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

接到警方电话，我刚在波特兰的一个小城里朗诵完自己的小说。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男警察的声音：“冯教授自杀了。”挂掉电话我就找主办方，接下来的活动只能抱歉了，我得回去。他们立马给我查机票，两个小时后还有最后一趟航班。回酒店收拾行李，一路狂奔到机场。司机小哥说，十年了他没开这么快过。我是那趟航班最后一名安检的乘客。

小飞机，一共不到三十个座，我的那一侧只设单座，让我有坐小舢板漂洋过海的感觉。天气也不佳，一路都是强对流，飞机从升上天空一直摇摆到降落。要在平常，我肯定晕得能吐出苦胆，但那天我像块石头坐定，悲痛和后悔让我越来越沉。我知道这几天老冯情绪不好，昨天我刚到波特兰，他还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跟往常一样，说：“兄弟，聊聊？”听见接机人员要帮我拎行李，便又说：“你先忙，回头再说。没啥事。”我说：“好，到酒店打给你。”到酒店简单洗漱，主办方邀请参加文学节的作家和诗人到镇上的酒吧里喝一杯，电话没打成。然后，古巴诗人强力推荐他们的朗姆酒，结果上了头，舌头有点硬，就耽误了。来之前我也曾犹豫，老冯状态不好，但我想，五十岁的人了，又是搞哲学的，什么问题想得不比我通透？文学节活动我答应了，该做的人家都做好了，临时撂挑子不合适，就来了。

就这么寸。

老冯死在公园里。这座中西部小城以一个大公园和一所大学闻名。公园也叫中央公园，没纽约的那个有名，但比纽约的那个大。它从小城中心开始往西北方向扩展，像喇叭一样越吹越大。靠近河流的那部分成了湿地，表面看草木葳蕤，一脚踩下去就成了烂柿子，能要人命；若到夏天，大水会悄悄地漫上来。老冯把车开到小路边缘，再进不去了，他下车，随身携带一瓶水、一瓶药、一部手机、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先把每天散步的那条路走一遍，然后拐弯往湿地方向走。那地方他带我去过，安全又安静，适宜听风吹草木的声音和各种鸟鸣。荒草过人，躺下来谁都看不见。他踩倒仅供容身的几丛荒草，躺下，把《纯粹理性批判》枕到脑袋下面。

书中夹着一封遗书，遗书上声明，自杀与他人无涉，完全个人决定。若有未尽事宜，可麻烦徐先生。老冯把我的电话号码留在了括号里。

到接到警方电话，我认识老冯满打满算四个月零十九天。我来K大是受邀驻校写作。K大有个全球著名的国际写作中心，每年从世界范围内邀请几名作家和诗人来此驻校交流。这一年是爱尔兰的一位剧作家、肯尼亚的一位女诗人和我。没什么事，除了定期与作家、教授和学生交流，在大学和市公共图书馆做个讲座，其余时间都是自己的，写作、看书、旅行，随你便。我没打算把书房搬到美国，所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背着包到处乱跑。坐上一辆“灰狗”，觉得沿途哪里不错，就停下来待两天。留在小城的那些日子，除去写作中心的规定动作，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和老冯的聊天和吃喝中。

初次见老冯是在写作中心的欢迎晚宴上。他教哲学，跟文学关系不大，但却是K大唯一的华人教授，写作中心善解人意，邀他来纾解我的乡愁。我恭敬地叫他冯教授，同时惊讶于一个浙江人竟生得如此孔武，一米八八的身板，小平头，头发硬如钢针，更像个教体育的。“叫我老冯，冯哥也行，”他拍我肩膀，我听见自己的骨骼尖厉地叫了一声，“我大你十六岁。我姐就嫁在你们江苏。”衣着也跟说话一个风格，一件泛黄的圆领白T恤，外面套一件起码五年没熨过的休闲西装，洗旧蓝的休闲裤在膝盖处鼓起两个大包。翻毛的休闲皮鞋磨得黑亮，年头肯定也短不了。他说，明晚如果有空，请我喝酒，“就当邀请了啊”。

从写作中心给我们租的公寓到老冯家，步行二十分钟。下午六点，我还在昏昏然的时差里，但这不影响我迅速找到了他的房子。不是带草坪和车库的房子，而是单元房。老冯一个人住，没存下几个钱。我跟着香入骨髓的红烧肉和酱牛舌香味来到他家门口。

必须多说几句冯氏红烧肉和酱牛舌，这是我在国外吃到的最好吃的红烧肉和酱牛舌，没有之一。这次驻校写作是我在美国待得最长的一次，半年，也是最开心的一次，没有什么能比红烧肉和酱牛舌更治愈乡愁了。我们迅速结下了牢固的“酒肉”友谊。我无法向你描述它们有多好吃，但我可以告诉你冯氏红烧肉的一个诀窍，就是焖红烧肉时加一点可乐，可以加速将肉煮烂，同时入糖和调色。酱牛舌，还是不描述了，反正切一盘子，我和老冯能聊五个小时，喝掉二十听啤酒。所以只要不出门，最多三天我就会去一趟老冯家。他想跟我聊国内的事，所有事他都关心，垃圾处理他也有兴趣。闲下来他就给我打电话。

“到国外你才能知道你有多爱国。妈的，像个悖论，”老冯语重心长地说，“兄弟，来吧，红烧肉和酱牛舌已经下锅。”

我也不打算矜持，闻着味儿一路小跑就过去了。

喝酒吃肉时我们聊的绝不庸俗，非关时事即涉学问。在那满满三居室的书堆里，聊鸡毛蒜皮你会觉得是个罪过。当然谈文学时更多，哲学我只懂点皮毛，康德、黑格尔都没读完。老冯是康德的专家，当初K大把他挖过来，看重的就是他在康德研究领域有两把刷子。刷子大到什么程度？欢迎晚宴那晚，写作中心主任跟我说，K大的师生给了老冯一个外号：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主任挺满意这个外号，虽然说的是冯教授的哲学成就，用的却是咱们文学的典故。读过一九七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辛格的朋友都知道，他有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市场街的斯宾诺莎》。主任补充说：“咱们K大的斯宾诺莎，可是货真价实的斯宾诺莎哈。”主任说得眉飞色舞，我一时也听不出是嘲讽还是褒扬。

从来K大，老冯就住在中央公园边上，环境好，确切地说是散步方便。天大地大，中央公园被他走出了无数条路。“思考的重要方式就是散步。”老冯说。十二年来，他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在公园里各种曲里拐弯的小路上想出来的，像他的偶像康德那样。我跟他说，若干年后，K大将会在中央公园辟出一条“冯石开小道”，以遥遥呼应格尼斯堡那条著名的“康德小道”。

公园里的聊天就家常多了。好景太多，树木、花草和小动物，尤其到人迹罕至处，越过一片水洼、拨开一根树枝，甚至松鼠在经年的落叶间转个身弄出的响动，问题的逻辑就断了。家长里短就不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隔多久都连得上。也就是在陪老冯一次次深入中央公园的探险中，我得知了老冯的个人生活：拖了十年终于离掉了婚，前妻和儿子在国内。

出国念博士前老冯已经结了婚，孩子刚出生不久。两口子都在大学里教书。他到芝加哥的第二年，想让老婆和孩子过来，老婆不干。读书时老婆比他更学霸，完全不理解博士为什么非得到美国去念，让他念完了赶紧回来。老冯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快毕业时，同学们找工作他也跟着凑热闹，竟然找到了，一所挺不错的大学。系主任也是搞康德的，懂行，希望自己退休后，该系依然能够保持住康德研究的高地，便力邀他加盟。“条件真是不错，”老冯说，“更主要的是，满足了我的虚荣心。那时候年轻，搞不清虚荣心的厉害，就从了。”他跟老婆说，积累两年就回去，就当作博士后了。两年过去，老婆准时催，老冯说办手续呢。一办又是两年。老婆说，再不回就离，想清楚了再回话。失眠了三个晚上，请教了所有能给出中肯意见的师友，他回老婆：

“离。”

这是师友们的缓兵之计。他们坚信这婚离不了，老冯在这边已经打下了一片江山，本领域内也算是号人物，娘儿俩来了吃现成的，跟着享福的事不干，不合逻辑。让他们失望了，老婆回：

“好，那回来离吧。”

老冯又失眠了。师友再献策，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学术故，婚姻算个鸟。谁怕谁，那就离。回国离婚，老冯在飞机上扒拉一下意志坚定的几位师友，突然发现，他们要么已经离异，要么坚决独身，都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老冯出了一脑门子的汗。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自己更适合做康德的门徒——康德祖师爷一辈子独身。说到底，这帮师友根本没弄明白婚姻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也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回到家，老婆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不想离了。”

老冯以为出现转机，窃喜，装模作样问：“想通了？”

“想通什么了？”

“跟我走？”

“不走。”

“不走不离？”

“不走不离。”

老冯说，当时他就一个感觉，脑袋一嗡，康德也不管用了。哲学的确不能包治百病。老婆突然就不离了，谁劝都不好使。老冯稍做推理，大致明白了，换作他，离的意义何在？休完假，他就无功返回了美国。

生活就这么过下去。老冯有机会回国，比如探亲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照常回家。他给儿子买各种时髦的玩具、学习用品和手机等物。儿子小时候，有了礼物很开心，有个假洋鬼子教授爸爸也算一件体面的事，可以跟同学显摆。大一点，明白事了，别说礼物，老冯倾囊相授也换不来儿子的一个笑脸。他相信妈妈的话，能与他相依为命的只有一天到晚陪着他的妈妈。他开始瞧不上这个爸爸，恨，就算这人在美国当总统他也不稀罕。

这期间老冯提过两次离婚，一次直接被拒，休想；第二次老婆看他一眼，转身出了门。老冯从此不再提，想到老婆那入木三分的一眼，后脑勺嗖嗖就起了小风。

儿子高三上学期，一个晚上老冯正在中央公园的书房里看康德，老婆打来电话。这些年除了老人和孩子生病，她从没给他打过电话。老冯一惊，赶紧去看墙上贴的一张纸。为防止错过国内亲人的大事，他把相关信息写下来，以便随时提醒自己。今天儿子十八岁生日，美国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才到。他接了电话，口气不由得都讨好起来：

“我记得，今天儿子生日。”

老婆冷冷地说：“儿子成人了。一分钟前，他同意我们离婚。”

“什么？”

“离婚。”老婆挂了电话。

“我就这样离了婚。”老冯那天带我在公园里散步，一路讲他的婚史，走到哪儿了我完全没概念。周围一片荒凉，草木保持了创世之初的样子。我有点紧张，眼看着黄昏从草木间升起。

“我就这样离了婚。”老冯重复了一遍，一屁股坐到荒草丛里，然后张开四肢躺下。如果不在身边，五步之外你都不会发现这里还躺着一个人。

“我就这样离了婚。”听声音不对，我在老冯身边蹲下来。他两眼大睁，滂沱的泪水已经流到了两只耳朵里。

他自杀处离躺倒的地方不远。再往前走就是沼泽地。他在草木由盛转衰的时候死了。遗书上信息有限，警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走访之外，重点调查了近期老冯手机上显示的联系人。除了我，联络频率最高的有两个，其一是中国号码，是他已经念了大学的儿子小冯的；另一个是苏珊的，老冯教过的女学生，正念大三。通话记录上显示，苏珊接过一次电话，通话时间十二秒，剩下的六次要么没接，要么直接摁掉。

当着警方和校方的面，我拨通了小冯的电话，简单说明，我把电话给了警方。程序得由他们来走。我在室外抽了两根烟，他们通话结束。商讨的结果是，小冯和老冯前妻会马上申请签证，以最快时间赶到K大。经冯家、警方和校方一致同意，在冯家到来之前，若需要，老冯的遗物暂由我代为整理。我说：“老冯的猫我先养着，办公室里的书籍、文件我来收拾，然后放到老冯中央公园的家中封存，一切等冯家人到了再说。”

老冯办公室在一楼，窗外是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草坪上有三棵松树，几只松鼠在松树和草坪间跳跃。有一只还跳到老冯的窗台上，站立起来，用小小的爪子谨慎地敲打玻璃。我看它，也看见了窗台靠墙一边放了一只碟子，这松鼠应该是常客。我在老冯的抽屉里找，果然有一袋开了封的杏仁。我用汉语跟松鼠打个招呼，我相信它能听懂，老冯跟它说的应该也是中文。老冯跟我说过。他说：“你知道一个人独居异国他乡，最大的乡愁是什么吗？”我说：“老干妈、红烧肉、西红柿炒鸡蛋和大葱蘸酱。”他说：“短期是这些，待久了是语言。如果你不过来，我每个月都要去城里唯一一家中餐馆吃一顿饭。我的手艺能甩厨师两条街，但我得去，就为了听听老板和厨师说话，听他们那温州口音浓重的普通话。”听之让人落泪。我知道，老冯跟他的猫都是说中文的，这些松鼠想必也不例外。我打开窗户，抓了几粒杏仁放进碟子里。松鼠对我作了个揖，抱起一粒杏仁啃起来。边啃边叫，它在召唤同伴。

又来了两只。我再捏了几粒放进去。又来了三只。还有几只正从松树上下来，排着队奔向窗台，大尾巴像旗帜摇摇晃晃。我把杏仁沿一条线全倒在窗台上，窗台上挤满了小松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