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作者: 王选一楼角上那间房子一直空着,空了近两个月。
三眼似乎都忘了究竟是谁之前租着这房子,是一个在事业单位兢兢业业满脸疲惫的青年,是一对毛都没长齐已经如胶似漆的小男女,还是一个昼夜颠倒晚出早归的妖艳女人?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租过这间房子的人,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三眼唯一记得的是这间巴掌大的房,一年四季人就没断过,每月二百元的房租总会准时到账。但最近来租房的人,门都不进,隔窗一瞅,嫌小,嫌贵,或嫌没有光线。租房的人后脚刚出门,三眼边剔牙,边逗弄笼子里的画眉,压低声音嘀咕道,还嫌小,别墅大得很,有钱租去,这么好的房,在城中村莲亭再没,真是不识货。食指一弹,牙签上的一丝肉,飞了。
房子就这么空着。
窗户敞开,我从二楼下来,透过窗,可以看见狭窄的屋里堆满的烂报纸、横摆的破床板、遗弃的旧衣服,还有安家落户的灰尘。以前有人住,我倒没在意,现在空了,突然觉得有些凄凉。打开的窗扇,嘴一样,干巴巴张着,像喉咙里卡住了瓜子皮,咳不出,咽不下。
直到八月底,石榴花谢,紫薇花开,一个年轻女人领着一儿一女住了进去。他们没嫌小,没嫌贵,更没有嫌光线不足,就那样简简单单住下了。到院子提水时,我才看清那女人,三十岁出头,穿一件淡蓝色短袖衫,黑裤子,蝴蝶花凉鞋。头发梳起来,整齐地扎着,两腮泛红(甘肃这一带乡里女人大都有“红二团”,像撕不去的两道标签),鼻尖上绣着几颗细密的雀斑。走路腰略弯,可能跟干农活儿有关,不像城里女人,恨不得把水桶腰拉成笔直的钢丝。她见我提水,点点头,让开了,说,你先打,你要上楼。
那女人住进去后,把破床换了,换成一张大的,在窗口下的墙角,支起锅灶,门口放着一个煤炉。原本不大的房子,这么一占,立脚的地方就和巴掌差不多大了。不过房子里面,她倒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原先油渍溅满的墙面,糊了塑料墙纸,靠床的墙上,贴了碎花墙裙。玻璃擦过,房里变得亮堂温馨了许多。
她是从天水西南路乡过来的,专门租房,供孩子在城里上学。我隔窗说,农村学校教学条件这些年也改善了很多啊,何必舍近求远。她站窗前,在案板上切辣椒,辣椒的辛辣在空气中浮游,刺激着鼻孔。她说,也是形势逼的,村里人把孩子一个个转进城上学了,跟比赛一样,我不转不行啊。她把辣椒放进油锅,刺啦声伴着油点,四处溅开。她提着锅铲,边炒边说,这两年,很多农村人把孩子带到城里念书,家长专门租房,不干别的,就负责做饭、接送孩子,都成了一股风气,跟赶集似的。辣椒炒好,盛进盘子,她接着说,大家觉得乡下的教学条件和质量就是比城里差一截,学生学得再好,也还要老师教得好,于是,每年春秋季开学,我们乡下学生就少一茬,用老师的话形容,他们是杨令公引儿———越引越少。
我想起父亲,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初中毕业的他,十八岁起,就一直在我们那里当民办教师,这一教,就是一辈子,他几乎教遍了我们乡的每一所学校,无论村小、完小还是附中。后来有机会转正,却因为档案缺失等原因没转成,再后来转正要考试,他又过了年限,不能参加了。就这样,清贫而忙碌的父亲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在讲台上一站,站了四十多年。
前年,父亲从十里外的一所附中调到了三里外的邻村,一个只有两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的教学点。调动是父亲提出的,他嫌自己老了,身体不好。离家近点,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家,跟四季病兮兮的母亲好有个照应。学区领导也顺水推舟,依了他的想法。反正邻村那么偏远的学校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来。
那所学校离镇子远,交通不便,又没有食堂,没有第二个老师,晚上还要一个人睡在宿舍,听空荡荡的校园刮着凛冽的西北风,还要面对屋子四周密密麻麻的孤单、寂寞和恐惧。于是,每学期结束,学区考核后,就将排名最后的那位老师打发来支教,既惩罚了老师,也保证了教学,一箭双雕。那个被打发来支教的老师,极不情愿,又无能为力,带着上坟的心情骑着摩托车来到学校,很是痛苦。后来,听说我父亲主动要去,大家拍手称快。
从那以后,在那段五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黑绒面布鞋,戴旧式平顶蓝帽子的老人,半勾着腰,像一个问号,早上踩着露水走了,晚上披着夕阳回了,日复一日,烈日雨雪,除了寒暑假,从未间断过。
父亲在邻村带了一年课后,发现每次开学,学生都会少几个。父亲坐在办公室,等着学生来报名,从中午等到下午,稀稀拉拉来了十几个。到傍晚,倦鸟归来,牛羊下山,也不见另外几个学生。他到村里转了一圈,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转学了,转到城里念书去了。背着手弯着腰的父亲边走边自语:转学了,越转越少了,上学期二十二个转走了两个,这学期又是五个,仅剩十五个了,一辈子没教过这么少的学生。他折过身,回到学校,锁上了那扇木门,锁子在门上晃荡着,他衣兜里的那本掉皮的教科书,也晃荡着。
晃啊晃,一学年又晃结束了。麦子黄了一茬,割了一地,摊晒在场院里打碾。学生升了一级,走了一拨,到那所附中上三年级去了。
半个月前,我回了趟家。麦子碾了,铺在院子晾晒,金黄的麦粒在阳光下泛着光芒,这让梨树下捣罐罐茶的父亲显得异常陈旧。打过招呼,我进了屋,父亲没有跟进来。到吃饭时,他还在煮茶,没有多说一句话,透过玻璃窗,我看见父亲盯着门口啄麦子的一只麻雀发呆,忘了驱赶。腿边的电炉上,瓷缸里的茶水吐着泡,扑哧扑哧响着,溢了出来,落在炉盖上,刺啦一声,冒团白气,散了。父亲完全没有觉察到茶溢出来了。直到母亲端着饭碗走过去,喊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
父亲这是怎么了,变得心事重重。以前,我一回家,父亲在院子忙活,总是隔着窗户跟我拉家常,声音特别洪亮,像讲课一样。这次,他却像变了个人。
吃完饭,父亲掀开门帘,进来了。我看电视,他递来一杯自己煮的茶,茶很酽,我喝了一口,苦。父亲提了板凳,坐我对面,手心里揉着几粒带壳的麦子,说,你消息比我灵通,问你个事,听说省上有个教育布局调整啥的,要把人数少的学校撤了,真的吗?我想了一会儿,点点头,好像听说有这回事。父亲“哦”了一声,起身到柜子前开始整理那些教科书。他又说,还有一个多礼拜就开学了。他像在对我说,又似乎自言自语。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事。我看见他戴了好多年的蓝帽子下,雪一样的白头发,忽然飘飘洒洒落了下来。
那女人每天一早,都会把院子扫一遍,好像院子是她家的,当然,这省了三眼的事,他倒是高兴。然后,她把小女儿送到尚义巷一家私人幼儿园,上大班。刚开始,那孩子死活不去,大声哭闹着,把莲亭都吵得心神不宁,后来渐渐习惯了,八点多,背个不协调的大书包,像背着半块磨盘,一巅一巅,上学去了。儿子上三年级,在附近小学,十分钟就走到,她很少送。送完女儿,似乎就消闲了,提个凳子,坐门口,绣十字绣。她身后的煤炉上熬着一砂锅中药,黑色的药水咕嘟咕嘟,冒着泡,药味在早晨的空气里四处游窜。
三眼在院子给鸟添水,皱巴巴的老脸,糊满睡意。三眼一年四季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遛他那只鸟,每月全靠一千多元的房租过日子。他老伴儿早死了,一个女儿也嫁了,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女人给三眼说,她家里五口人,他们两口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阿公,带孩子进城,阿公不同意,说她避清闲,她一走,地里的活全是他老汉一人的,是想要他的一把命。但她执意要进城,阿公也没辙,况且儿媳妇是为了孙子,他就是有理也得收着。她男人麦子一收,便打工去了,即使在,说话也不顶事,他只知道挣钱,孩子的事一分心也不操。她还说,给儿子在城里报个名真难,人托人,花了钱,送了情,结果被托的人调走了,后来又找到一个两辈人不来往的远亲戚,送了两条猪腿、一万元,总算把事办成了,孩子勉强进了所很普通的小学。那中间受的气、看的脸色,一言难尽。有次在镇上托人请吃饭,那人带着一帮朋友,饭后,其他人都走了,留下其中一个马姓朋友,面红耳赤,酒气熏天。她收拾着桌上剩残的烟酒,没注意,一双大手从她腰际拦过去,将她卡入怀里,她回头一看,是那姓马的。本想挣脱,一只手又塞进了衣领,抓住了她的奶。姓马的醉眼迷离,脚下踉跄,嘟囔着,今晚你留下,你那孩子转学的事,包我身上。她摇着头,挣扎着,说不行不行。但手越卡越紧,她一低头,在姓马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姓马的大叫一声,松开了胳膊,她趁机跑掉了。第二天,那人发来短信说,你不够意思。自然,事情没有办成,饭白吃了,钱白花了。她憋着一肚子气,眼泪汪汪的,不知该给谁说。
三眼敞着汗衫,露着白腻的肚皮,撮起豁牙的嘴,对着画眉打几个口哨,逗一逗,说,还是你们乡里好,吃喝不要钱,哪像我们城里人,除了呼吸空气放屁不要钱,再啥都花钱。三眼带着小市民那种油滑轻蔑的腔调,说了一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女人停下手里的针,在膝盖上抹抹掌心的汗,说,还是城里好,要啥有啥,看得人眼花,孩子上学,怎么着都方便,不像我们,跟讨饭的一样,进城来租房子,供给娃娃,你说这娃娃学习好些,我们还心安,要是差的捞不上手,真就亏死人了,我回去脸都没地搁。人各有命,富贵在天,狗各有命,富贵在种,操那么多闲心干啥,把自己过好就行了。三眼提着鸟笼,哼着跑调的秦腔,出门了。
女人再没搭话,也不知如何搭话,起身换了炉子里一颗奄奄一息的蜂窝煤。
一天的时间,她给两个孩子做中午、晚上两顿饭,一送一接上幼儿园的女儿,基本就闲了。不比乡下,洗衣、喂猪、喂鸡、烙馍、烧炕、下地、赶集,一天总是忙忙乱乱,有点空当,还要串串门。在这里,没有随意进出的门可串,一院人,各过各的日子,照面了,点个头,再无瓜葛。
晚上,她督促两个孩子写作业,一个趴左边床上,一个右边,她坐中间,隔开,两个在一起总是打架。孩子写一会儿,分神,一个抠铅笔头,一个开始打盹儿,她一人一巴掌,骂开了:两个喂狼的,我背上一身骂,花了冤枉钱,把你们带进城,上个好学校,为的让你们以后出人头地,我图啥呢,我受的罪谁晓得,还说我躲清闲来了,不要你们两个累赘,我到外面啥地方混不了一口饭。她骂着,似有说不出的委屈,眼泪花儿开始打漂了。
毕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四处野惯了,一到中午,楼上楼下跑,儿子捣蛋,女儿跟着乱转。经常掀开门帘,瞅瞅这家,贴着窗子,看看那家。有一次,兄妹俩拿根竹棍捣三眼的画眉,直戳得鸟乱叫。三眼冲出门,大吼一声,干啥!两个孩子竹棍一扔,踢踢踏踏跑下楼了。三眼站二楼角上,气哄哄地说,把你两个碎鬼咋看着呢,刚才用棍子往死戳我的鸟,真没教养,再这么捣蛋害人,就换个地方去住。那女人一听,自家孩子闯了祸,忙上去道歉。刚一下楼,哇一声,两个孩子尖细的哭声,一瞬间撕裂开了。
我本来在午睡,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哭声吵醒,准备继续装睡,母亲打来了电话,说,你爸那个老家伙不吃饭了,脾气大得让人害怕,你要不劝劝,我是说不下他了。母亲害怕被父亲听见,独自躲在厨房给我偷偷打电话。我问为啥,母亲说,还能为啥?人家学区说这学期学生要是少于十五个,就把他的学校给撤了,结果前段时间报名,才报了……母亲还没有说完,父亲给驴添草,经过厨房,还是听见了,他故意咳嗽了两声,母亲赶紧把电话挂了。
父亲一辈子是一个犟人,发火了,我跟母亲都害怕,在外面也一样,落下个“犟牛”的绰号。
去年有一次,学区校长跟他谈话,说他年龄大了,早点内退回家,抱孙子。父亲说,我退了倒是清闲了,可那学校的学生娃谁管?况且,我又没孙子。校长给他递了烟,他没接。校长有点不高兴,说,王老师,你退了,我们大不了把学校撤并了,我们学校老师现在很宽裕,不像前几年。校长的意思很明显,不缺你王老师,反而是你太多余。父亲说,撤了,撤了你让指头长的小娃娃每天走六七里山路上学,他们才一二年级,六七岁的憨娃,晴天好办,雨雪天咋弄?那能撑得住吗?再说,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打十几岁起就吃党的供应粮,吃了一辈子,我不到该退的年龄退了,能对得起那些粮食吗?父亲提起桌上的馍袋,黑着脸,愤愤然走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资历,也许是因为他的固执。内退的事,校长再没有提过,撤学校的事情也就暂时搁下了。
一会儿,父亲打过来电话,似乎刚责怪过母亲,语气有些生硬,说,不要听你妈乱说,她啊,一天叽叽喳喳,就知道煽风点火,没一门子正事。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很多事情,他宁可一肩挑了,也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不让母亲跟我提这事,并非把我当外人,而是顾虑到怕我分心。最近县上选聘教育局副局长,我也报名参加了,一边上班,一边备考。他虽然性格倔,但当老师的人,毕竟心细。我只好安慰他,爸,人家学区既然要撤就让撤了,也没几个学生了,你早点退休,还能享点清闲,再说教育布局调整也是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