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一楼角上那间房子一直空着，空了近两个月。

三眼似乎都忘了究竟是谁之前租着这房子，是一个在事业单位兢兢业业满脸疲惫的青年，是一对毛都没长齐已经如胶似漆的小男女，还是一个昼夜颠倒晚出早归的妖艳女人？或许都是，或许都不是，租过这间房子的人，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三眼唯一记得的是这间巴掌大的房，一年四季人就没断过，每月二百元的房租总会准时到账。但最近来租房的人，门都不进，隔窗一瞅，嫌小，嫌贵，或嫌没有光线。租房的人后脚刚出门，三眼边剔牙，边逗弄笼子里的画眉，压低声音嘀咕道，还嫌小，别墅大得很，有钱租去，这么好的房，在城中村莲亭再没，真是不识货。食指一弹，牙签上的一丝肉，飞了。

房子就这么空着。

窗户敞开，我从二楼下来，透过窗，可以看见狭窄的屋里堆满的烂报纸、横摆的破床板、遗弃的旧衣服，还有安家落户的灰尘。以前有人住，我倒没在意，现在空了，突然觉得有些凄凉。打开的窗扇，嘴一样，干巴巴张着，像喉咙里卡住了瓜子皮，咳不出，咽不下。

直到八月底，石榴花谢，紫薇花开，一个年轻女人领着一儿一女住了进去。他们没嫌小，没嫌贵，更没有嫌光线不足，就那样简简单单住下了。到院子提水时，我才看清那女人，三十岁出头，穿一件淡蓝色短袖衫，黑裤子，蝴蝶花凉鞋。头发梳起来，整齐地扎着，两腮泛红（甘肃这一带乡里女人大都有“红二团”，像撕不去的两道标签），鼻尖上绣着几颗细密的雀斑。走路腰略弯，可能跟干农活儿有关，不像城里女人，恨不得把水桶腰拉成笔直的钢丝。她见我提水，点点头，让开了，说，你先打，你要上楼。

那女人住进去后，把破床换了，换成一张大的，在窗口下的墙角，支起锅灶，门口放着一个煤炉。原本不大的房子，这么一占，立脚的地方就和巴掌差不多大了。不过房子里面，她倒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原先油渍溅满的墙面，糊了塑料墙纸，靠床的墙上，贴了碎花墙裙。玻璃擦过，房里变得亮堂温馨了许多。

她是从天水西南路乡过来的，专门租房，供孩子在城里上学。我隔窗说，农村学校教学条件这些年也改善了很多啊，何必舍近求远。她站窗前，在案板上切辣椒，辣椒的辛辣在空气中浮游，刺激着鼻孔。她说，也是形势逼的，村里人把孩子一个个转进城上学了，跟比赛一样，我不转不行啊。她把辣椒放进油锅，刺啦声伴着油点，四处溅开。她提着锅铲，边炒边说，这两年，很多农村人把孩子带到城里念书，家长专门租房，不干别的，就负责做饭、接送孩子，都成了一股风气，跟赶集似的。辣椒炒好，盛进盘子，她接着说，大家觉得乡下的教学条件和质量就是比城里差一截，学生学得再好，也还要老师教得好，于是，每年春秋季开学，我们乡下学生就少一茬，用老师的话形容，他们是杨令公引儿———越引越少。

我想起父亲，一个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初中毕业的他，十八岁起，就一直在我们那里当民办教师，这一教，就是一辈子，他几乎教遍了我们乡的每一所学校，无论村小、完小还是附中。后来有机会转正，却因为档案缺失等原因没转成，再后来转正要考试，他又过了年限，不能参加了。就这样，清贫而忙碌的父亲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在讲台上一站，站了四十多年。

前年，父亲从十里外的一所附中调到了三里外的邻村，一个只有两个年级、二十几个学生的教学点。调动是父亲提出的，他嫌自己老了，身体不好。离家近点，早上去学校，晚上回家，跟四季病兮兮的母亲好有个照应。学区领导也顺水推舟，依了他的想法。反正邻村那么偏远的学校没有一个老师愿意来。

那所学校离镇子远，交通不便，又没有食堂，没有第二个老师，晚上还要一个人睡在宿舍，听空荡荡的校园刮着凛冽的西北风，还要面对屋子四周密密麻麻的孤单、寂寞和恐惧。于是，每学期结束，学区考核后，就将排名最后的那位老师打发来支教，既惩罚了老师，也保证了教学，一箭双雕。那个被打发来支教的老师，极不情愿，又无能为力，带着上坟的心情骑着摩托车来到学校，很是痛苦。后来，听说我父亲主动要去，大家拍手称快。

从那以后，在那段五里长的乡间小路上，一个穿藏蓝色中山装、黑绒面布鞋，戴旧式平顶蓝帽子的老人，半勾着腰，像一个问号，早上踩着露水走了，晚上披着夕阳回了，日复一日，烈日雨雪，除了寒暑假，从未间断过。

父亲在邻村带了一年课后，发现每次开学，学生都会少几个。父亲坐在办公室，等着学生来报名，从中午等到下午，稀稀拉拉来了十几个。到傍晚，倦鸟归来，牛羊下山，也不见另外几个学生。他到村里转了一圈，打听了一番，才知道转学了，转到城里念书去了。背着手弯着腰的父亲边走边自语：转学了，越转越少了，上学期二十二个转走了两个，这学期又是五个，仅剩十五个了，一辈子没教过这么少的学生。他折过身，回到学校，锁上了那扇木门，锁子在门上晃荡着，他衣兜里的那本掉皮的教科书，也晃荡着。

晃啊晃，一学年又晃结束了。麦子黄了一茬，割了一地，摊晒在场院里打碾。学生升了一级，走了一拨，到那所附中上三年级去了。

半个月前，我回了趟家。麦子碾了，铺在院子晾晒，金黄的麦粒在阳光下泛着光芒，这让梨树下捣罐罐茶的父亲显得异常陈旧。打过招呼，我进了屋，父亲没有跟进来。到吃饭时，他还在煮茶，没有多说一句话，透过玻璃窗，我看见父亲盯着门口啄麦子的一只麻雀发呆，忘了驱赶。腿边的电炉上，瓷缸里的茶水吐着泡，扑哧扑哧响着，溢了出来，落在炉盖上，刺啦一声，冒团白气，散了。父亲完全没有觉察到茶溢出来了。直到母亲端着饭碗走过去，喊了一声，他才回过神来。

父亲这是怎么了，变得心事重重。以前，我一回家，父亲在院子忙活，总是隔着窗户跟我拉家常，声音特别洪亮，像讲课一样。这次，他却像变了个人。

吃完饭，父亲掀开门帘，进来了。我看电视，他递来一杯自己煮的茶，茶很酽，我喝了一口，苦。父亲提了板凳，坐我对面，手心里揉着几粒带壳的麦子，说，你消息比我灵通，问你个事，听说省上有个教育布局调整啥的，要把人数少的学校撤了，真的吗？我想了一会儿，点点头，好像听说有这回事。父亲“哦”了一声，起身到柜子前开始整理那些教科书。他又说，还有一个多礼拜就开学了。他像在对我说，又似乎自言自语。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心事。我看见他戴了好多年的蓝帽子下，雪一样的白头发，忽然飘飘洒洒落了下来。

那女人每天一早，都会把院子扫一遍，好像院子是她家的，当然，这省了三眼的事，他倒是高兴。然后，她把小女儿送到尚义巷一家私人幼儿园，上大班。刚开始，那孩子死活不去，大声哭闹着，把莲亭都吵得心神不宁，后来渐渐习惯了，八点多，背个不协调的大书包，像背着半块磨盘，一巅一巅，上学去了。儿子上三年级，在附近小学，十分钟就走到，她很少送。送完女儿，似乎就消闲了，提个凳子，坐门口，绣十字绣。她身后的煤炉上熬着一砂锅中药，黑色的药水咕嘟咕嘟，冒着泡，药味在早晨的空气里四处游窜。

三眼在院子给鸟添水，皱巴巴的老脸，糊满睡意。三眼一年四季什么活儿也不干，整天遛他那只鸟，每月全靠一千多元的房租过日子。他老伴儿早死了，一个女儿也嫁了，生活对于他来说，真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女人给三眼说，她家里五口人，他们两口子，两个孩子，还有一个阿公，带孩子进城，阿公不同意，说她避清闲，她一走，地里的活全是他老汉一人的，是想要他的一把命。但她执意要进城，阿公也没辙，况且儿媳妇是为了孙子，他就是有理也得收着。她男人麦子一收，便打工去了，即使在，说话也不顶事，他只知道挣钱，孩子的事一分心也不操。她还说，给儿子在城里报个名真难，人托人，花了钱，送了情，结果被托的人调走了，后来又找到一个两辈人不来往的远亲戚，送了两条猪腿、一万元，总算把事办成了，孩子勉强进了所很普通的小学。那中间受的气、看的脸色，一言难尽。有次在镇上托人请吃饭，那人带着一帮朋友，饭后，其他人都走了，留下其中一个马姓朋友，面红耳赤，酒气熏天。她收拾着桌上剩残的烟酒，没注意，一双大手从她腰际拦过去，将她卡入怀里，她回头一看，是那姓马的。本想挣脱，一只手又塞进了衣领，抓住了她的奶。姓马的醉眼迷离，脚下踉跄，嘟囔着，今晚你留下，你那孩子转学的事，包我身上。她摇着头，挣扎着，说不行不行。但手越卡越紧，她一低头，在姓马的胳膊上咬了一口。姓马的大叫一声，松开了胳膊，她趁机跑掉了。第二天，那人发来短信说，你不够意思。自然，事情没有办成，饭白吃了，钱白花了。她憋着一肚子气，眼泪汪汪的，不知该给谁说。

三眼敞着汗衫，露着白腻的肚皮，撮起豁牙的嘴，对着画眉打几个口哨，逗一逗，说，还是你们乡里好，吃喝不要钱，哪像我们城里人，除了呼吸空气放屁不要钱，再啥都花钱。三眼带着小市民那种油滑轻蔑的腔调，说了一串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女人停下手里的针，在膝盖上抹抹掌心的汗，说，还是城里好，要啥有啥，看得人眼花，孩子上学，怎么着都方便，不像我们，跟讨饭的一样，进城来租房子，供给娃娃，你说这娃娃学习好些，我们还心安，要是差的捞不上手，真就亏死人了，我回去脸都没地搁。人各有命，富贵在天，狗各有命，富贵在种，操那么多闲心干啥，把自己过好就行了。三眼提着鸟笼，哼着跑调的秦腔，出门了。

女人再没搭话，也不知如何搭话，起身换了炉子里一颗奄奄一息的蜂窝煤。

一天的时间，她给两个孩子做中午、晚上两顿饭，一送一接上幼儿园的女儿，基本就闲了。不比乡下，洗衣、喂猪、喂鸡、烙馍、烧炕、下地、赶集，一天总是忙忙乱乱，有点空当，还要串串门。在这里，没有随意进出的门可串，一院人，各过各的日子，照面了，点个头，再无瓜葛。

晚上，她督促两个孩子写作业，一个趴左边床上，一个右边，她坐中间，隔开，两个在一起总是打架。孩子写一会儿，分神，一个抠铅笔头，一个开始打盹儿，她一人一巴掌，骂开了：两个喂狼的，我背上一身骂，花了冤枉钱，把你们带进城，上个好学校，为的让你们以后出人头地，我图啥呢，我受的罪谁晓得，还说我躲清闲来了，不要你们两个累赘，我到外面啥地方混不了一口饭。她骂着，似有说不出的委屈，眼泪花儿开始打漂了。

毕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四处野惯了，一到中午，楼上楼下跑，儿子捣蛋，女儿跟着乱转。经常掀开门帘，瞅瞅这家，贴着窗子，看看那家。有一次，兄妹俩拿根竹棍捣三眼的画眉，直戳得鸟乱叫。三眼冲出门，大吼一声，干啥！两个孩子竹棍一扔，踢踢踏踏跑下楼了。三眼站二楼角上，气哄哄地说，把你两个碎鬼咋看着呢，刚才用棍子往死戳我的鸟，真没教养，再这么捣蛋害人，就换个地方去住。那女人一听，自家孩子闯了祸，忙上去道歉。刚一下楼，哇一声，两个孩子尖细的哭声，一瞬间撕裂开了。

我本来在午睡，结果被突如其来的哭声吵醒，准备继续装睡，母亲打来了电话，说，你爸那个老家伙不吃饭了，脾气大得让人害怕，你要不劝劝，我是说不下他了。母亲害怕被父亲听见，独自躲在厨房给我偷偷打电话。我问为啥，母亲说，还能为啥？人家学区说这学期学生要是少于十五个，就把他的学校给撤了，结果前段时间报名，才报了……母亲还没有说完，父亲给驴添草，经过厨房，还是听见了，他故意咳嗽了两声，母亲赶紧把电话挂了。

父亲一辈子是一个犟人，发火了，我跟母亲都害怕，在外面也一样，落下个“犟牛”的绰号。

去年有一次，学区校长跟他谈话，说他年龄大了，早点内退回家，抱孙子。父亲说，我退了倒是清闲了，可那学校的学生娃谁管？况且，我又没孙子。校长给他递了烟，他没接。校长有点不高兴，说，王老师，你退了，我们大不了把学校撤并了，我们学校老师现在很宽裕，不像前几年。校长的意思很明显，不缺你王老师，反而是你太多余。父亲说，撤了，撤了你让指头长的小娃娃每天走六七里山路上学，他们才一二年级，六七岁的憨娃，晴天好办，雨雪天咋弄？那能撑得住吗？再说，我当了一辈子老师，打十几岁起就吃党的供应粮，吃了一辈子，我不到该退的年龄退了，能对得起那些粮食吗？父亲提起桌上的馍袋，黑着脸，愤愤然走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资历，也许是因为他的固执。内退的事，校长再没有提过，撤学校的事情也就暂时搁下了。

一会儿，父亲打过来电话，似乎刚责怪过母亲，语气有些生硬，说，不要听你妈乱说，她啊，一天叽叽喳喳，就知道煽风点火，没一门子正事。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很多事情，他宁可一肩挑了，也不给别人添麻烦。他不让母亲跟我提这事，并非把我当外人，而是顾虑到怕我分心。最近县上选聘教育局副局长，我也报名参加了，一边上班，一边备考。他虽然性格倔，但当老师的人，毕竟心细。我只好安慰他，爸，人家学区既然要撤就让撤了，也没几个学生了，你早点退休，还能享点清闲，再说教育布局调整也是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