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记

一

临潭秋季雨水多，总是湿漉漉的凉。我跟妈妈又搬了家，搬到了西门桥旁一幢残败旧楼的最底层，坐在桥头聊天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会聊起我们的祖先是从遥远的江淮被强迁至此的。束缚与自由、眷恋与无奈、希望与绝望，相互撕扯中，江淮的遗风一息尚存，像浩瀚宇宙与深蓝地球的一种遥相呼应，鼓舞着人们生生不息。无穷无尽的河道里一滴河水都没有，而西门桥则像一艘陈年搁浅下来的旧船，旧得拥堵，嘈杂的声浪一波接着一波。桥头的店铺一间一间，门窗腐朽，狭小灰暗，里面被屠宰的羊，红色的血肉下，一颗心脏仍似在跳动。明亮得刺眼的白炽灯下，王家阿婆绣花的针穿来绕去，最终纠缠在一堆乱线里抽不出来。佝偻着腰背的修鞋人满手污迹，将一只鞋翻过来翻过去地补……货车缓缓驶过去，车窗外一影一影地掠过。

这里虽然吵了点，但房租便宜。货车司机将所有的家什和箱子卸在门前，要我们自己一样一样往里搬。青砖木制的旧楼，里面比外面更残败，斑驳的墙壁上，发黄霉烂的旧墙纸剥落下一大块，我伸手一撕，一大群飞蛾，像无数昨日遗下的影子，伴着浓重的霉味自墙纸背面飞出。极其短暂的一刻，我像身处在尘埃汹涌的梦魇之中，时间一瞬间夭折，凝固在满是粉尘微粒的青砖墙上。雕刻在墙上的一行巴掌大的字，在寂静微光里，一个一个，犹如晃动不定的镜头，掠过我的眼睛。

“妈妈，墙上有字。”

妈妈放下箱子也过来看，指尖轻轻地摩挲在被时间无声侵蚀去棱角的大字上。

“是谁刻在这里的？”

“不知道，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打扫布置新租的房屋一直都是一项庞大且繁杂的事务，贴墙纸，挂窗帘，置放物件。妈妈忙琐碎，清理的垃圾由我用小桶提出来倒在门口，一小堆又一小堆，太多了。铲垃圾的车铲了一次又一次，铲烦了，最后一到我们门前，就逃似的开了过去，车厢里的破雨伞和油腻的塑料袋子飘荡出来，将一个车尾弄得像掠过天空的长尾巴彗星。

天色正一点一点逐渐变暗，月亮淡白的影子在天边隐约浮现。空气中是灰尘和消毒水的气味。我站在台阶上，无奈地看着已经走远消失的垃圾车。可怜最后这一点垃圾要在这里挨一夜秋风。大街上各类商铺已打烊，各类摊位也已经撤走，没什么声音，只是清冷。我看见一个人沿着墙的阴影向我走来，像一个青黑的鬼魅，手里拉一只硕大的行李箱，轮子咕噜噜响。

那人轻声问我：“麻烦问一下，蝴蝶记在哪儿？”

昏暗的灯光下，我只看清她是一个女人，她用大围巾包住了头，看不清她的面容和年龄。但我知道她不是镇上的人，她穿一双齐膝的马靴，靴筒上有用丝线刺绣的绚烂野玫瑰。古镇上的女人们是不会这样穿的，她们穿得都无比暗淡，像失去水分的植物。

我摇了摇头，从来没有听说过。她微微仰起脸，她的眼神像夜色中一束缓慢到凝滞的月光，然后又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拖沓着脚步走远了。刚收拾好的房间里都是生疏的气味，我进屋关上门，略微犹疑了一下，问妈妈：“什么是蝴蝶记？”

“蝴蝶记？”

“刚有人问我蝴蝶记在哪儿。”

“哦，什么什么记，应该是以前的一个老店名，早就不存在了吧。”

疲累席卷上来，我躺在床上睡着了。我在刺眼的灯光中醒来，妈妈在画画。外面刮着风，而且感觉冰凉。我将额头抵在窗玻璃上，清晨刚刚苏醒过来的西门桥像摊开的手心，手指上戴的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市民，他们手脚忙碌，脸色晦暗、疲惫。

房间里很寂静，墨色油笔在布面上画来画去的声音非常清晰。这是我多么熟悉的声音，从我出生至现在。本是为生计，但妈妈似乎已对它有了某种精神寄托，反而对落魄的生活持无所谓的态度，每次搬家她都会说住哪里也不是太重要。她不怎么出门，很少出去见朋友，对人没有耐心，也没有多少事能引起她的关注和兴趣，所以我们的生活里好像也没有其他内容。三天前，钱不够没交房租，房东停水停电停燃气，妈妈就开始收拾打包各样东西，准备搬家。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四处租房子住。一个独自带着孩子的单身母亲，一个沉溺于画画的人，似乎画出来的图案是她存在的证据，而她是图案的隐喻，孩子是她偏离了命运的影子。我还有一个住在富人区的外婆，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她跟我妈妈的关系很不好。她曾来找过我们，她穿马蹄领的齐膝盘扣宽腰旗袍，全身散发着秋末余晖的香，让人很舒服。她要我们回去跟她一起住，但我妈妈说：“不回。”外婆问：“为什么？”妈妈说：“为自由。”外婆好像被气疯了，骂道：“你未婚生一个找不着爹的孩子是为自由？给人画刺绣的底稿是为自由？你懂自由吗？我告诉你，就你这样，永远自由不了，你是我生的，你画画的这三脚猫功夫也是我教给你的。”妈妈红了眼眶，暴躁如野马：“你走，我不需要你管，我没爹的孩子也不需要你管，我死了都不要你管，我自己烧自己的骨灰自己扬。”不包括我，但也没有排除我。我理不清楚妈妈和外婆之间的事情。我只感觉我还活在妈妈的体内，活在她的轮廓、步伐和举止之中。但比起那些在黑夜里，犹自彷徨在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我已经千万倍的幸运。

有人敲门，我跑过去拉开门，门外是昨天晚上问我蝴蝶记在哪儿的那个女人，她不过二十多岁，鼻梁高挺，厚厚的一张大嘴唇。她的装束变了，穿一双黑色高跟鞋，全身灰暗，除了皮肤黑一点，没有高原红之外，跟古镇上其他女人没什么两样。她进来了，并礼貌地介绍了自己，说她找的蝴蝶记经多方打听就在这里但就是找不到具体位置。我妈妈说那只是一个老店铺名，是杜撰的也说不定，因为这个镇上杜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那个女人说，它一定在的。它是明朝初期由一个女人开的刺绣店。她打开她硕大的行李箱，拿出有刺绣的绸缎给我们看。一块一块材质密实的缎面上有陈旧的灰土气息，但精美的配色以及细密的针脚依然清晰。图案大部分都是硕大的鲜花和飞舞的蝴蝶，似乎是为寻求一种缥缈的慰藉，刻意建构出来的一个新的虚幻的世界，与现实之间横亘着不可跨越的距离。她说这就是属于蝴蝶记的刺绣，行李箱里的也都是。明朝初年，大批江南的工农士兵、小商小贩被强迁至此，开垦务农，戍守边疆。街面上也随之开了很多江淮遗韵的店铺，张记绸缎、李记珠宝、麻记粮油、敏记茶庄，都是男人们开的店。女人不许开店，因为没法许店名。女人夫家姓沙，娘家姓朱，嫁人之后，连名字都没有了，就一个沙朱氏。女人真可怜，行至半路，娘家一半，婆家一半，死生哀乐都有，唯独没有自我。女人打江淮到此，会一手绝伦的刺绣，硬是要开店，不知是疏忽还是故意欺负女人，官府给许的店名是“沙朱记刺绣”。新店开业，牌匾挂出来，识字的人一念，不识字的人一听，全都哈哈大笑，为什么要杀猪祭刺绣，是绣线的颜色不够红，还是刺绣不行要改行卖猪肉？女人一气之下，姓氏不要了，店名也不要了，自己重挂一个牌匾“蝴蝶记”。但她为什么硬要开蝴蝶记？找蝴蝶记的女人坐下了，开始讲一个明朝初期的女人的成长史，从少女到结婚再到生子，从懵懂、错愕到失望与悲伤，再到绝望。成年人的故事，浓浓的生之酸馊的气味，无异于隔夜的呕吐物一样让人反胃，但妈妈在听，妈妈说好故事都是浓淡适宜的咖啡，初入口的苦涩退去之后，是齿颊留香的无穷韵味。那个女人不识字，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经历着磨难，并飞蛾扑火般卑微且顽强地活着，但自私的男人，不仅愚昧傲慢、喜新厌旧，而且极其吝啬，最终连一个像小小的茧一样的安身空间都不给她留。她想与其不顾尊严，死缠烂打，不如像蝴蝶一样，破茧而出，自由选择飞的方向，于是她开了蝴蝶记，用刺绣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教一代一代的女人将刺绣绣在男人们建构的世界夹缝里，绣在自觉的身体里，绣在虚无的幻觉里。

妈妈坠入长长的静默，然后问：“那你找蝴蝶记，又是为了什么？”

“我答应一位已逝的故人，找到蝴蝶记，将这些刺绣送过去。”

“但你来问我，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

她头戴彩色的草帽，拉着硕大的行李箱，花费很多时间在一家又一家的店铺和小摊上仔细打听蝴蝶记。但都说不知道，卖鞋垫子的老人吐了一口痰，用脚于摊子旁踩开，也说不知道。然后就到了王家阿婆的刺绣店，王家阿婆绣花的针在布面上一针连一针，我想她成天低着头一针一针地绣花，在某种意义上跟我妈妈成天一笔一笔在布面上画画是一样的，不停地虚构和重复，而她们映在布面上的头部阴影则都像极了一只饥饿的胃。王家阿婆一看到她从行李箱里拿出来的刺绣，就慌忙地接过去，端在灯下面仔细地看，缎面上那些柔美的绣花以及亮丽的色泽，使王家阿婆常年愁苦的面容荡漾起愉悦、荣光和微笑。桥的另一边，是各样的小吃摊，一阵秋风过来，各样食物的气味，飘进我的鼻孔，将我的胃门轻轻推开。酸奶子口感醇厚、甜胚子甜腻醉人，我最爱这两样。

“央拉，你的那个刺绣卖不卖？”王家阿婆从刺绣店里追出来问。

“不卖的。”嘈杂、喧嚣的街头她拉一只硕大的行李箱，看上去格外瞩目。

“我价格给高一点，你好坏卖我一件。”

“再高的价钱都不卖。”

她叫央拉。等我买了酸奶子和甜胚子再去买酥油茶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她拐来绕去又进了哪家店铺。我端着甜胚子边吃边搜索她，不小心将套在手腕上的一大杯酥油茶撞翻在了一个男人身上。我抬起头看，那男人喝了酒，有酒气，想骂我但他舌头大了骂不出来，一张嘴咧着，像桥头多数已经坍塌了却仍不放弃营业的店面。他终于还是提起湿漉漉的衣襟骂了出来：“哪来的小杂种，走路不看脚，眼睛往天上翻。”旁边另一些人心照不宣地发出笑声，围了过来。人总喜欢问：我从哪里来？最终又去往哪里？而第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就已经非常严峻。我没有父亲，我不知道我的父亲是谁，我没有见过，妈妈也从不提起。很多人都骂我是小杂种，尽管他们住在西门桥这一带跟我和我妈妈一样，只是挣扎地活着，但他们仍然骂我，只因我没有父亲。他们厌嫌的目光和笑声，像闪电和轰雷，粗大的冰雹子砸下来，我的眼睛被抽打得生疼，猝然往后退了一步，脚下一块石头绊倒了我，胳膊磕在地上，撕裂般的疼痛从皮肉渗透进骨头。我蜷缩成一团，像极了一具正在被虫蛀的死尸。最后是央拉将我扶起来的，我浑身是灰土，拍也拍不干净，她说：“赶紧回家去吧。”

天空是银灰色的，突然而至的细雨像羊毛，粘附在我身上，湿沉沉的，泛起一点脏泥的味道。我抱着疼到麻木的胳膊往家的方向走，路过十字路口，再路过售衣店，自橱窗的玻璃上，我看见一个头发鬈曲蓬松的小女孩，双眼噙着眼泪，静静地看着自己和正在降落的秋雨。

我的胳膊竟然骨折了。妈妈带我去医院拍了片子，打了石膏。回来后妈妈摸了摸我的头，安慰我：“没事的，等恢复了就没事了。”我脖子挂住打了石膏的胳膊，爬到窗口看天空，只有洁白的月光和逼人的湿凉从各种缝隙渗进来。妈妈洗了我沾满泥水的衣服，挂到火炉上烘干，水滴频频自衣角滴下，滴在滚烫的炉盖上，发出单调而重复的吱吱声。妈妈信手画了一幅画放在了床头，一个被炸掉一条腿的男人，他的一双鞋一只穿在脚上，另一只放在被炮弹轰过的废墟中，里面种了一株玫瑰，墨色油笔画在硬纸板上的白描画。妈妈用口红将那朵盛开的玫瑰涂得艳艳的红。我看明白了——脚没了，希望还在，要有信心。但一想起白日里那一双双眼睛……除了我的妈妈，世上的种种已无法再给我希望与信心。

我再一个人出门去街上玩是在胳膊好了以后。单身母亲保护受伤的孩子，就是时刻将她收在自己的视线之内，像阳光与树影子。再没有其他办法。整个康复期我就在睡觉与自己玩耍中消磨，急坏了。突然出门，感觉街上似乎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小吃摊上依旧火舌乱窜，香味浓郁，掂勺的女人，依旧是灰黑色的衣裤，但她换了围裙，绣在裙角的一朵小花，就像是连绵阴雨下滋生出来的一块霉斑，让一向荒凉暗淡的古镇起了一点波澜。我跑进去跟妈妈说我的新发现，但见妈妈在画刺绣图案，已经画了一堆，粗糙且缭乱，我问：“找你买刺绣图案的人怎么突然多了起来？”

“可能央拉带来的刺绣刺激到了这里的女人，她们都想要尝试刺绣，都来找我买刺绣图案。”

我们租住的房子左边是爆炒羊杂的店，右边是卖羊肉的店，楼上是一个生意红火的火锅店，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辛辣的油烟味与难闻的膻腥味，门外永远是走不完的汽车，打不完的喇叭。来买刺绣图案的人越来越多，从早到晚频繁地出入我家，我家的门开开关关，浓重的油烟和接连不断的噪音，让我们的日子越发难过。但妈妈忙着画图案，故意将其忽略。而我像一只在妈妈身边逡巡的猫，一只极普通的、迷迷糊糊的猫。日子一天一天，如过眼云烟，不留痕迹。

这一日，街上积雪溜滑，几辆三轮车和出租汽车撞在一起，还撞倒了人，乱糟糟的仿佛在提前过年。我跑出去围观，却发觉央拉也混在其间。她硕大的行李箱被撞开了，各色的刺绣铺撒了一地。她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和脖子依然是用大围巾包裹起来的，眼睛里有些许的焦灼与哀愁。她慌忙爬起来，将遗落的刺绣捡拾起来，重新装进箱子里，匆匆离开了。地上还有一块刺绣，是央拉没有看见的，在污雪与泥泞中，已被人踩踏得肮脏不堪。后来人群散了，我将其捡了回去。一摊开，绣在上面的牡丹花个个碗口大，百来只蝴蝶此起彼伏，各不相同。妈妈赞叹了一番，又小心将它洗干净，挂晾了起来，这是一块群青色的刺绣，浸了水，如夏日雨后的花园，美和生机都有，却与人世两相遗忘。

又过了一两天，我在西门桥上玩耍时，有人说桥底下死了一个女人，没伤没痕，应该是冻死的。我也跑到桥底下去看，是央拉，她的大部分身体被雪覆盖了，眼睛睁着，脸是僵硬的，白得几乎没有任何血色。此时几个穿制服的人匆匆从桥上下来，其中一个人随手扯起央拉的双臂将她反转周正，用力将她冻硬的双腿踢到一起，迅速拍几张照片，另一个人迅速将她拖进一个白布装尸袋中，用羊毛绳扎紧袋口，两个人像抬一只冰冻的羊，从桥下抬至桥上，再抬起来合力一扔，扔进了车厢。我听见央拉的身体碰撞在车厢底部的声音，那要是一个活人，早就摔残废了。他们将尸体拉去了与古镇相连的草原，我同一群人跑去一起看。凛冽的寒风中，彩色幡旗哗啦啦作响，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