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渔村

一

我坐在餐厅二层的靠窗位置，面朝大海的餐桌边就我一个人。我的桌上有一盘生煸草头、一盘咸鱼烧茄子，还有一小碗米饭。老板娘头顶一朵金黄色云团，端了一碗赠汤送到我桌上，用一种对待远房亲戚的语气说，吃啊吃啊，勿要客气。

我笑笑说，谢谢老板娘。低头看汤碗，泛白的汤色，几绺裙带菜漂浮在上面，闻起来有股鱼腥味。我怀疑，这家叫“海市蜃楼”的小饭馆里的赠汤，如果不是用鱼骨熬出来的高汤，就是刚烧过鱼的刷锅水。不过我并不介意，我给自己的规划是伙食费每天不超过一百元，我需要省着点花。

金乌嘴渔村靠海的街上有数十家饭馆，之所以选择这一家，是因为它便宜，并且，它二楼的小餐厅有一面巨大的东窗，我可以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窗外的风景。窗外，是一条被叫作沪杭公路的宽阔的海堤，海堤的外侧，是苍茫而又喧嚣的大海。灰色泥浆般的海滩上停泊着两艘渔船，一大一小，像一对有十岁年龄差的兄弟。船体外壳涂着蓝色防腐漆，也许是海水日久侵蚀，油漆已经斑驳脱落。船舷和甲板上拉着横七竖八的绳子，绳子上挂着千疮百孔的渔网，发黄的布帆收拢在桅杆底部，像细腿上堆着褪下的破裤子，这让两艘旧渔船看起来像两个蹲守在街头的无业游民。这很好，让我在独自一人的午饭时间里陡增想象空间。

我是两天前坐着长途汽车来到金乌嘴渔村的，它地处沪浙交界处的杭州湾畔，虽然它属于上海，但我听出来，这里的人说的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介于上海话与浙江话之间的方言。对了，我要说的是，我来金乌嘴渔村是为了闭关，我给自己设定的时间是七天，今天是第三天。

张达明问我为什么要闭关，并且是七天。我说，我的长篇小说快要杀青了，我得完成结尾，七天是预估，最终几天能完成，视情况而定。张达明说，那好，你自己注意安全。他没有再追问什么，他总是这么克制，抑或，他只是心不在焉。

在这之前，我已经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地方，盘算了很久可以去哪里。我不敢走得太远，因为我不太有钱。这座城市的很多角落里散居着一些像我这样被冠名为自由撰稿人的无业者，名义上我们靠写作生存，但如果我们写的书不够畅销，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养不活自己。我已经当了十年自由撰稿人，我的经验告诉我，小说的畅销与否，与文学水平没有太大关系，可能，这需要缘分？好吧，我承认，我的书不畅销，我的稿费只够勉强养活自己，但是不足以改变生活，这让我在张达明面前总是处于弱势，虽然他并没有表现出强势的样子，但我还是为此感到忐忑。

张达明赚的钱大概是我的七到八倍，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三年来，我从未主动问他要过钱。我知道，我的胸腔里藏着一颗过于自尊的、脆弱的心脏，它让我总是处于傲慢与卑微的边界。问男人伸手要钱会让我感到无地自容，虽然我也常常接受他不定期主动给我的钱。但是，当我接过他递给我的一沓纸币时，我总会很自然地想到，今晚要与他完成一场床笫之事。我知道这么想是有问题的，但只有这样，我才能不把他递钱给我时的动作和表情想象成一种恩赐。

张达明主动给我钱的频率逐年下降，最近一年，他几乎没怎么给过我钱，他很久没对我说，是不是要交房租了？给你点钱吧。我替他找了个理由，用以自我宽解：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每个月，他的工资都以数字的形式进入他的账户，他正在适应无现金生活，一时还没习惯用转账的方式给我钱。

可以确定的是，我并不是为了钱而负气出走，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自己。为此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发现，我只是想离家出走几天而已，没有理由。是的，我和张达明，我们没有吵架，也没有打架，没有明面上的矛盾让我们拉下脸皮敲桌子、摔杯子，相互指责、贬斥、谩骂，乃至发生肢体摩擦，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是，倘若我对张达明说，我就是想离家出走几天，那他肯定认为我脑子出毛病了，所以，我只能说我要闭关写稿。事实上，没有人逼我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部长篇小说。

就这样，我带着用了很多年的笔记本电脑离开了家。我选择了离市区七十公里远的金乌嘴渔村，据说这是上海陆地上形成最早的渔村，如今也是上海的最后一个渔村，据说它古老的街道和飘逸在街道上空的海腥味来自清朝。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地方，七十公里足以让我确信这是离家出走，并且，这个上海远郊的渔村还处于初期开发阶段，有民宿客栈、饭店酒吧，但没有多少游客，物价还没有飙升起来。我喜欢这样的地方，它让我“离家出走”的命题更加完善。

二

到达金乌嘴渔村的第一天，几经对比价格和环境，我订下了这家靠海的民宿。一栋正门朝向大海的二层小楼，门楣上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海蓝底色，上面翻卷着白色浪花，浪花里夹着“海市蜃楼”四个楷体字，“海”的左边爬着一只张牙舞爪、面红耳赤的大螃蟹，“楼”的右边是一条伸着很多条腿正翩翩起舞的大章鱼，一眼看去，叫人无法分辨这是一家水族馆，还是一家海鲜饭馆。好在招牌上的螃蟹是红色的，这足以证明它被烹饪过，如此，“海市蜃楼”就是一家饭馆。

饭馆的后门通向内院，绕过几株月季、几棵冬青、一个凉棚，就是另一栋二层小楼，那是老板和老板娘的住所，也是为游客提供住宿的客栈。我要了一间一层的单人房，一晚一百三十元，价格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

两天后，我与老板娘已然成为熟人，她染成稻草色的头发在脑袋上顶起一朵枯燥的金云，金云下是她那张时刻赔着笑的饱满的脸。两天来，她是我在金乌嘴渔村说话最多的人，虽然大多时候她说的是本地话，而我说的是普通话，但我们似乎很信任对方的听力和理解力，因为，我每一次点菜她都没有搞错过，而她每每提问“红烧还是白灼”“清蒸还是爆炒”的时候，我也没有听错。

闭关生活进入第三天，三天来，我没有给张达明打过电话，他只在第一天给我发来一条微信：到了吗？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是张达明对我表达关怀之意的唯一语言，从提出闭关开始，他已经说过两次。我回复他：到了，很安全。

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固定餐桌，“海市蜃楼”二楼小餐厅靠窗位，我一边欣赏着窗外的大海，一边吃着虽然味道平庸但分量充足的饭菜。就着咸鱼烧茄子和生煸草头，我很快扒掉了半碗饭，我端起碗喝老板娘送给我的免费汤，汤面上的裙带菜旋转着进入我的嘴巴，与此同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踢踢踏踏一阵响。

来了！我想。男人的说话声传来，嗓子里饱含一口浓痰，从低到高，越来越近。我从汤碗里抬起视线，一颗黑色的头颅从楼梯口探出，是他，那个黝黑的老男人，六十岁左右的样子，矮个儿，方块脸，像扑克牌中的老K。老K斜着肩膀，甩着敞开的衣襟往里走，他的身后，照例跟着她——紫红羽绒服，光滑的鹅蛋脸，脸庞上爬着两朵健康的红云。他们终于来了，比昨天晚了半个多小时，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

头顶金色云朵的老板娘紧随着出现，徐老板介晚才来？我只当你们不来了。

被称为“徐老板”的老K回应，来啊，哪能不来？今朝等一个朋友。

老K说的也是本地话，他黝黑的肤色，以及斜着肩膀、敞着衣襟的样子，令我想象他渔民的身份。是的，我在“海市蜃楼”吃了三天饭，每天中午，我都在二楼的小餐厅遇见他们。不过，老K说了，今天还有一个朋友。

我再次看向楼梯口，十秒钟后，上来一个中年瘦男人，高个子，鞋拔子脸，肤色同样黝黑。这是多出来的一个，前天和昨天都没有他，相比老K，他更像扑克牌中的J勾——J。

两男一女渐次落座在我身侧的另一张餐桌边，老板娘开始给他们点菜。老K捏着一张破旧的A4纸，指着印在上面的为数不多的菜名说，清蒸海鲈鱼，勿要放大蒜;白米虾新鲜吗？盐水吧;再搞点素的……我回忆起昨天他们点的菜，是一碟海瓜子、一盘青菜，还有一碗榨菜蛋汤。今天比昨天丰盛，大概是多了一位客人的缘故。

正想着，听见女声插话，尖锐脆亮，带点发育不完善的娃娃音，芥菜糯米饼好吃，要一份吧？是皖北的口音，又像豫东的。

老K打开饱含浓痰的嗓子，慢吞吞地说，再吃，再吃就太胖了！他忽然改用普通话，显然是要让女人听懂，却因为浓重的本地口音，他的普通话更像是第三国语言。至此，新加入的J勾还没发出过任何声音，坐下后，他一直在看手机。

我侧目看向女人，与昨天一样的衣着，短款羽绒服，紫红色，太过紧小，勾勒出浑圆的躯体，厚重的刘海儿遮盖住上半张脸，露出的下半张脸饱满圆润，这证明她很年轻。正好，领桌的两男一女凑齐了扑克牌中的三张花牌，女人算皮蛋——Q吧。这么想着，我几乎要笑出来，她大概感觉到我在看她，脑袋向我转过来，我迅速把目光移向窗外。

窗外是正在退潮的大海，也许是冬天的缘故，这里的海和影视剧里的海很不一样。这里的海是灰色的，海边没有金色的沙滩，只有泥浆色的滩涂，灰色的大海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巨人，一边节节后退，一边收起声势，丢下大片劫后余生的泥沙，在远处低吼着等待反扑的时机。

我从窗外转回头，继续吃饭，咸鱼烧茄子太咸了，我朝楼梯口喊，老板娘，倒杯水好吗？

紫红羽绒服的皮蛋从手机里抬起头，终于，我们的视线对上了，三天来第一次。但她很快垂下眼皮，划着手机屏幕，一边说，为啥不点芥菜糯米饼？要不然，给俺点一碗饺子吧。

她把自己叫“俺”，她还没来得及改掉她方言中最“土”的部分，再加她脸颊上的两朵红云，都证明了她来自农村的特征还未褪去，这让我暗暗断定，她是刚来上海不久的“新人”。可是前两天，我没听见她说“俺”，她甚至都没怎么说话。

第一天，中午十二点，就在这里，我初次遇见他们，她，以及老K。以我的直觉，我不认为他们是熟人，因为，全程只有老K偶尔发出饱含痰气的说话声，像第三国语言的普通话。她好像有点羞涩，在被老K提问“要不要添饭”“吃饱了吗”时，总是回以最简单的词汇，“不要”“饱了”。昨天，同样的时刻，我正在享用我的午餐，他们又来了，老K问，想吃什么？皮蛋探头看了看我的餐桌，指着芥菜糯米饼和八爪鱼红烧肉说，这是什么？看着怪好。

这是她前两天说过的所有话，她让我产生了些微优越感，以及感同身受的期待。作为一个在上海生活了五年的非上海人，我身上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的痕迹大概已经消磨殆尽。譬如，我不再习惯于把大葱和生蒜当作与主食配套的必备小菜，再譬如，我已经学会在公共场所用最小的声音提出最严肃的诉求。当然，我也看见了皮蛋的变化，三天来，我眼见她一天比一天主动起来，今天，她好像不再矜持，变得有主意了，还学会了提要求。似乎，她更喜欢面食，比如芥菜糯米饼和饺子，海鲜对她没有太大吸引力。可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父女？口音不一样，相貌也不像。同事？朋友？从第一天开始我就猜测，但他们对话太少，我无法从只字片言中分析出答案。

餐厅里没有别的客人，除了我，以及另一桌的两男一女。这让我有些不安，吃饭的享受感不再充分，就像一名身陷黑店的侠客，貌似一切都与我无关，事实上，每一张平静的脸背后，都隐藏着某个令人兴奋抑或恐惧到尖叫的阴谋。是的，我用了两天时间都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想象力抵达真相，第三天，他们又增加了一个人。我的好奇心呼之欲出，我恨不得坐到他们的餐桌上，与他们攀谈一阵儿，以了解他们的真实关系。当然，我没有这么做，这不符合我一贯的形象定位。

老板娘给他们上了最后一道菜，同时给我送来一杯水。紫红色的皮蛋站起来，问厕所在哪里，然后在老板娘的带领下出餐厅，下楼梯。餐桌上剩下两个男人，老K端起酒杯，碰了一下J勾的酒杯，来，陈老板，吃酒。

现在我知道了，老K是徐老板，J勾是陈老板。我怀疑，这里的男人都是“老板”，就像城里的男人都是“先生”一样，熟人之间相互打招呼，只需在老板前面加上姓氏即可。那么，这里的女人，岂不都可以叫作“老板娘”？皮蛋是老板娘吗？

老K和J勾各自干掉了一杯本地黄酒，而后沉默着吃菜，没再说话。十分钟后，皮蛋回来了，老K站起来，你们慢慢吃，我还有事，先走一步。说完转过身，甩着敞开的衣襟，斜着肩膀，顶着黑胖的方脸晃悠悠地下了楼梯。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又往嘴里扒几粒米，再看一眼窗外灰色的大海和破旧的渔船，同时，我把听觉神经调到最高的灵敏度。可是，J勾和皮蛋始终没有说话，我只听见碗筷的碰撞声，以及来自邻桌的咀嚼声和吞咽声，直到他们吃完，结账离开。对，是J勾结的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