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移过山顶

一

筹备两年的市警察博物馆终于完成了布展，开幕典礼进入倒计时。一本用小羊皮精心制作的英烈纪念簿，摆到了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高山的办公桌上。

清晨的阳光斜射进来，纪念簿的棕色封面显得柔和而庄重。高山轻轻抚摸着，心情突然有了一丝异样。

从这座城市解放至今，全市公安系统共有七十六名牺牲民警被评为烈士。按照最初的设计方案，在警察博物馆三层楼高的中厅正中，设立了花岗岩的英烈柱，柱上用浮雕展现了几十年的公安斗争历程，其间刻了每一位烈士的名字。施工完成后，视觉效果果然很震撼。但高山总觉得，仅仅刻姓名，不足以展示烈士们的感人事迹。深思熟虑之后，他提出应该在英烈柱的前面增设一个展台，摆上一本记录着每一位英烈生平的纪念簿。他的提议得到了筹备组的积极响应，年轻人说干就干，十几天的工夫，从设计到制作，这就有了成果。

对开报纸大小的纪念簿，显得非常厚重，散发着一股好闻的优质皮革味道。质地柔软的小羊皮，翻阅起来并不费力。高山一页一页地翻着，那些鲜活的烈士照片和生平简介文字，让他的表情越来越肃穆，心情也愈发沉重。作为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副主任，这里面很多人的事迹他是熟悉的。特别是近几年牺牲的不少战友更是他的老相识，前年春节时倒在值班岗位上的派出所所长韩伟，还是他警官学院的同班同学。经他的手，这些英烈牺牲后的记功奖励和宣传报道工作，都产生过非常好的社会效果。但只有高山知道，在每一位英烈的故事里，都有着说也说不完的复杂内容。那种苦辣酸甜，是任何宣传报道也难以尽述的。

按照时间排序，纪念簿的前几页，都是城市解放初期牺牲的烈士，他们大多是当时公安军的战士，在肃清匪特的激烈战斗中献出生命。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七岁。更让高山感到遗憾的是，这些年轻的生命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生平简介都只剩下姓名、年龄和牺牲时间，连牺牲过程也大多只是一句话：“在某某战斗中牺牲。”至于照片，就更不可能找到了。设计这本纪念簿的时候，大家商议出用花环代替照片的办法。凡是找不到照片的烈士，就镌刻上一个花环，寓意着对烈士的崇敬。此刻，花环在高山眼中就是一张张烈士的面孔，虽然模糊不清，却血肉鲜明。

一页一页地翻阅，仿佛重温着许多的过往。而翻着翻着，高山的手突然停住了。

面前的这一个花环，下面的文字告诉高山：韩俐，女，一九六五年出生，派出所民警，二○○七年因公牺牲。

二○○七年牺牲，怎么可能没有照片？

他不假思索地抄起了电话，直接打给博物馆筹备组的组长梁紫音。

梁紫音的职务是政治部宣传处的处长，是高山的直接下属，两个人熟络得很。她一接电话，就直截了当地问：“怎么着，领导？”

高山也丝毫不拐弯：“韩俐怎么没照片？不应该啊。”

没想到，一向爽快的梁紫音，语气中竟然有了几分迟疑：“我……我知道。”

“你知道就完了？现在七老八十的奶奶们还整天玩自拍呢，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生前能没有照片？最起码，身份证上也有照片啊。一定是你们工作有疏忽！怎么着，马上就要开展了，还得我亲自去找啊？”

梁紫音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主任，你了解韩俐吗？”

高山突然愣住。宣传处长居然把他问住了。这个韩俐，在他的记忆里居然真的是模糊的。对于一个从事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来说，这似乎不应该。

二

高山把电话打给了韩俐生前所在分局的政委。这个政委是新从省公安厅下来挂职的，高山根本不指望他知道什么。可是按照组织程序，他必须先找他。

果然，政委支吾了几句，马上叫来了分局政治处主任。主任听了高山电话的内容，沉吟了一下说：“韩俐这个人，是比较特殊。她一直在星火社区当管片民警，这么多年了，除了迫不得已，她连分局都很少来，我见她的次数都有限。星火那个地方，恐怕您也知道，山高路远的，所以她不愿下山，大家也都体谅，都说这女同志不容易。唉，她也真是可怜，最后牺牲也是在那条山路上。她送一个犯急病的老人下山，半路出了车祸。”

高山当然知道星火，那里原来是国防保密工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从东北整体搬迁到这里的，当时对外就叫星火机械厂。说实在的，二十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三线大开发，给这座偏远城市带来的实惠到今天都享用不完。就说星火厂，现在已经变成一家大型国有机械企业，是本省的重要经济支柱。厂子当然早就搬出深山了，可总有些退休老职工舍不得山里的清静和他们自己的宝贵回忆，星火就成了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在地理位置上仍然够偏僻。守着废弃多年的老厂区，过去的家属楼也都显得陈旧、颓败。唯一的那条进山路年久失修，这是社区里的老人们对厂方最不满意的地方，年年为此提意见。而现在财大气粗的厂方领导认为社区已经划归地方管理了，修路应该是政府的事。政府则觉得工厂利润大头儿都交了省里，修一条你们自己人走的路还让市政府掏钱，太说不过去。双方的扯皮高山当然清楚，他还想得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儿的社区民警工作肯定是不好做的。

“一个女同志，怎么就在那种地方干了十几年？你们就没想过给她换个地方？”

主任听了高山的话，立刻叫起屈来：“不是我们不想啊，是她不干啊！韩俐这个人，性格可怪了，不管和谁，一言不合说沉脸就沉脸，虽然不至于当场翻脸，但她那拒人千里的样子，真的没人敢惹。最奇怪的是，一说让她下山，她就急，好像下山不是好事，而是我们在害她。您说，谁还敢管？”

听高山不说话，主任又补充道：“说句实话，久而久之，大家也就松懈了。小年轻大多不愿意上去，找个接她班的还挺难，那她不想下来，是不是也挺好？再说，她孤身一人，也没有拖累。她牺牲前那几年，荣誉也给了她不少，市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光二等功就立了两次……”

高山打断他的话：“你的意思是说，她没结婚？”

“没有，是个老姑娘。其实她不愿意下山也有理由，她对星火有感情，她父母都是那儿的老工人，听说好像挺早就都去世了。”

放下电话，高山问自己，怎么自己过去没有了解这些？回忆了再回忆，他想起来了。韩俐牺牲的那一年，他才刚刚提拔当了副主任，正在省党校学习，临时替他代管工作的，是另一位副主任老肖。当时是老肖全程主持了韩俐牺牲的善后工作。而老肖，现在在纪念簿上七十六名烈士名单中的第七十二位，他在下班路上救了一名落水儿童，而自己最终没能爬上岸。他毕竟还是老了，当时他离退休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而在这之前，高山一直在另一分局工作，不认识这样一个深居简出的韩俐，情有可原。

不知道为什么，高山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他特别想详细了解韩俐的一切。他觉得这个直到生命结束时仍然孑然一身的女子，一定是个特殊的人。

三

高山开始仔细回忆能帮他找到线索的人。当时分管政治部的市局党委副书记，现在已经退休，回省城休养了。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现在另一个市当公安局副局长。高山给两位都拨了电话，可前者，已经回忆不起来当时的事情了，他老伴儿抢过电话，低声告诉他，老头子多少有了些痴呆的迹象，原谅他好多事想不起来了。而后者，很长时间才回了个信息，说在办案途中，不方便回电。高山知道，前主任在新岗位上分管刑侦工作。

他打电话给梁紫音，吩咐安排车，他要到韩俐生前所在派出所走一趟，再不行，就跑趟星火社区。梁紫音犹犹豫豫地说：“领导，博物馆开展时间可是已经定死了，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已经答应出席典礼。现在再去找照片，就是找着了，时间恐怕也不允许重新制作纪念簿了。”

梁紫音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正经的播音系科班出身。那些在老百姓眼里都是名人的电视台主播，在她嘴里就是师哥师姐，都有说不完的校园糗事。她走了和他们完全不一样的路，一毕业就回了家乡，并且进了公安系统，曾经身兼省上和市里两个电视法治栏目的主持人，是本市公安局的形象代言人，也曾是全省知名的红人。现在年纪大些了，行政上又有了职务，电视上虽不出镜了，但仍然在全省公安宣传文化口赫赫有名。

她办事向来干净利索，尽管语气中有犹豫，但高山知道，领导决定了的事，她不会在动作上有迟缓。果然，处理完手头的文件走下楼，高山就看见一辆公务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梁紫音在驾驶座上正襟危坐，安全带都系好了。

“你自己开？”

“司机班临时抽不出人，我想着别耽误您的事，就自己来吧。”

坐进车里，高山说：“怎么是我的事？起码应该说是咱们俩的事。”

梁紫音不搭茬儿。车子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拐上大道，直奔城西。疾驰中，迎面那座郁郁葱葱的大山，就越来越近了。太阳正在向西方缓缓挪动，山顶上铺满的金色也移动着，山的景色仿佛活了，有着说不清的变幻。

车子上了山路，减慢了速度。太阳被山梁遮住，光线也暗了下来。山路掩映在茂密的林木中，更显得幽静。梁紫音突然说：“领导，有个事您一定不知道。”

高山一愣：“什么事？”

“韩俐是韩伟的妹妹，亲妹妹。”

高山一时没反应过来：“哪个韩伟？”

梁紫音叫起来：“还有哪个韩伟！您的警院同学，牺牲在岗位上的那个派出所所长啊！”

高山大吃一惊：“不可能！韩伟是有个妹妹，比他小好多，现在还在读博士呢，叫韩伊。”

梁紫音严肃地说：“我也是这回找照片才知道。我慢慢给您讲，这是个很让人唏嘘的故事。”沉默了一下，她又用播音腔补充了一句，“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期，随着党中央的一声令下，三家大型国防工厂先后搬迁到了这座城市，搬进了周边的大山。它们分别来自上海、辽宁和黑龙江。

那是一场颇为壮观的大迁徙。从重型的机械设备，到家里的泡菜坛子;从建设所需的钢筋水泥，到舍不得送人的猫猫狗狗。几乎都是全家动员，从自己留恋的故土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上海人是最先到达的。在途中，当他们的绿皮火车临时停靠在一个小火车站休整时，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车工韩师傅的小女儿在站台上跑丢了。发现孩子不见了的时候，离开车还有两分钟。韩师傅夫妇疯了，全厂的人也都急得团团转。党委书记和厂长都闻讯赶来，可谁也没有办法。耳听得开车的铃声响了第三遍，韩师傅红着眼睛，一把拉起瘫在站台上的妻子，大吼了一声：“走！”

书记和厂长的眼泪顿时下来了，书记说：“老韩，到了地方我们马上安排人回来找！找不到孩子绝不罢休！”

“那时的三线工厂，纪律要求比部队还严格。”听着梁紫音充满感情的讲述，高山已经猜出个大概了，韩俐就是那个丢失的小女孩儿。可是，她后来为什么没有回到她的父母身边呢？从梁紫音的话里可以听出，韩俐后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似乎也找到了亲生父母，却选择了放弃。为什么呢？

像是猜到了高山的疑问，梁紫音接着讲下去。

“我了解过，就在上海列车过去的第二天，辽宁的车也到了这个小站。当地老乡把小女孩儿送到了站台上。老乡特别纯朴，说反正你们都是一起的，你们就把孩子捎给她爹娘吧。这趟火车在那里只停靠五分钟，没有时间和老乡们解释，辽宁的工人们就只好带上了这个孩子。也巧了，这个厂子也有个韩师傅，没有小孩儿，就特喜欢这个小姑娘。人们就说，老韩啊，要是找不到她爹妈，你就收养了她吧。”

“后面的事情我能想到。”高山说，“上海厂就是后来的曙光厂，辽宁厂就是星火厂。他们分属两个系统，高度保密的纪律要求使得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往来，孩子也就回不到她父母身边了。”

那个时候的三线军工企业，纪律严明，管理严格，“舍小家为大家”的理念深入人心。这座城市三面环山，曙光厂和星火厂一东一西，分别藏在城市两端的大山里，它们之间的距离上百里，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氛围中，那简直就是天涯海角了。高山相信，曙光厂的领导们一定派出人员四处寻找过，也会有种种的猜测，但也许就是一次次地擦肩而过，人的命运就沿着各自的轨迹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