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

我攥着毛纸，耐心地等舅舅说，好了。舅舅却痴痴地望着云，好久都不吭声。风嗖地扫来，我摊开手掌，扑突突——风舌卷走毛纸。舅舅扭头看了看旋飞着远去的毛纸，说，哎，看，云浪，高了，好看。我扑哧笑了，说，云有什么好看的。舅舅说，有人在天上抽烟。我含糊地嗯嗯几声，将脑袋压低，从胯裆处看云。云在很远的硬梁上空，云头白灿灿的，云脚却是乌黑一团。

一块鹅卵石，枣红色的，紧挨我的额头，像头贪睡的牛犊。我刚要伸手，身子重心偏移，抄手扑倒。耳朵磕到“牛犊”上，很是生疼。我龇着牙忍着痛，舅舅却呵呵笑。我索性趴地，歪过脑袋要看，舅舅的大巴掌伸过来，盖住我的眼。

我大笑。

舅舅的手掌粗糙糙的，好比磨刀石，或者公羊角。他的手掌没有手指，一根都没有。没有手指的手，从袖口探出来，活像煮熟的牛舌，又大，又硬。凹凸的关节，仿佛是好多个乳羊的角挤到一起。

我跑去，捡回散落的毛纸。我得给舅舅擦屁股。

那年的夏天很美。云浪一天赛一天诡谲。云多了，雨也会多。雨多了，草会更多。草多了，夏天的绿更浓稠。绿更浓稠了，沙窝地人的笑才能与它抗衡。那是一九九三年，我七岁。那年，沙窝地到处是野水洼。有那么一次，我和舅舅赶着一小群羊向当地人称为“乌鸦滩”的沼泽地走去。没等过去，一场暴雨突然而降。我记得很清楚，那天的云，先是白晃晃地涌来，继而乌云吞吐着翻滚、低垂，我俩匆匆躲进大鼻子央登老人遗弃的土屋内。很快雷声轰隆，雨珠铺天盖地。屋顶吭吭地震响，破旧的门扇被风无情地掀开、关闭。屋前没有轮子的马车筛糠似的摇晃，驼粪蛋大小的雨蛋砸到车板上，又弹飞。

哦，哦，奥吉你快看，马群——

哪儿啊？

那不是吗，甩着鬃的水——马。

舅舅用脊背顶住门扇，叫我看滩地上由无数个浅灰色水柱组成的雨墙，那半透明的水墙在风里摇摆。

是暴雨。我大声地说。

不，是马鬃雨。

舅舅说着，伸过手臂，那瞬间，他嘴角浮出令我至今都无法忘掉的笑容。那笑，浅浅的，无声，像是要从什么人手里接几块冰糖。

雨霁，我俩离开小屋，循着山洪的轰响走到满是小沙丘的野地。沙窝子很少发洪水，因而对于我来讲，那可谓是从未有过的壮观。混浊的洪水，竟然当腰横切沙包，划出大口子。舅舅大概也没见过那等奇观，呜啊咿呀地叫着——他高兴了会那样叫——要跨越那口子。他向后撤出几大步，弓背，缩身，我嗷地哭起来。

那时，我已经知道舅舅是个智障人。不过，不是先天的。用母亲的话来讲，舅舅是在逃亡途中受了惊骇而变“傻”的。起初，关于舅舅逃离都城佛院一事的真实缘由，整个沙窝地人，家族亲戚，包括我父母，只停留在“年龄太小，熬不住粗茶淡饭、起早贪黑的求经之苦”“脾性泼皮，禁不住红墙黄瓦内的寂寞”等合乎逻辑的猜测，因为谁都不晓得舅舅为何逃离都城佛院，一路向北，徒步千里，用去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回到沙窝地。后来，父亲托人四处打听，才得知舅舅是因为“太想家”而贸然离开了那里。同时，在逃亡途中，他被困野山，不但冻坏了手，还差点丧了命。发现舅舅的是位看护铁路的老头。这位老头捎来口信说，他是在腊月初三大清早巡查铁轨时撞见近乎冻僵的舅舅。随后舅舅在老头家待了八九日。前几日，舅舅从早到晚守在壁炉前一言不发，老头见状以为是个哑巴，不再搭话。等到第五六日，老头偶然发现舅舅挎包里塞满了鞋子，而且多数是女式的。老头这才觉察出来者神志异常，心下萌生恻隐，不再去打搅。到了最后一日，老头听到舅舅竟嗡嗡地、口齿含糊不清地念起了经，惊讶得半天缓不过神。不过，老头是个无神论者，很巧妙地驱走了舅舅。

舅舅是在他十九岁上逃回来的。对于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记忆我很模糊。印象中，应该是在某个燃着蜡烛的夜里，屋门突然大开，风幽幽地飘进来，灯苗左右摇摆，屋内忽明忽暗，母亲去闭门，走到跟前，木桩似的站住——黑黑的门框那边，竖着一道毛茸茸的黑影。烛光晃过，黑影脸上闪着一对亮亮的眼睛。

“黑影”直直地看我。

那夜，“黑影”一直痴痴地盯着我。当母亲一边簌簌地抹泪，一边忙里忙外地烧水熬茶，往桌上摆风干牛肉条、羊油馓子、砂糖果条、酸奶炒米、红枣月饼等时，“黑影”的眼神也没从我脸上挪开。就连坐到桌前，咂巴咂巴地嚼食，嚼得双腮凸起，瘪下去，喉结一滚一滚时——“黑影”都没停止对我的注视。相比关心“黑影”的目光，我留意的是他那双没有手指的巴掌。我发现“黑影”取食时，将两个巴掌同时伸过去，严严实实地合到一起，缩回去，凑到嘴巴跟前，掌心里竟然有了牛肉条或者果条。

“黑影”吃了又吃。

那夜，我应该是在一种梦幻般的玄妙氛围中浑然入睡的。因为，等我再次看见“黑影”时，他已经坐在木凳上，脖颈裹着花布，任由父亲剃去一头乱糟糟的发丝。

嘿，奥吉，快喊舅舅好，他是你舅舅。

父亲说。

我不理会，溜空从父亲腋下钻过去，又绕回来，我在找那双不长手指的巴掌。终于，我明白过来了，他将手掌藏入袖筒。我蹲身，近乎趴地，从低角度窥探。黑黑的袖筒内，一个羊胎盘似的东西慢慢地缩回去。他大概羞于我的窥视，睁圆的眼睛不停地眨巴着，看我。

嘿，跟你讲话呢，喊舅舅。

父亲嗓门干干的。

我起身冲出屋。

对我来讲，舅舅的出现，是件令我开心的事。这或许是因为舅舅身上有种天然的温和感，或者说我发现他的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凶气”。这点与生气后的父亲截然不同。同时，我也从父母口中得知，舅舅原本就是我家成员。舅舅在他三岁上跟着我母亲来到我父亲家，他是我父亲和母亲一手拉扯养大的。我们四口之家，我还有个姐姐，年长我十岁。只是姐姐总在求学路上，很少在家。舅舅的到来，意味着我有了一个与姐姐差不多大的哥哥。不过，我俩最初的接触很不顺畅，他少言寡语，除了莫名其妙地嘿嘿笑外，多数时候他都是安静地待着，不理任何人。为了接近他，我把我的弹弓、滚环、红柳木马等玩具给他看。他却无动于衷，甚至有些不屑一顾。这使我很恼火。有次，母亲叫我带着舅舅到野地“看马”，“看马”是指解手。母亲塞给我一沓毛纸，低声跟我讲，记得帮舅舅擦屁股。

我忘了我是否对母亲表达了我的厌烦。我只记得，等两人到了野地，我丢开舅舅，拉弹弓打野鸟去了。没一会儿听见他喊我，我举起弹弓，喊，你自己来。他不作声。我一小步一小步地蹭过去，只见他蹲在一簇簇芨芨草后，安静地看着我。

我大声地喊——的的确确，我近乎扯伤了嗓门——站起来。

舅舅并没有站起来，而是嘟囔着说，夕阳是个血泡儿。我回头看夕阳，夕阳果真灌满血浆似的变得通红。黑灵灵的，飞过几只羊角百灵。我猫腰，慢慢地靠过去。呜啊啊——舅舅站直身，高声喊着，向夕阳挥手。他的喊声自然惊走了我的猎物。我拉满弹弓，只听啪的一声，舅舅的呼声立刻沉寂。他站在那里，一条胳膊还举在半空里。钝钝的巴掌，似一杆桨板。

我扭身，逃去。

远远地听见摩托车声响，我迎过去。沿着嵌入地面的土路，一辆摩托车突突响着靠近。是父亲，背着夕阳，看不清面孔，只见整个人影镶着一圈金色晚霞。哦，我的奥吉在陪舅舅啊。父亲亲切地说着，可下一秒语调变成干硬的，呵斥道，你个兔崽子。因为，父亲看到舅舅正光着腚，一拧一拧地走过来。父亲迎过去，一会儿两人一同回来。

舅舅额头上鼓囊囊地起了一颗肉包。

我的肩头也被父亲的大巴掌刮出几道掌印。

到了夜里，灯下，我俩瞅着彼此的“伤痕”扑哧大笑。扯平了。

接下来的很多天里，我和舅舅赶着牛群出坡。说是群，实则只有七八头牛，其中有一头毛发黑亮、双目滚圆的公牛，我们称它为“牛王”。牛王脾气怪异，见了我总是怒目而视。我嫉恨它的怒目。常常趁它嚼草、反刍，拉满弹弓，对准它那对打弯的角，啪地射出石弹。很多时候，它只是瞪圆牛眼，鼻孔咻咻，哞叫几下。有一次，石弹直直地击中它的胯裆。它嗷地猛叫，又瞬间弓脊，提臀，束尾，脖颈压低，下巴贴着地面，箭一样冲来。我嗖地转身，逃遁，偏巧鞋子卡进耗子洞，只觉地面旋转，云朵战栗。我闭死双眼。待我睁眼，我发现我在飞，牛王在我下面，还有一个黑影。黑影是舅舅，他的一条胳膊插进我的衬衫，像个风扇似的将我在他脑颅上空转。牛王也在转圈，它的尾巴扫过我的面颊，粗糙糙的。哐啷，水桶打滚，牛王的一条腿插进水桶。嚯嚯的、粗粗的喘气声，我发现我已经跨到舅舅肩头了。他在疾跑。忽地，整个人摇摆，我后仰着近乎摔跌。一条硬邦邦的胳膊，当腰箍紧我。风掀掉他的衬衫，他的肚皮好白。我的脸贴着那肚皮。牛王就在我俩后面。一对牛眼红彤彤的，翻着白。潮乎乎的牛嘴吐着唾沫。我喊，快点跑啊。刚喊完，我被甩出，飞起来，落下去。落到草垛上。舅舅紧贴地面，躺倒在草垛下。牛王绕着草垛，哞哞叫，甩尾巴，腹部圆鼓鼓的，黑黑的身子泛着奇异的光芒。后蹄刨土，刨得脊背一抽一抽的。

从那之后，舅舅常常一个人随牛群出坡。偶尔带我，我也得爬到树上，等到牛群走远了方能下去。记忆里，过了好几年，牛王才不找我的麻烦。

夏天很慢，秋天亦是。父亲母亲忙着秋收，一忙好多天。舅舅也会帮着他们套牛、装车、拉草。这种时候，我非要舅舅将我扶到草垛上。牛车慢腾腾地前行，我在草垛上左右开弓，打鸟。啪地，落下一两片羽毛。伸手欲接，才发现羽毛是阳光。我冲着舅舅喊，喂，看过来。舅舅回头，哦呀，嘴张开。啪——石弹直直地射进他的口腔。他再次哦的一声，手掌盖住半张脸，闭眼，愁苦苦地蹙眉。我喊，挪开巴掌。挪开了，嘴唇紧闭。我又喊，张嘴。嘴张开，黑黑的一个小窟窿。

我大笑起来，笑得摔倒在草垛上。

傍晚，一家人围着小方桌，噗噗地吹着热气吃面。舅舅不停地吹热气，不吃一口。父亲说，快吃嘛。舅舅说，太烫了。他把“太”字音发成“忒”，还喷出一嘴的口液。父亲发现了小窟窿。父亲丢开碗，进屋，从水瓮一侧抽出“黄马”，那是一截细软的柳条。我刚要逃，父亲的胳膊无端地变长，拽牢我的衣领。我发现父亲的胡子在乱颤，还有面颊也在抽搐。

我号哭，四肢七零八落地踢腾，欲挣脱。

哦，呃，不碍事，还能吹口哨。舅舅过来，身板抵住父亲，嘘嘘地吹着口哨说。

父亲将胳膊一甩，我凌空飞出，落入舅舅怀里。舅舅笑了，两片厚嘴唇呈椭圆，当中一眼小小的、黑黑的窟窿，窟窿那边是紫红的舌尖。

这是一幅定格于我心中的画面。

冬季，雪地上，一溜歪斜的足印。那是舅舅的，我在他肩头。他的耳朵红红的，像只没长毛的雏鸟在光溜的窝里瑟瑟发抖。冬天“看马”，我们不用毛纸，用雪。他嗷嗷叫，我哧哧笑。有时候也用冰坨子，他也是嗷嗷叫。他的皮袄松垮，敞着怀，风来了，呼啦啦地飞，整个人瞅着神似牛王。他让父亲给他剃发，却不叫给他剃须。卷曲的毛楂楂从下巴垂至胸前，任风舌一撩一撩地，掀起，收拢。

有一回，风撩起舅舅皮袄衣襟，红红的一个什么很扎眼。我嚷嚷着要看，他不肯。趁他不注意，我麻溜钻进去，热烘烘的汗液味，呛鼻。我屏住呼吸，胡乱抓，抓到硬硬的一根指头，抓着不放。一双大巴掌隔着皮袄戳、拧、挤，我张嘴吐气，喉咙里闷闷的，喊不出来。大巴掌松开，我晕晕乎乎地跌至雪上。手里却仍抓着“指头”。睁眼看，原来是只女人的高跟鞋。鞋跟似手指。舅舅夺去鞋子，跑出几步，揣进怀里。我气恼地喊，你干吗揣着女人的鞋。舅舅摆出一脸迟疑，说，哪有啊，哪有。我扑上去。舅舅大大方方地敞开怀。鞋子果真不见了。我不依不饶。舅舅忙说，飞走了，飞走了。我左看右望，白晃晃的雪地，延伸至很远，没有一抹红。

鞋子的神秘失踪叫我困扰好久。

那时我和舅舅睡耳房。到了晚上，屋内燃根白蜡，他坐在灯下，翻着皮袄，说，你没见过虱子，我给你找一只。找了好久，白蜡都矮了一截，还没找见。他悻悻然地叹口气，说，人吃了果子就不会有虱子。我说，哪有果子？他说，糖就是果子。我说，糖是糖，果子是果子。他说，那边的果子大，比羊头还大。他说的“那边”是指他曾待了四年的都城佛院。我说，胡说。他摇摇头，说，你得麻溜长大，大了得去那里。我说，远不远？他说，很远，从夜里走到夜里。我说，那是多远？他说，月亮的肚子鼓起来，瘪下去，鼓起来，瘪下去，好多回就到了。我说，月亮哪有肚子？他笑笑，不作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