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将至

阿达，不瞒你说，第三次参加送灵归祖仪式后，我就曾在脑海里演练过自己死前的情景。那时我已经很老了，走路像个被风刮斜的充气人，软塌塌地摘下头上的帕子，冬霜已悄然爬满头发，是用衣袖擦也擦不净的灰白。宽阔的尼日河也该结冰了吧，人们早早提着斧头去河上凿一大块冰放进背篓里。每一击都碎冰四溅，但没有人被割伤。他们各朝一面使力，只取一大块上宽下窄的好冰，喘着毛茸茸的白汽，互帮互助抬放进去。待每个背篼都装好了冰，他们会排着整齐的队列，佝偻着身子，低着头走回坡上的村庄。队伍里大多是些女人，她们急需用水做饭，在短暂的相见中讲会儿关于昨夜的荤话，毫无顾忌的大笑会惊动巢里几只幼鸟发出婴儿哭啼般的嘶叫。天气如果是和年轻女人一样的好脸色，樱桃红的朝阳会将一块块坚冰照得熠熠生辉，它们变成了有着绚丽色彩的天然矿石。美好事物的消失是无可避免的。冰块离开尼日河，吸收了人背上的温度，兀自消融着，无声无息，持续不断滴落在贫瘠的黄土上，形成一条湿润的轨迹。女人们回到家中，将冰块放到水缸里，往火塘里添柴，蓝灰色的炊烟便会在屋檐上缭绕。有一朵白云走得很低，我像小时候一样，总担心它被檐角钩住，哪里也去不了，就像被牛郎偷走衣裳的织女。吃完早饭的人们，开始照管家里的牲畜了，鸡叫狗叫羊叫牛叫，此消彼长。我的眼神照管着那朵白云，直到它移动到比老树更高的位置。

那个早晨，等我返回屋里，单薄的四壁居然把外面隔绝得一点声息都没有，桌上吃剩的果核，还有苍蝇围着嗡嗡飞舞，厨房的器具也像祖先的脸一样，发暗、衰败，古意盎然，是生命在流逝的迹象。死亡静静地躲在黑暗的墙角，我只要坐下来，识趣地松松身子骨，像一个在人间过季还悬垂的瓜，不再把自己拧得很紧，让它自然地掐下我头上的蒂，这一生就可以落下了。可是阿达，我想要塞进去更多幻想，不甘心，还想再等等，现在不是死去的最好时刻。我喝了一大杯煮沸过的茶。冻了一夜的心被煨热了、煨软了，有节奏地跳动着，像刚出生的小鸟一样鲜活。

我捏了捏镜子里自己紧实的脸，是令人庆幸的十八岁。人们都说，死前的几分钟是很难忘的，连勇士都害怕去永久的藏身之所。我这个懦夫的记忆开始得更早，在死的前一天就开始强烈起来了。按照母亲的嘱咐，我需要去莫苏阿妈的小卖部取妹妹婚礼上做菜的作料。那天还没有下雪的迹象，天空比高原上的古冰川海还要蓝。我走到镇上，过完年的人们几天前纷纷背着行囊搭车去往外地了，街道空得仿佛刚审判完一桩昭然若揭的罪行，远远看见莫苏阿妈蜷得像个霉烂的苹果，眯着眼睛，坐在小卖部门口晒太阳。她和身旁的丈夫莫苏阿普一同老去了，两人脚边喝剩的啤酒瓶子离得很远。挂着黏鼻涕的小儿子咿呀呜呀趴在父母之间，捏着一支快融完的棒棒糖，脏兮兮的手指捻耍着地上嗅甜而来的黑蚂蚁。我想咽咽口水，嘴巴却干得像个空木箱。

最逗人喜爱的小玩意儿，是屋里看守柜台的小杂毛犬，脚爪吱吱磨过门槛，摔了个四脚朝天，粉白的肚皮外露，又很快翻爬起来，跑起来看不见四条腿，像只巨型丑陋的毛毛虫蠕到路边，望向路的尽头，它肯定是闻到了我身上好闻的味道。小儿子发现了它，欣喜地站起来，跌跌撞撞走过去，一把揪住杂毛犬的颈毛。小杂毛犬笨重地扭动着，哀叫连连，掉到了地上。真是个笨家伙。

我和其他姑娘一样戴着蓝帕子，身上披的缀长穗的羊毛披毡是白色的，就是男人们爱披的那种，拖到了脚踝，是你留下的那条，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像条用尾巴直立行走的鱼，时不时拉扯一下披毡，让它紧紧地缠裹身子。走到小卖部门口，我从兜里掏出一根发白的猪棒骨，杂毛犬探出湿润的鼻子嗅了嗅。我故意把骨头往后挪了挪。杂毛犬舔了一个空，气馁地低吼了几声。我咧开嘴笑了笑，嘴唇干白。杂毛犬终于看清了我的脸，害怕地后退了一米远，躲到了莫苏阿妈的脚边，我有些失望地把骨头抛给了它。莫苏阿妈踢了一脚小杂毛犬，粗声粗气地说：“这忘恩负义的狗东西有什么用。”刚咬住骨头的杂毛犬，和骨头一下分开，骨头咕噜噜翻滚了好几下。杂毛犬身上扑了灰，闪烁着猥锁的眼珠子，狼狈地缩到了墙角。

莫苏阿普按住狗头，拍了拍它身上的灰说：“这是血统纯正的猎犬，再长大些就可以去捕野猪了。”莫苏阿妈说：“你把它放到天菩萨上当供品养着吧，也许哪天给你叼一头黑毛猪回来。”我蹲下来，抱起杂毛犬，蹭了蹭自己暗褐色的脸颊，把骨头捡起来，塞进了它的嘴里。莫苏阿妈说：“你母亲已经提前付钱了，作料都在袋子里，你一个人提得动吗？要不要你莫苏阿普送你一段？”我摇摇头，脖子不太灵活，帕子甩歪向了左边，对着墙上挂的镜子，扶了扶，提着作料一摇一摆地走开了。

莫苏阿妈叹口气说：“我看肚子越来越大，该有五个月了，怎么遮得住，你得再和你的侄子说说婚事了。”莫苏阿普轻哼一声说：“瓦扎那个性格，谁能劝得动。”莫苏阿妈说：“等妹妹的婚事一结束，就去把毕摩请来，看他肯不肯。”两人又坐到了门口，把脚边的啤酒瓶拿起来，品咂泡沫融化后的最后一口冰凉酒液，小儿子抱住母亲放下的空酒瓶，贪婪地舔了又舔啤酒瓶口。

阿达，莫苏阿妈的话我全听见了，关于丈夫，我还没想过活生生的人，以前想过一匹马、一只绵羊，甚至一条狗，只要能暂时给我依靠给我陪伴的，都能当我的“丈夫”，现在不只是莫苏阿妈，很多人都在说，瓦扎能做我的丈夫。我走得很慢，一路走一路想。等我走到河边时，太阳已经落到另一边去了，整个村庄都在神山斯依阿莫波庇佑的阴影下，尼日河暗沉沉地流动着。我的双眼习惯向上斜视，无法看到自己在河中移动的倒影，这使我注意到一棵冷杉树上有一个跳来跳去的黑点。可能是一只无家可归的鸟，我微微张开嘴巴，感受风在舌头上打着旋儿的凉意。寒冷使空气沉凝，我尝到了冷杉和桦山松的木香味，脚踩在泥泞松软的草地上翻带出的泥腥味。这是你教过我的如何分辨自然的味道。

四个穿着薄运动夹克的年轻人，用捡来的枯枝燃了一堆火，吸着鼻涕，围坐在一起喝酒。我看到了他们和自己一样是吉古家的，手里的酒瓶被撕去了标签，肯定是前几天曲木家婚宴上的，他们偷藏了一些，躲到这里来喝。我准备绕一个大圈走开。一个眼尖的年轻人还是注意到了我，他醉醺醺地大喊：“不能让人白占了便宜，让吉古家族的男人为你讨回公道！”随后是一阵前仰后合的大笑。我扯紧了披毡，想走得快些，越是这样想，两条腿就哆嗦得厉害，更走不快了。我不喜欢吉古家男人们看我的眼神。一个年轻人提起酒瓶对着我大喊：“过来一起喝酒。”我的心顿时悬了起来，别过头，转向了相反的方向。那不是回家的路，有一个刚刚高我一头的陡坡，我拽着地上有韧劲的草，想爬上去，可草拽在手里，像在抓滑溜溜的肥皂，几次从掌心滑走。年轻人说：“是不是要我们一起过去请你啊？”我紧张得牙口用力，扯紧的嘴皮迸出了血珠，咸腥地溢到了下齿根，重心不稳，一屁股坐在了一坨干掉的牛粪上，调料包散落一地。我害怕极了，阿达，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怕些什么。

我听到咚的一声，是大石头投到水里的闷响，溅起的水花之大，差点浇灭了那堆火，四个年轻人身上也被扑湿了，他们站起来，想要看清河对面是谁。河面像揭开了沸水的壶盖，白稠的雾气渗了出来。等雾飘散，他们看清了，河对岸的是马脸瓦扎，背后有一棵光秃秃的野梨树。

阿达，你还记得他吗？他小时候到我们家拜过一次年，黑黑瘦瘦的小男孩，你说他是六亲不认的面相，无父母子女的亲缘。瓦扎长大后，果然成了村里的浪人。从他生日那天起，他就会裹着白毡，雷打不动地坐在野梨树下，像一只刚退了位的头羊。去年下雪早，他只坐了三天就回去了，今年没有下雪，他已经坐了五天了。

这个传统和他的母亲有关。我听村里人说，瓦扎的母亲曾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她睡醒后的两眼，像梨花瓣上缀着的两滴晨露，洇开后一整天都是一副提不起神的样子。地里的农事只做些轻活儿，割麦子、扒土豆，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天一冷，就能瞧见她握着粗木棍掏火塘里烧红的炭，和祖上曾是贵族满脸褶皱的外婆无言地坐在一起。知根知底的近亲家族都不愿自己的儿子娶个花瓶回来。瓦扎的母亲本来要嫁给家族里一个滥赌的表哥，估计怕他输红了眼，会把她卖掉抵债，后来不知怎么的，说亲给了瓦扎的父亲。毕摩根据新郎新娘的八字，定下了婚期在过年前。哭嫁时瓦扎的外婆和家族的姐妹们围坐在新娘房中，声泪俱下地唱着送嫁哀歌：“妈妈的女儿哟，人说人们苦，但人们未必都是苦，茫茫人间女儿最苦！”瓦扎的母亲像只刚出生的小羊羔，受宠若惊地蹲在地上，屁股不安地扭来扭去。瓦扎的外婆强压住胸口的怒气，才没把这个不识好歹的女儿拎到外面，浇一大瓢凉水。

瓦扎是在第二年过年后出生的。那是个晦气的日子，一个自称是瓦扎母亲情夫的男人来到他家，先是喝了一碗热茶水，吃了半块荞麦饼，然后要求把瓦扎抱走。瓦扎的父亲叫来自己亲戚，用拳头把这个失心疯的男人招呼得鼻青脸肿，赶出了村庄。可当大家问起瓦扎到底是谁的种时，瓦扎的父亲沉默了，把亲戚们推出了家门。

谣言在村里沸起时，人们看着这个美丽的女人抱着婴孩坐在家门口，脸一天天枯萎了，和村子里其他女人的脸一样没有了分别。瓦扎两岁时，她独自去了河边，把百褶裙挂到了野梨树上。第一个发现的人说看到了她潜入河底被水冲散开的头发，像水牛的脊背，只露出了黑色的一片。他们沿着河水的流向找，都没有找到她的尸体，只捞到一片半沉半浮的黑色树皮，和那个发现的人说的一模一样。他们还是坚信她已经跳河自杀了，她想用死亡证明瓦扎的血统。事实上，直到几年后瓦扎长大了，越来越像他的父亲，谣言才渐渐淡去。

瓦扎跟随沉默寡言的父亲生活，两人长着相似的马脸。瓦扎的父亲在他十岁时，忘记了关于瓦扎母亲的所有记忆，他说自己每次想到她，脑子比雪还要白，比麦壳还要空。他声称是她的情夫通过自己家族的毕摩作法，盗走了关于妻子的记忆，但没有人相信他。这个女人除了昙花一现的美丽，确实没有什么让人记忆深刻的地方。

瓦扎的父亲决定为自己丢失的记忆复仇，他在出发前去莫苏阿妈那里买了一把锋利的短刀。

莫苏阿妈还一直记得他那张被愤怒之火烧胀的红脸，不厌其烦地向没听过这个故事的人重复他买刀的样子。靠着这股怒火，瓦扎的父亲不分昼夜走了几十里路，走到那扇门外时，他已经累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就算是一个柔弱如藤的女人，伸手稍微一推，他都能倒在地上，但他还是轻易地将喝得烂醉如泥的情夫刺死在了雪地里。情夫是一个多年的醉鬼，喝多了就喜欢讲些胡话，他说自己的舌头和整个村子结了婚的女人都有染，灵活得像田里的泥鳅。所以这个情夫的死，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同情。但瓦扎的父亲执意不肯支付由家族出面谈判好的赔偿——给对方的家庭三头公牛。他头也不回地和妻子一样跳进了尼日河。

瓦扎在父亲死后，也继承了“马脸”这个绰号，那张嘴开始了长久地冬眠，人们有很多年都没听见过他的说话声了。野梨树在每年三月底开始花凋，是沙沙普镇才会下起的一场细雪，以往树下会坐着一些男男女女，晒着太阳，吹着口弦。瓦扎母亲死后，他们不再去了。瓦扎把那棵树用篱笆围起来，等梨树开花时就养一些小鸡，小鸡吃花瓣、吃虫、吃掉下来的梨子，长大了他就把鸡背到市场上卖掉换钱。

阿达，我光是远远地望着他，就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揪住了，这是快要失去重要东西的征兆，就跟我怀这个孩子前一样。我紧紧地抓住胸口的衣服，扼住心悸而死的冲动。幸好眼睛瞪得最大的年轻人说话了，打断了我的思绪。他咳出一口浓痰，噘着嘴把它弹到河里，大喊：“瓦扎，有本事来比试一下！”另一个年轻人拽住了他，给他使了使眼色，瓦扎毕竟是他们在吉古家的长辈。他们发泄似地把柴堆踢散了，骂骂咧咧地提着酒瓶走了。我在他们吵闹的间隙，已经走过了桥。瓦扎又坐到了野梨树下。我离他越来越远，直到他变成了一片小小的白色影子。

我走完最后几百米土路，回到了家里，看门狗撅着屁股打转，铁链在地上拖得叮叮作响，我顺了顺它头上的毛。它抖着屁股，尿了一摊热气腾腾的黄色液体。妹妹在屋里清洗土豆，我脱下沉重的靴子，将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双脚，搁在忽明忽暗的火塘旁，再把靴口放倒在脚边。妹妹往火塘里加了一把松针，冒了一会儿灰烟，火苗陡然扑腾两下，噼里啪啦地高涨起来。妹妹即将出嫁，最近话少了很多。我把头搁放在膝盖上，感受着血液慢慢从脚趾回流到身体，冰坨似的脸颊塌软下来。靴子被烤得冒出了腾腾的白汽，还有皮毛烤热的焦臭味。我把鞋子往后拨了拨，妹妹捂着鼻子，厌恶地瞪了我一眼。我顽皮地冲她眨了眨眼睛。

母亲走进来，拎起我的鞋放到了角落，她说：“不要总烤，烤多了，一出太阳就晒裂了。”她坐到了火塘一边，脸上挂着疲态，从衣兜里掏出亮闪闪的金属烟斗。她习惯在晚饭前吸一斗兰花烟。妹妹煮了一锅土豆。晚饭是土豆蘸辣椒面、大块的腊排，还有青菜汤。她提桶时手滑了，泛着油光的喂猪水被泼洒到了地面上，泥地上又滑又亮的。吃饱喝足，我们都沉默地面向火塘，眼里的几道火舌各自跳动着。天色越来越暗，远处铺开的灰云压得很低，给山巅戴了一顶肥厚的帽子。妹妹望着窗外说：“是不是要下雪了？”她刚一说完，雨水就像冰针一样刺向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