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姚君

他曾是震惊文坛的才子，却为何选择成为炮制火爆畅销书的作坊主，如果金钱不是唯一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牵引着“姚君”走向“海伦娜”？故事从葬礼写起，讲述的不仅是一个传奇作家的生与死，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往事。

刚起床，接到姚君的电话。

说话的却不是姚君，而是一个陌生人。

陌生人说，他是姚君的儿子，他爸爸凌晨两点钟走了，后天举行告别仪式，想让我到时候去讲几句。没作任何犹豫，我一口就推了。且不说我昨天刚到珠海出差，要五天后才回成都，即使我在成都，又代表谁讲呢？代表组织吗？那还轮不到我，代表个人，又实在无话可说。

然而，洗过脸，吃过早饭，我仿佛才明白了事情的核心。核心不是我要不要去讲什么，而是姚君死了。半个月前我还见到他，他和他的一帮大学同学聚会，把我也叫上了，其间，他跟人说起，再过十余天，要去光雾山看红叶。在他同学当中，姚君的确显老，干瘦，暗淡，刮得精光的头皮上也叠着皱纹。老是老，却很精神，很昂扬，那之后也没听说他生病，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禁不住怀疑起那个电话的真实性。

近些年来，我身边的熟人时兴拿死亡开玩笑，深更半夜，给关系好的发微信，说：“很惭愧，我今天死了。算了算我消耗的粮食，本该为社会再做些贡献才死，可最近老感觉鼻子痒，不如死了算了。”有的是把自己的手机递给旁人，让其装扮成自己的某个亲人，给他最要紧的几个朋友打电话去，说某日某时某刻，机主不幸逝世，现停在哪家殡仪馆，准备哪天火化。

我接的这个电话，会不会同样是恶作剧？

我习惯从声音去揣度人的长相，听起来，对方长着一张大脸，鼻子壮实，但不挺拔，个子在一米七二到一米七五之间，偏胖，走路微微向左倾斜。而这人是不是姚君的儿子，我不知道。我从没见过他儿子。

可怀疑是短暂的。照样是对方的声音告诉我的。恶作剧用的都是假声，即便打电话的跟接电话的并不认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也要挤着嗓子眼说话，而这并不难分辨。更关键的还在于，我听到的声音像成熟的果子，外表红润、光亮、顺滑；也就是说，我听不出悲伤。父亲死了，母亲早就死了，作为独子，要跑前跑后地料理，不把悲伤露出来，才是应该的样子。要是假的，会把全部精力用来演绎悲伤，让悲伤能滴出水，让机主的朋友相信。

是的，这类操作都是做给朋友，否则就失去了戏剧效果。但我和姚君算不上朋友。他比我年长许多，我们的交往很晚，联系断断续续，总共加起来，也只有不多的几次；见面更少，半个月前他叫上我，算是见了，却是因为有事情跟我说。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想让我推荐到一家大刊去，我推荐了，人家三天就回话了，说：“鉴于姚君以前的名声，很希望发他的作品，可这作品太烂了。他的笔坏了。早就坏了。不是坏了，是朽了，朽木造不出房子，即使造出来，也没人敢靠近，更别说住进去过日子。而且观念那么老土！整个就是长袍马褂，只差没拖根辫子。笔朽了还可说只是椽子朽了，观念朽了就是柱子朽了。”

回话的编辑比我更年轻些，我根本没想到他竟然知道姚君。这时候他才告诉我，中学时代，他就崇拜姚君，可当他大学毕业进了杂志社，姚君就不再跟刊物打交道了。他还想办法联系过，得到的回音，不是姚君给的，是江湖给的。姚君就像《笑傲江湖》里的林平之，堕落了。自甘堕落。所有的堕落其实都是自甘堕落。这部不堪卒读的小说，就是姚君多年来自甘堕落的明证。

他倒是说得酣畅淋漓，我却不能原样转给姚君。

我想的是，等一段时间，再找机会委婉地告诉他。

没想到他死了。

要讲述一个死去的人，你没法不心软。他没有抗辩能力了。他生前的怪癖、私心、沉沦……只要不是十恶不赦，因为死亡的一了百了，都获得了原谅。这是悼词和墓志铭都说好话的原因。对姚君，我可以啥都不说，但奇怪的是，当我明白他确实不在了，竟感觉到有一种冰凉的寂静，丝丝缕缕地拂过我的身体。

我似乎很怀念他。

是的，就是怀念。

虽然我知道，我是在怀念一个不值得怀念的人。

跟姚君认识得晚，但很早以前，他的名字就装进了耳朵里。

当年，我在成都念大学，成都有本文学刊物，名叫《峨嵋》，编辑部在红星路85号，对如我这般热爱文学的中文系学生来说，成都别的街道都不存在，只有一个红星路，红星路上别的门牌都如同虚设，只有85号才金光闪闪。我们写了稿子，就往那里投。都被退了回来。退稿单多数是铅印，偶尔也有手写，谁收到手写的，就当成荣耀，在同学间传看。啊，这个编辑的字真好！其实根本不好，一笔一画像长着小脚，勾腰驼背地向前赶路。但也真有好的，每个字都如枝头上展翅欲飞的鸟，虽还在动与静的边界，却能听见风声，看见滑翔。

那个写字好的编辑，名叫庞天富。

庞天富不仅字好，话也好：“读你的作品，恍惚间以为是在读海明威；这是前半部，后半部就软了，就是你吴小光了。”

吴小光就是我。

收到这封信，感觉爬楼梯时并没迈步，却眨眼间就到了七楼，如果我们住在一百楼，爬上去也并不费什么力气。他告诉我一个信息，只要我后半部也硬起来，就不仅能发表作品，成为作家，还可以成为大作家。

某个周三的午后，一个同学找到我，说今下午没课，你带我去个地方吧。我问去哪，他说去《峨嵋》编辑部，找下庞天富。然后眼巴巴地望着我。他分明是在求我，像庞天富给我回了那封信，我在庞天富心里就非比寻常，他就会对我另眼相看，其实，他就回了那一封手书的退稿信，之前之后的，都是铅印。但我想，既然同学想去见他，我何不如跟着去。我一个人是不敢去的。自己热爱的事，就会把那件事的远处，想象成一座殿堂，殿堂里气象森严，紫雾缭绕，因而神圣，因而不敢靠近。同学求我带他去，实则是他带着我。

红星路在市中心，骑自行车去需半个钟头。很容易就找到85号，房檐低矮，门的正中，立着一根大圆柱子，这样看去，门不像门，而像两扇窗子；那柱子上悬着一块匾，烫金的隶书体，写着“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右边墙上，挂着“《峨嵋》编辑部”，左边是啥，没注意。我们在门外慌忙下车，向守门的老人请示，他朝里挥挥手，我们便推着车进去，轻手轻脚，连话也不敢说，要说什么，就用眼睛说。我们知道，在这个大院里，住着沙汀、艾芜、周克芹……“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这两句诗，在那一刻是深刻地理解了。

大院里只有一幢楼，墙体很新，连易挂灰的褶皱处，也没来得及沾上灰尘。《峨嵋》编辑部在三楼上，经人指点，知庞天富在302。酷暑天，门开着，见里面一个长头发的中年男人，笼着汗衫，穿着短裤，趿双拖鞋，脸朝窗口，侧身而坐，窗台上一台电扇，对着他吹，头发便如河中水草，逆向游弋。我感觉手上被烫了一下，定是从他头发上飞来的汗珠。同学咳了一声，但里面的人纹丝不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一沾，又翻过一页放于膝头的稿子。桌上，窗台上，都摞着稿子，有的拆开了，多数还没拆，信封黄的白的，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无不是鼓鼓囊囊的，像有说不完的话。但我看见的，不是稿子，也不是稿子上的话，而是一颗颗跳动的心。想到自己的心也曾挤在它们中间，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装咳不管用，同学便敲门。

敲了五声，那人才转过头。

“我们找庞老师。”同学说。

那人把稿子往桌上一丢，厉声呵斥：“进来就是嘛，敲啥子门？”

这究竟是欢迎还是拒绝？

两人怯生生地蹭进去，同学马上介绍我：“庞老师，这是吴小光。”庞天富茫然。同学又说：“就是你表扬他的小说像海明威的那个。”庞天富还是茫然。这弄得我很是尴尬，只好自己补充，说我的那个小说，写一只岩鹰的前世今生，庞老师在我稿子上画了几道红线。他把大得近乎庞大的头颅朝后仰，眼睛翻上去，哦了一声，双手一拍，说想起来了，接着问：“你知道我画那几道红线的意思吗？”

我摇摇头。

的确不知道。红线上面不过是几个地名。

他说：“那几个地方是姚君写到过的！”

原来如此。

我知道姚君，倒不是从这里，而是念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只是没想到，自己小说中的几个地名，会在一个编辑的眼里跟他联系起来。

“你是姚君的家乡人吗？”

我说是的。

“认识他吗？”

我又摇头。

认不认识不要紧，只要是跟姚君有关系的人就好。这时候，庞天富不仅笑容满面，还笑得很率真，仿佛因为姚君的缘故，我们就已经成了老相识。他请我们坐。屋里没多余的凳子，地上到处堆着书，总不能坐在书上。他说没关系，书可以用来读，也可以用来坐，捧在手上和垫在屁股底下，只要是好书，都一样尊贵。于是我们就在书上坐下了。他轮着眼睛，四处瞅，也不知找啥，最后终于在墙角的乱书堆里，扒拉出一个脱了瓷的盅子，嘬了嘴，噗噗地吹，吹掉在里面安家落户生儿育女的灰尘，再从竹壳暖水瓶里倒了半盅水进去。水无丝丝儿热气，也不知是哪天的。“喝！”他对我们说。尾音未落，就又说起了姚君。

“那是个大才子。”他说。

说的时候晃着脖子，表明那真是个大才子，是拿他没有任何办法的大才子。

三年前，《峨嵋》约姚君一篇小说，七月份约，九月份发，《峨嵋》是双月刊，也就是下一期发，而且给他留的版面是六万字。姚君慢条斯理地答应了。八天过后，他打电话来，说写好了。整个编辑部都很兴奋。姚君是快手，这都知道，但没想到快得像风。为表示郑重和尊重，不是让姚君把稿子寄来，而是去他家取。那些年对名家的稿子都这样，稍晚几年，陈忠实写了《白鹿原》，也不是寄，而是编辑去取。姚君的家，也就是我老家，在东轩市，从成都过去，火车不能直达，要从重庆绕，成都到重庆，十二个钟头，重庆到东轩，八个钟头，转车再一耽搁，差不多就是一天一夜。因姚君发在《峨嵋》的小说都是庞天富责编，两人又都有些放浪形骸，彼此没有拘束，以前就是派庞天富去取，这次还是派他去。

接到姚君电话的当天上午，庞天富就出发了。

次日早上，姚君在火车站把他接住，先在车站附近，吃了东轩名吃牛肉格格、麻辣鸡翅和豆腐稀饭，再搭公交车去姚君家。他家在市中心，距城西的火车站有六七里地。车刚启动，庞天富说：“我就不等你邀请，准备在你家吃了午饭再走。也不是赖你的饭，主要是想念三妹的厨艺了。”

三妹是姚君的老婆，名叫林惠风。三妹是她小名，姚君这样叫，姚君的朋友也这样叫，后来大家都这样叫，连新闻媒体也这样称呼。人长得好，性格也好，还烧得一手好菜。总之，说到三妹，首先就想到“好”这个字。

听庞天富那样说，姚君悠悠闲闲摸出一支烟来点上。那时候，在东轩的公交车上还可以抽烟。抽了几口烟，他才疑惑地问：“往哪里走？”

轮到庞天富疑惑了。

“当然是背着你的大作回成都啊。”他说。说着拍了拍身上的挎包，是上庙子用的那种土黄色布包；包的两面，都写了个大大的“佛”字。

姚君哧了一声：“才写三万字呢。”

庞天富嘴巴一张，接着眼睛一顿。就那么张着、顿着。

“你这不是耍我吗？”他终于说。

姚君照旧是不紧不慢地抽着烟：“不是耍你，是请你耍。”

原来，庞天富前几次来取稿子，都走得匆忙，没能在东轩好好玩，姚君很为他惋惜。东轩虽不像成都移步换景，却也自有旖旎。傍城而过的清溪河，水面宽阔，波光乱眼，河上的渔夫，把网撒出去，网随风开放，开成满月，没入水中，过些时候拎起来，淋漓的网坠子，把船板碰得叮当响，出水的鱼，把船板打得砰砰响，单是站在河岸，听那响声，也能听出一种表功、一种挣扎、一种命运。城背后是凤凰山，古旧的栈道两旁，密林修箐，泉水石出，轻风过处，如鸣佩环。千余年前，元稹被贬，来这里做司马，四年里，不仅写出众多诗篇，还政声卓著，他离任时，百姓扶老携幼，登上凤凰山顶，望着他的小船消失在天尽头。现在上去，不仅能把整个东轩城尽收眼底，还能望见元稹远去的背影。

然而，你说这些，与他庞天富有什么关系？他又不像你姚君，姚君是东轩文化局的专业作家，身体和时间，都由自己做主，而《峨嵋》编辑部是点卯上班，就是不点卯，三两天不处理稿子，稿子就淹了脖子，哪能一走七八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