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的席勒

一

这次回国，赶上了席勒的婚礼。他当然不会邀请我，五年前我们在罗马大打出手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那是个雨夜，他让正在发烧的女友小菊拖来两只二十八寸墨绿色行李箱，加上他的两只行李箱，他在房间里猛塞一阵，接着一只只搬下楼梯。他没有打车，而是将帽兜围起，硬生生把四只行李箱拖到地铁口。当然，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帮他拖行李的还有小菊。

他有帽子，我什么都没有，烧到三十八九摄氏度，淋着雨跟在他后面拖行李拖了一公里。我跟他说我们打车吧，这笔钱我来付。他好像没听到似的。坐地铁前我以为他要去我那里暂时住一两天，可他说他要去Ponte Lungo （庞特伦格）的一个朋友那里住。我比他先到站，就那样在地铁里分手，我是说真的分手。快要下车时，他看我走到门口，在背后叫住我，我回头，他两只手各拉一箱行李，双腿打开，里面卡着两只，就那样古怪地环抱他所有物件，跟我说我们分手吧，然后我就到站了。我下了车才想到自己的两只行李箱怎么办。对他提分手倒是没什么大的意外。其实我心里早就认定我们分手的事实了。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很傻嘛，回家大哭了一场。我以为淋了雨又失恋，我的病会越发严重，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我烧退了，一身轻松。后来我们再没联系，我想行李箱就算了，我不要了。过了一阵子我好奇上他的微信朋友圈去看，发现自己大概被删掉了，也就把他删掉了。

小菊抱着李德才，坐在我家阳台上说。李德才在她怀里扭成麻花，急着逃走，她按住它的头，说，这猫怎么越来越认生？我记得以前一来它就黏人。

前段时间它翻围栏跑出去一次，我到处找，以为它再也不回来，结果有天下雨它又灰溜溜回来了。他们都说我应当带它去绝育，所以我就又花了五百欧元给它做手术……雨晴说。

这猫真的烧钱，我可养不起。

没办法，我那学姐说如果送不了人就扔了它，带回家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么麻烦。

猫还是挣脱了小菊双臂的捆绑，从软椅的边缘翻滚下来，蹭着雨晴的小腿挤进厨房，在自己的饭碗前徘徊片刻，一脸厌弃地走了。

它平时吃惯的猫粮卖完了，这次换了新的，就闹开了绝食。雨晴有些忧心地抱怨。

和席勒一样，挑得不得了。小菊应和。

我那时站在阳台上看你们，想着下那么大雨，你们总得打辆车走，结果就那么直接上了马路，我当下就觉得这个男的也太不像话了。

其实我早习惯了，他一直都这样。小菊说，伸手一捞，够着置物架上的滚筒，粘掉卫衣上李德才的灰毛。

席勒消失之后，小菊还来过我们家两次。一次是雨晴生日，我们一起吃了晚餐，她送了一支蕾莉欧的绣球花香水给她。最后一次是她要回国，我们托她带一份文件回去，她收我们二十欧元。往后我们再没见过，但微信还留着。偶尔翻到，也知晓近况。两年前她结了婚，一年前又宣布了单身，现在在深圳工作。

她也许是当时在罗马的那一拨朋友中最后见到席勒的人。我身边的所有人，都是在那晚与席勒失联的。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那位住在Ponte Lungo的朋友是谁。我们向住在那附近的小林询问，他说他并没有见到席勒，对方已经很久没有与他联系了。也许就是哪个女人，他补充说，他关系复杂得很，谁知道是什么。

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周遭都是来来去去的影子，很难建立长久的友谊。又过几年，我博士毕业，身边已经更换了一批友人，没有人再知道席勒。时间非常深邃，充满晦暗的沟壑，若不刻意追忆，我也不大能够想得起他。决定长居之后，我和雨晴买下租住了五年的房子，房东要回博洛尼亚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价钱出得十分合理。我们整理那套三室一厅的公寓时，在储藏室兼猫房里翻出了一些东西，装在一个橘黄色LV（路易威登）的购物袋里，塞到床底，外面堆着零散的闲置物品，落满灰尘。雨晴把内容物掏出来，一只化妆包、一盒没有拆封的兰蔻乳霜、一些香水小样，还有一个女士Gucci（古驰）背包。

我没有这个，是你前女友的？雨晴问。

我不记得她有这个，再说她也不会把东西放在这个房间。

那是谁的？

很可能是他的。

你说席勒？她把乳霜翻来掉去地看了一遍，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产的，应该早过期了。

要是他的话至少也五年了。

现在怎么办？她放下手里的东西，拉开化妆包，问。

不知道。

那个Gucci的包也不算便宜。雨晴把化妆包里的口红、睫毛膏一一拿出来瞧了瞧，又塞回去，可惜道，都是好东西，丢了这个的女孩子一定找了好久，心疼死了。

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东西，只能把它们拎到客厅。后来整个家里粉刷干净，它们又回到了床底。李德才很喜欢和它们窝在一起，对自己另外一只用LV盒子做成的猫窝不感兴趣。

这大概是席勒留下的最后印记，也不是他的印记。

他干吗把女人的东西拿回家？不会是小菊的吧？有天忽而又想起来，话头接续。

你问问。

不是她的。过了两天雨晴说，她没有丢过东西。

那就那样扔着吧。

你知道她还说了什么？

小菊吗？说席勒？

嗯。

不知道？

她说席勒在上海当了阵子MB。

什么是MB？

Money Boy，就是夜店男公关。

她怎么知道？

消费时碰到的。胆子真大，花名仍叫席勒。

然后呢？

然后就没然后了，店都关了。

她确定？

确定，而且说他应该是那家店里最老的。

什么时候的事？

她刚结婚那阵子，二○一九年年底。

二

我与席勒是在二○一八年初春的一个雨夜里打架的，那之前互相忍耐已有一段时间。动手之前，他是我在意大利相识最久的朋友。我们一起在佩鲁贾上了语言学校，又一起读了大学，五年后我读了研，他没能毕业，转去另一家私立学校念奢侈品管理专业。又过了两年，他仍然未能毕业。不过他在罗马活得还算闲适，除了家里资助之外，自己偶有兼职。私立学校也是贵族学校，他和一群上流子弟混在一起，连续两年拿到了米兰时装周的邀请函。他身高一米九，五官深邃，社交圈浸淫过久，一些秀场的模特工作会找来，有阵子收入很好，也更加大手大脚。罗马多的是满足他时尚欲望的精品店，他名牌加身，我们偶尔聚在一起，他谈的也大多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交流自然稀薄起来，也渐行渐远。

最初在佩鲁贾那座山城与席勒相遇时，他刚满十九岁，我比他大几个月。我们被不同留学机构输送而来，他是山东人，我是山西人。那年一起来的人里面一多半男生身高都不过一米七，剩下的也就在一米七二、一米七三徘徊。我身高一米八五，席勒说他一米九，我总觉得他至少有一米九二。总之，我们是这群人里最高的。只有和我走在一起，他才不会将身体蜷曲成虾米，那时候他很内向，容易害羞，甚至因为身高感到自卑——也可能是过瘦的原因，他看起来易折易损，弱不禁风。

佩鲁贾是一座中世纪的山城，矗立在翁布里亚大区台伯河谷的一座小山上，外圈被树木环绕，郁郁葱葱，是古朴的中世纪村庄。内圈则热烈沸腾，坚固的城墙内，拥有一流的博物馆、丰富的历史古迹，是一座壮丽的艺术之城。但是我们在抵达之前对于它的了解，几乎来自二○○七年发生于此地的一起凶杀案。那年一个英国来的交换生在住所被谋杀，尸体在她卧室的地板上被发现。现场满是血迹。案情曲折，噱头颇多，媒体争相报道，猜测凶嫌，到最后草草结案，留下许多疑点。

佩鲁贾有语言大学，是许多外国留学生到意大利的第一站，尤其是中国人。国内大型留学机构把人们往这里一倒，接下来就听天由命，自由发展。当时的状况是，案件发生之后的几年里，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在中介的宣传下都小心翼翼，几乎全部住在一起。女孩子们在安全上非常谨慎，男生们也不例外，生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中介为中国留学生租住了两栋五层楼公寓，都离学校不远。我和席勒就在那里不期而遇，被安排在其中一套，又同居一室。三室一厅的另外两室，一间较大的带独立卫浴的，住着两个从重庆过来的女孩子，剩下一个单间，住着一个洛阳来的女人——那时候我们觉得她有些年纪，其实当时她不过也才二十七岁。

女人名叫阮如安。名字拗口，她让人喊她软软，说这是昵称。但通常我们都叫她阮姐、如安姐。也不知道是哪个，发音听上去都差不多。

两个重庆女孩黏在一起，上课下课，进了房间就不再出门，和我们交流不多。阮如安不同，她常在家中做饭，又得和我们共用一个卫生间，因而打照面不可避免。

阮如安的房间只有八平方米，说是一室，其实应该只是隔出来的一小间，以前用作储物室，连窗户都没有，只能放下一张九十厘米宽的小床以及一张窄窄的写字台。衣服悬在床尾的一排架子上，没有几件。最初中介安排她和两个重庆女孩分租有独立卫浴的大卧室，每人每月三百五十欧元。这个单间另外还有人住，和我与席勒那间一样，每人每月三百二十欧元。

谁知两个重庆女孩并不愿意，质疑中介赚了黑心钱，明明一整套房子租下来都用不了九百欧元，现在三人间竟然要出租成六人间，价格翻了一倍都多。她们两个站在客厅与中介对质，说如果不能合理解决，就要告到政府房管部门。尽管几个小孩子闹不出大问题，但也许还是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中介就问阮如安要不要住这间屋子，黑是黑了些，但好歹是个单间，甚至价格更便宜。有一个独立单间，阮如安也乐得其所。事情真就这么解决了。

安顿下来之后，重庆女孩除了偶尔烧饭，并不利用公共空间，自然也不会搞脏，阮如安比较爱干净，总会顺手收拾。席勒那时腼腆，也颇为整洁，再加上男孩子事少，我们居住环境比起别的公寓，竟然也算十分和谐。

尽管念了同一所语言大学，但是课程程度各不相同。阮如安的语言水平更好，分在了外国人班里，读B2。实际上她在国内已经通过了考试，选择再来读语言，是没有申请到合适的学校。她本科毕业于一所211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建筑院工作了四五年才选择出来念书。和我们一群来读大学的不一样，她目标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阮如安称得上漂亮，个子不高，最多一米六，骨架纤细，头发丝滑。她的脸比较平整，看上去清新舒服。我当时国内还有女朋友，注意力被分散出去，对身边的女生都一概忽略，甚至现在连同住的两个重庆女孩叫什么名字都忘得一干二净，却在分开许久之后还能记得阮如安举手投足的一些片段。我想不止我如此，那年与我们一同在佩鲁贾的中国人最后对她应该多少都存了些印象。她不是一眼突出的女生，起初也因为年纪略大，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追她。但开课一个月之后，她便在外国留学生里斩获了人气，常见往来的，有一个英国人、一个西班牙人，以及一个越南人。

语言学校里外国学生和中国留学生最大的区别是上课的长度。他们通常不会选择从头念到尾，基本上都是根据自己需要的程度短暂地学习，或者视经济状况而定，念到一个令自己满意或者可以负担得起的程度就随时结束。

所以两个月之后，西班牙人离开，他的空缺很快补上了一个韩国人。也正是这个韩国人，让席勒第一次掀起了震动。

那是个周末，小考过后，好不容易有休息的时间，我就到城里最好的超市去采购。快到中午的时候，席勒睡醒起来，去卫生间小便，看到韩国人和阮如安在厨房忙碌，心生厌烦。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通常这样的学生混租宿舍是不应该随便带访客来的，至少要征询大家的同意。可偏偏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两个重庆女孩趁假日去佛罗伦萨，他的意见与权利似乎无关紧要，不舒适也只能忍耐。更何况他从卫生间出来，奓着头发经过厨房时，阮如安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午餐。

不了。席勒说。转眼给我发消息，家里来了一个韩国男的，你回来给我带块比萨。

半小时后，我在楼下买了三块钱的吞拿鱼比萨，上楼时嗅到浓浓的醋味，一进家看到的就是一地玻璃碴和一摊黑色的醋渍。

怎么回事儿？

我打着游戏，听到她叫，跑出去一看，那个男的正把她按在灶台上，裤子都脱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了，一着急伸手就拿了个瓶子……他指着地上说，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收拾，他说他要叫警察……

阮姐呢？

她陪那男的去缝针了。

大事化小。对于所有外国人都一样，谁也不想搞出大麻烦。到傍晚，她回来了，神色如常，我们谁也没有就此多谈，不过很快，阮如安在留学生圈子里更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