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狐纪

第1天

厨房里有一扇大窗，站在窗前能看见整个后院。她正在院子里干活，但她不知道我在看她。

我的颈子上有一丝凉风，我知道那是小雨在我身后，看着我看她。

黄雀在后。我突然想起一个三百年没派过用场、早已生锈的成语。

“该上网课了吧？”我忍不住提醒她。

小雨没说话，但我知道她走了。

十九岁零九十八天，这是小雨的年龄。她不会长大，和这个年龄的孩子沟通。你不知分寸在哪里，一句不合宜的话，就能让她变成哑巴。小雨是个不惊不乍的孩子，她用来表达情绪的工具不是语言，也不是表情，而是沉默。小雨的沉默经过了十九年的锻造，已经炉火纯青。

院子里的那个女人正在拔杂草。她不能久蹲，只能坐在一张板凳上劳作。八十岁的身体没有奇迹，该消耗的都已经消耗完毕。她只是让她空荡松弛的身体摆得比别人略为周正一些，所以我还能看见她脖颈到后肩那根走样了的弧线。这一刻，她的世界就是以那张凳子为圆心画出来的一个小圈。她把一只两爪小锹扎入野草的根部，抬成一个四十五度的斜角，然后将根铲起。两个指头一夹一扯，断了根的野草就落在了身边的铅桶里。无论在院子里还是在屋里，她干什么活都有那么一股子较真的范儿，像是在解剖青蛙，或者是检查合成电路。

五月在多伦多是个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的尴尬时节，离冬天远了些，但离夏天还差几步路。倒是白天见长了，太阳开始有些小劲道。阳光里她的头发是一朵扬着絮的金色蒲公英，昨天它是一团银色的绒草。我们是谁，在白天取决于光线;在夜晚，取决于梦境。

它就在她身后的那棵大枫树下，离她三米多，最多四米。我没看见它是怎么进来的，它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我的第一反应是狗，又很快知道不是，不仅因为它尖长的脸颊和嘴，还因为它的步态和神情——它没有狗身上那种在人群中厮混熟了的市井圆融。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狐狸。在我心里，狐狸出没的场所只能是童书、动物园和电视节目。每当我想起狐狸，就会想起电视节目主持人低沉又抑扬顿挫的解说。当它甩脱童书、动物园和电视节目，独自出现在都市人家的后院时，它突然变得不像它自己。就如同在一个尺度很大的夜店里，你猛然撞见平日里正襟危坐的古汉语老师一样，参照物的突兀转变会将你抛出惯性思维的轨道，让你一时迷糊。

它大概刚从冬天的洞穴里走出来，瘦骨嶙峋，皮毛上满是斑癣，火红的颜色在那一刻还纯属惯性带来的联想。它沿着篱笆走了一遭，咻咻地闻着脚下的地，好像是为了辨识地界，又好像是为了觅食，它所过之处皆悄无声息。后来，它靠着枫树，在那个女人的身后坐了下来。女人没发觉任何异常。她在干活的时候背对所有，目空一切。五月中旬的树枝上还只有嫩叶，树荫尚未形成，它身上洒着大片的斑驳的阳光。兴许它就是为了这棵树这片阳光来的，可是，哪里没有树没有阳光呢？

我没敢提醒那个女人，怕吓着她。当然，我也怕吓着它。疫情把人的活动半径裁去了一圈，兽走进了人让出来的地盘。兽和人都在新的边界线上试试探探，它的每一根毛都颤动着惊恐和不安。它和我都身在异乡，它的胆小让我心安。我愿意在有阳光的日子里见到它，看着它的皮毛渐渐变红，知道夏天来临。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女人和狐狸的合影：女人意识之外的狐狸，狐狸视线之内的女人。

今天是我来到女人家的第三天，也是我和狐狸第一次相遇的日子。我用编辑笔在照片上写下了“第一天”。后来再看到这张照片，我才醒悟过来其实冥冥之中我已经知道：我和它还会再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和它初次见面的日子（而不是进入女人家的日子）定为元日。

我马上把照片发给了小雨。“一个人一生里能有几个机会在后院遇见狐狸？”我加上了注解。

“Lillian阿姨，吃早餐了。”我打开窗户，对院子里的女人说。现在是上午八点四十二分，我本该在十二分钟之前提醒她。她的日程规律得像米达尺画出来的一条直线，早餐八点三十分，午餐十二点三十分，晚餐六点三十分。但今天，狐狸搅乱了她的时间。

她抬起右手，把被风吹乱的头发拢在耳后，起身，收起凳子、工具和铅桶。

我眼角的余光里已经不再有狐狸，它已在她转身之前消失。

第-10天

“我们需要问你几个问题。”凡·丹伯格太太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对我说。后来我知道她也说口音很重的英文。

“特树（殊）庆（情）况，愿（原）谅，请你。”凡·丹伯格先生从屏幕的右上方插进来，用蹩脚的中文替他妻子做着补充。屏幕有些暗，他那颗头发蓬松的脑袋看上去像一株挂歪了的吊兰。背景里有个孩子在跑来跑去，嘴里发出呜呜的声响。

我是从小雨常用的那个留学生互助网站上发现这则广告的。公寓租约快要到期了，我不想再续。我离饿肚子还有好几百公里路，我仅仅是不想坐吃山空。这份差使能满足我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衣食住行”。

“不要一脸猴急。”我的耳根一热——那是小雨在悄悄提点。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我突然想起一句小时候背得滚瓜烂熟的话。伟人老矣，世界是他们的，完完全全，没有“也是”。一个才上大一的孩子，如今她比我识得世面，我混场面时不时得她提点。这白白浪费了我一整个前半生的阅历。

“问吧。”我说，语气不卑不亢，不疾不徐。

“你是一个人吗？”凡·丹伯格太太问。

我猜想这个问题的硬核是婚姻状况。迟疑了片刻，我才说：“是的。”

我甚至想好了下个问题的回答：“离婚，不可协调的分歧。”这是我在八卦新闻和美剧里最常听到的分手理由。它像一块大披肩，遮挡住了华丽袍子上的无数黑虱。我不用告诉他们那些找上门来的女人和银行账户上时不时消失的金额。没有人喜欢黑虱。

可惜，别说黑虱，连披肩也没用上。凡·丹伯格太太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深究。

“对不气（起），因为，Covid（冠状病毒）。”凡·丹伯格先生继续用中文为他妻子的问题做着笨拙的解释。

Covid和我的婚姻状况之间的关联，是我在结束了视频对话之后才慢慢醒悟过来的：他们希望家里人口简单，减少感染概率。疫情修订词典，改变审美，让一切粗鲁变得合理。

凡·丹伯格太太消失了几秒钟，突然，屏幕上涌来一股白色的潮水——原来她去开灯了。现在他俩都坐得离摄像头很近，脸看上去像两只拍烂在玻璃窗上的冬瓜。

“你可以合法工作吗？”她问。

“我有部长特许居留，正在等待枫叶卡。”我答。

“你会讲几句英文吗，假如遇见紧急状况？”凡·丹伯格先生换成了英文问我，我和他同时松了一口气。

“不遇见紧急情况也会说，而且，比几句略多一些。”我也换了英文回他。口音没有完全盖住那丝“刻薄”（这个词在某些场合也可以理解成幽默），他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屏幕上泛起了波纹。

“你还拥有哪些技能？”他问。

他的笑声大大鼓励了我，我顿时失去平衡，口中隐隐似有莲花开放。

“技能没有，本能有。会开车，急了也能换轮胎，知道怎么使用电钻和千斤顶。能在第一时间听见火警和二氧化碳警铃。不畏高，能爬梯子，必要时也能跟保险公司磨嘴皮子。煮得熟饭，懂得基本的荤素搭配。除了打架、织毛衣，其他都会。要是把我们同时丢在荒岛上，保不准我能先逃出来，运气好的话还能返回来救你……”

“更年期。”我似乎听见了小雨在嘀咕，我的声音戛然而止，满舌头都是没吐干净的话茬子。“更年期”是小雨对我所有行为的万能解释，就像“抑郁症”是适合于一切莫名症状的均码帽子。

时间停止，飞尘在半空驻停。屏幕一片死寂，凡·丹伯格夫妇的五官固定如山石。一场刚刚开幕的戏已经被我演砸。无可救药的更年期女人。

半晌，我看见他们的嘴巴渐渐扭曲变形。我是在听到声响之后才明白过来那是笑声。

“我妈一切都能自理，就是不会开车。家务事不是你的主要责任，你管好她三餐的营养搭配就行了。主要是三年前她犯过一次心脏病，现在有限制令，万一有个意外，你在，能救个急。”凡·丹伯格太太说。

我猜这大概就是录用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会的那两脚正是他们需要的，而我不会的那九十八脚，也还在他们的容忍范围之内。

“我们住在纽约州的罗切斯特，麦克在市政厅工作，疫情期间也开放，每天都接触不同的人。所以，我们不敢回去看妈妈，怕身上带着病毒。”

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说的是她的丈夫。

“薪酬已经在电子邮件里说过了。你觉得什么时候可以……”

现在猴急的是她，我已经明显占了上风。

“我还有问题。”我制止住了凡·丹伯格太太。

“老人家叫什么名字？”我开始反守为攻。

凡·丹伯格太太怔了一怔，才说：“我妈姓周，大家都叫她Lillian，这么叫着方便。”

“她有几个子女？”

“就我一个女儿。”

“她从前是做什么的？”我追问。

凡·丹伯格太太神情犹豫，仿佛我问到了她的内裤尺码。

“我需要了解一点背景，跟她沟通起来比较容易。”我解释道。

理由很充足，而且没学他们的样拿疫情来说事。她被逼到了墙角。

“干了一辈子，技术活。”她终于说。

“技术员？”我不依不饶。

“算是吧。”她说。

“养老院那边，亲爱的。”凡·丹伯格先生提醒妻子。

“我爸有老年痴呆症，住在养老院里。现在不开放探视，只能通视频。我妈想通视频时，你一定要事先通知轮值护士，她好安排我爸连线。联系方式我用电子邮件发给你。”

“你有什么要求吗？”凡·丹伯格先生问。

我能有要求吗？我急切地想搬出那个公寓。我其实没有选择。

我假装在认真思考，半晌，才回答：“请转告你母亲：未经允许不要进入我的房间。”这是一个安全的、实施起来很容易的要求，它其实只具备象征意义：那是一个人不值一提的自尊。

视频完结后我才突然想起，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面试。我走出大学校门就嫁给了小雨的爸，除了在他公司断断续续地管过几年账，我一天班也没上过。我一辈子吃的都是那个男人的饷，先是作为他的妻子，后是作为他女儿的母亲。

带着疫苗注射证明和相隔五天的两次核酸阴性报告，我走进了Lillian的家门。

第10天

狐狸又来了，这是第三次。我站在窗口，第一眼里还没有它，第二眼里，它就在了。

我见过松鼠、浣熊、野兔、臭鼬，还有蓝松鸦、红脯罗宾、黄莺。它们或是沿着树干爬行，或是从草地的一头蹿到另一头，或是在树枝间飞来飞去。它们都有一条行动轨迹，你看得见它们的首尾。但是狐狸不同。院子的篱笆上没有容它穿越的窟窿，但它总能猝然出现，猝然消失，它的来去仿佛是刹那间的一丝风。我开始怀疑是否真有遁地而行一说。

它每次出现，都是在上午八点一刻左右，它的早餐之后。早餐是我对圈养动物的惯性想象。野生动物的进食，纯属饥饿和运气的偶然碰撞。

今天狐狸显得有些躁动不安，沿着篱笆走了一圈又一圈，迟迟不肯在枫树下落座，长着一圈白毛的尾巴尖在轻轻颤动。后来我才明白，狐狸是在空气中嗅出了Lillian的情绪，狐狸是Lillian的镜子。

Lillian又坐在板凳上拔野草。院子里时令最早的水仙已经开败了，郁金香正红火，其他的多年生植物刚刚蹿出新枝。新枝在地底下憋过了一个严冬，钻出地面时都是紫色的，长开了才会慢慢退去那份面红耳赤的愤怒。野草已经长过了三茬，时下最猖獗的是蒲公英，黄色的花朵像浮在油上的火苗子，扑了这团，还有那团。

院子里的事，除了割草浇水这样的粗笨活，Lillian很少让我插手。“不懂，添乱。”她说，那份不屑仿佛来自一股三世为农的底气。以小板凳为圆心画出的那个圈，是她一个人的城堡，容不得他人插足。可是今天，在她的城堡里她并未安心。她的手有些颤抖，两齿锹挖出来的，是蒲公英的花枝而不是根。根不除尽，一眨眼又是另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