块姜,放在电子秤的秤盘上,让马长平约一下。

不用约了,拿走吧,不值啥。马长平说。

中年男人从钱包里抽出一块钱来,问:一块钱够不够?

马长平没说够不够,还是说:我让您拿走,您只管拿走就是了。

那人说声“谢谢”,把一块钱纸币放在秤盘上,拿起姜走了。

亏了吧,这块姜至少得值两块多钱。牛国亮嘴里嚼着鸡蛋炒辣椒说。

这个人我认识。听罗阿姨说,他在单位里是一个处长,管人事的。

他管他的人事,你管你的菜事,你巴结他干什么!

也就是一两块钱的事,能算巴结他吗?菜店能不能开下去还两说着,你这么小气干什么!

两说着的说法,话后面有话。话后面的话,不管有几说,恐怕都是敏感话题,都不轻松。牛国亮瞥了一眼屋子里的蔬菜和水果,没有再接马长平的话。

老乡老杨从菜店门口走过,看见牛国亮在喝酒,招手打招呼说:老乡可以呀,又喝上了!

没事瞎喝着玩呗。按理说,老杨看见了他在喝酒,他应该邀老杨一块喝两杯,烟酒不分家嘛,何况还是老乡。可牛国亮没有任何让老杨进店喝酒的意思,连句客套话都没说。老杨两口子在小区里打工,负责管理一个公共厕所。男女厕所外间的值班室,只有两平方米多一点,老杨在值班室里放一张折叠沙发床,两口子吃饭、睡觉都是在值班室里进行,等于也是在厕所里进行。菜店里的空气都是清新的,厕所里的空气都是污浊的,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平日里,牛国亮对老杨的营生有些看不起,不愿意让他到菜店里来,更不要说请他喝酒。

老杨说:能喝就抓紧时间喝吧,不然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咦,这叫什么话!这话不仅接近了沉重,似乎还有些恶毒。这表明,老杨已经知道了菜店目前所面临的处境,颇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他想把老杨的话■回去,说过了这个店,还有下个店。他还想说难听话,让刚从厕所里出来的老杨把嘴漱漱再说话,不要一开口就熏人一跟头。之所以没把难听话说出来,是他想到,菜店里没安自来水的水管,这些年菜店里的所有用水,都是他老婆马长平每天提着大塑料桶到厕所里的水龙头那儿去接。菜店暂时还没有关张,水还要接着用,还是给老杨留点面子好一些。

等牛国亮喝完了酒,吃了一碗捞面条,马长平对他说:你明天早上去起菜,记着买几条鱼回来。他们家买了一辆面包车,每天凌晨三点,牛国亮驾车去郊区的蔬菜批发地拉菜。在路上来回跑三个多钟头,回到小区的菜店不过才早晨六点多。每天都是这样,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下雨还是下雪,菜照拉不误。他们不是说拉菜,也不是说贩菜,而是按老家的说法,说成起菜。

大概是因为老杨的话影响到了牛国亮的情绪,他在不好的情绪里还没走出来,马长平跟他说话时,他直着眼,没有吭声。

马长平只得提醒他:我跟你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说什么话?

你这个酒鬼,从来不把你老婆的话当话。我让你明早捎几条鱼回来,这回你听见没有?

噢,捎鱼。怎么,想吃鱼了?他们的菜店只卖蔬菜和瓜果,从来不卖鱼,也不卖肉。

马长平没敢说实话,她说:是想吃鱼了,怎么了?

鱼肚子里都是刺,有啥吃头。

是人就有骨头,没有骨头那还叫人吗?是鱼就有刺,没有刺那还叫鱼吗?

牛国亮问:买什么鱼?是带鱼还是黄花鱼?是鲤鱼还是鲫鱼?

你看着买吧,只要是活鱼就行。

鱼死了

第二天一大早,牛国亮驾车按时回到黄家庄小区。牛国亮用来盛菜的东西是一些淡蓝色的塑料盒子,那些盒子的毛重都很轻,搬动起来很方便。牛国亮把每样菜装进一个盒子后,都不盖盒盖,以保持蔬菜的新鲜和水灵。小区里的居民大都还在睡觉,小花园里静悄悄的。只有一些养狗的人家,在狗的催促下,不得不下楼遛狗。每只被绳子拴着脖子的狗都不说话,也不叫唤,只管顺着每天固定的遛狗路线往前走,把绳子拉得紧紧的。看上去不像是人在遛狗,而是狗在遛人。马长平起床也很早,打开菜店的门,拉亮菜店的灯,站在门口等丈夫回来。丈夫把车停稳,刚把面包车的后盖打开,她就及时走了过去。她今天最关心的是鱼,一看二看没看见鱼,她问丈夫:我昨天对你说让你买鱼,你没忘吧?

我老婆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圣旨,臣只有接旨谢恩的份儿,哪敢忘呢。

马长平嘁了一下说:说得好听,你有那么听话吗?在北京这么多年,你别的没学会,就学会了油嘴滑舌。鱼呢,鱼在哪儿呢?

瞎眼娘儿们,鱼不是在盛水芹菜的盒子里放着嘛。牛国亮把盛满水芹菜的盒子指了一下。

在盛水芹菜的塑料盒子一侧,马长平把鱼找到了。鱼盛在一只加厚的黑色塑料袋子里,是三条鲫鱼。鲫鱼的个头不算小,估计每条鲫鱼都有一斤重。可惜鲫鱼都已经死了,死得翻着白眼,都是死不瞑目的样子。塑料袋子里冒出一股黏糊糊的鱼腥气。马长平不高兴了,皱起眉头,眼也翻白了一下,说:我不是让你买活鱼嘛,你买死鱼干什么!

牛国亮辩解说:我刚买的时候还是活的,鲫鱼在塑料袋子里还啪啪地甩尾巴呢。鱼离不开水,不管什么鱼,只要一离开水,肯定得死。

你既然知道鱼离开水不能活,买鱼的时候,你为啥不让卖鱼的往塑料袋子里添点水呢!

费那个劲干什么,反正鱼都不是活着吃,都是死了才吃。就算它们活过了早上,也活不过晌午。你不是中午就做着吃嘛,是准备炸成焦鱼,还是烧鲫鱼汤?

我什么都不做,我就是放在水里养着它们,让它们活着。

牛国亮的眼珠子硬起来了,硬得像喝了酒一样。他说:大早起的,你跟我来什么劲呢。我看你这两天就不对劲,老是想找事。你再找事,我抽你丫的!

听说牛国亮要抽她,马长平眼里顿时含了泪。但她毫不示弱地说:有本事你抽吧,你今天敢动我一指头试试,我马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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