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兰试花

一场场煤矿安全事故让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母亲失去儿子。失去至亲的女人们抱团取暖，抵抗寒意。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煤矿往事，尘封的记忆和深眠的魂灵一样，一旦苏醒，皆是血泪沉冤。写好一个煤矿就是写好一群人、一座城市，也是写好一段历史。

一

老庙煤矿一号井矿灯房门前有三棵玉兰树。

玉兰树是春寒料峭时节矿里绿化队来人栽下的，原先，绿化工人是准备栽法国梧桐的，矿灯班的班长朱金莲不同意：“中国人种什么法国树，要种就种中国松。”

当天，绿化队的板车里没有中国松，倒有十来株灰粗杆的玉兰树，矿灯班的人勉强认领了它们，挖坑栽下后，一转月就活了，它不娇气，远没有它宝气四溢的名字那么金贵。

当时，共种下五棵，最后只活下了三棵。

朱金莲说一棵是被宋小春哭死的，那时，宋小春一想到自己丈夫折了的伤心事，就趁着没人扶着树干悄声地哭上一场，还把眼泪鼻涕都抹在树干上。“眼泪不善哩，树哪经得起她这见天见夜的折腾。”朱金莲一见宋小春在哭就会白她一眼，并会对小春说些“我命由我不由天，哭顶个屁用”之类的话，说得宋小春只得收敛她潮湿的哭脸，低着头走向矿灯房的内屋。

还有一棵，陈菲菲坚持说是我尿尿烧死的，陈菲菲说我是死心眼，总是逮着一棵树去尿，“童子尿是药，树天天吃药，那还不得死？”那时的我才六岁，刚随母亲从老家来到老庙煤矿，还没有上学，没上学也没处去，只得跟着好哭的妈——宋小春来矿灯房“上班”了。

朱金莲让我叫她“大娘”，朱金莲的名字是后来才知道的，她大概是淮河以北人吧，口音侉得很，吃饭叫“剋饭”，喝茶叫“喝汤”。她有一副高高大大的身板，大手大脚，红中泛紫的大脸盘上有一双铃铛似的大眼，阔嘴高鼻梁，她总是喜欢穿一双矿上发的翻毛牛皮鞋，走起路来哒哒地响。

陈菲菲让我叫她“姐姐”，妈初始让我叫她“菲菲姨”，她死活不同意：“只叫姐，姨什么姨，还愚公移山呢。”我当然不知道什么是愚公移山，不让叫姨我就不叫，就叫她姐。

大娘一听我叫陈菲菲“姐”，就哈哈哈地大笑，“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姐笑吟吟地向大娘扮鬼脸，一边用拖把拖着地，一边扭着屁股说：“就是姐就是姐！气死你。翠儿叫姐，给你大白兔吃。”一听有大白兔奶糖吃，我自然屁颠颠地跑到她身边，拉着她的蓝色工装衣角，“姐，姐”大叫着，姐那漂亮的眉梢就似喜鹊尾一样上扬了起来，她的长发在她俯下身时，弄痒了我的额头和颈子，蚂蚁咬一样，她会亲我一口，拖着长声地答了一句“哎哎”。

如果，这会儿有矿工来取矿灯或交矿灯，就会有些白脸叔叔和黑脸叔叔起哄说：“翠儿，叫我姐夫，我给你买肉包子吃。”我嘴甜地叫了几声，惹得那群汉子哈哈哈大笑起来，她急忙抄起洗矿灯池里的塑料水瓢，舀起一瓢水向窗外的那群人泼去，窗外那群人四散而去，但没过一会儿又湿漉漉围过来，“叫姐夫，叫姐夫”闹着，这群人中少不了海佬吴和山豹王他俩。

姐这时满脸彤红，鼻尖上急出小汗珠来，转脸皱着快哭的眉头望向大娘：“班长，你看——”

大娘笑哈哈扫一眼窗外，把手里抹布在矿灯案台上“叭叭”抽了两下，发出惊堂木的声音。她收起脸上的笑容，对着窗外的汉子们大声说：“下井的快去屋头晒晒太阳，上井的快去澡堂泡泡澡，再过一会儿，太阳下山了，水也洗臭了，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散了，都散了。”

众人都听她的话，交灯，领灯完毕，分头四散而去。

矿工们走后，大娘会责备姐：“你看你，他们说就让他们说，会说掉你一块肉呀，说句玩笑话儿真能急上眼，还上泼水了，这要是冬天，他们不得冻感冒了，你真冒傻气。”

姐剜了大娘一眼，扭身去和妈一起擦灯去，小声对妈说：“她就会向着他们，好像他们都是她家里表叔二大爷亲戚似的。”

妈只是嘴角咧咧，算是笑笑，也算是接了话。上班不久的妈总是小心翼翼的，生怕惹出什么乱子。

发矿灯是姐的活，收灯是妈的活。大娘只是负责发灯牌，收灯牌。这种分工大概是她仨约定了事，各自干各自的。

干完这些活，姐和妈去洗矿灯池前洗灯，洗那些从井下带回来沾有汗水和煤泥的脏矿灯。这会儿，大娘就会从抽屉里取一支烟和火柴，坐在矿灯房门口的长椅上，抽起香烟来，望着副井旋转的天轮，仿佛陷入了沉思。她把烟抽得很慢，但是，她一口吸得很多，一支烟三五口就抽完了。每次她深吸一口，然后把烟含在嘴里，再慢慢地吐，就像我老家的老灶台。魁梧的她坐在那里，吐着烟，一口烟会被她吐得很悠长，丝丝缕缕的，有时以为她口中烟吐完了，她却一抬头嘴唇轻启，又一缕烟淡淡地从口中和鼻孔飘出。她在矿灯牌架上没有灯牌时，才会扔了烟屁股，走过来对姐和妈说：“你俩歇着去，俺来”。说完卷起袖子，露出粗藕般的手臂，双手插进水池的水里，三下五除二地把小山似的脏矿灯洗了。

妈会在一旁用干抹布把矿灯上的水渍抹干，再把矿灯一一地送上矿灯充电架充电。大娘这会儿对妈说：“小春，你去看翠儿去，这里没你事。”

妈只是低头笑一笑，埋头干活，低头间偶尔会轻轻地说：“有她姐看着呢。”

“她呀，自己还没长大哩。”大娘嗔声。

“哎，哎，我就长不大。”姐领我去食堂讨淘米水，回来浇她养的十几盆花，出门也不忘回头怼上一嘴，姐的马尾辫一颠一颠的，好看得很。

大娘回她：“长不大，精怪”。

后来，我就叫陈菲菲为“精怪姐”了。

每个下井的矿工都有一个矿灯牌，长方形铝片，上面刻着人名、队名和班名，铝片头打了孔，人名用红漆描过，醒目得很。矿工下井前取完灯，灯牌挂在矿灯牌架上，证明他下井了，上井后交完矿灯，取走他的灯牌，说明他已上井——这灯牌其实也是报平安牌。

姐教我数数，就是从数矿灯牌开始的，我数架上的灯牌是二百二十三个。

大娘说：“翠儿数得不对。”

妈也说：“不对。”

我问姐，姐姐见她俩这样说，就悄声：“不对。”

她仨好像都在逗我玩。

这就让我糊涂了起来，接着再仰头数，还是二百二十三个，翻来覆去数了大半个上午，还是那个数，于是我就委屈地大哭起来，因为数错了就得不到姐奖励的大白兔糖了。

姐见我哭了，就把我抱起来朝里屋去，姐的包就挂在里屋墙上。那是一只橘黄色圆形桶状包，是一种塑料材料制成的，上面印着“上海”两字，还有高楼图案。这些当然不是我要关注的，我关注的是包里装着的大白兔奶糖。姐把一捧大白兔糖放在我手掌上，边帮我擦眼泪边说：“你是对的，没数错。”

妈也跟过来：“没错，没错，你数的是对的，别哭了。”说完，妈的鼻翼就有些抽动起来，我知道她见不得我哭，便急忙刹住了哭腔。

大娘走过来看看我，叹了一口气，从口袋掏出一枚矿灯牌递给我：“翠儿，别哭了。来，来，给你个灯牌玩。”

我接过她递来的矿灯牌，一把攥在手心里，好似怕她后悔要回去。回家后，我才看那牌上写的是20号，姓名三个字，我不认识，让妈认。妈只是流泪，没说话。后面刻的班组字，我也不认识，但不敢问妈了。

当晚，妈哄我睡觉时，劝我把灯牌还给大娘，她说：“这灯牌是你大爹的。”

大爹是谁呀？妈没告诉我。灯牌就算是大爹的我也不打算还她，我想一直珍藏在自己的枕头里。

妈看我不还矿灯牌，就叹了口气，在箱子里拿出一枚相似的矿灯牌给我：“翠，这是你爸的，大娘的东西你要还人家。”我把爸的灯牌握在手里，没有看妈的表情，合上眼一下就睡着了。在梦里，我朝不远处的爸爸奔跑，两个灯牌在胸前发出清脆悦耳的铃铛声。

自从知道爸爸折在井下后，我就暗下决心要当保护妈妈的男子汉。我虽然是个女孩，我想等到自己长到和姐那样高时就会变成男孩的。我从不惹妈生气，我知道妈扶着玉兰树悄悄地哭，就是想爸爸了。

窗外白玉兰树刚栽下去，大娘说玉兰树要过三年才会开花。此时，它枝杆茁壮，绿叶肥厚，怎么看怎么不像是能开花的树。

栽树那年应该是1991年，前一年1990年是马年。后来我才知道马年是个灾年，那年秋天，老庙煤矿发生了特大矿难，共牺牲了七位矿工，我爸爸位列其中。

二

我妈宋小春是顶替我爸的岗，来到老庙煤矿当矿灯房女工的，待我长到十八岁，也可以到煤矿上班当工人。

这是矿上的规定，也是当时的优抚政策。每个牺牲矿工的家属可到矿上上班当工人，不过，女性不能超过三十五岁。妈那年三十二岁，她带着我离开了水乡泽国来到了这皖南山区老庙煤矿，算是公家人了。

舅舅的小船在薄雾里划着，把我和妈送到去城里的渡口时，妈伏在乌篷船帮上抽泣，舍不得离开水乡到陌生的地方去。村里送行的人们劝说道：“别哭了，都当工人了，还哭个么子……”仿佛，当了工人，日子就有盼头，爸爸就会回来似的。

我一开始不太喜欢这个叫“老庙煤矿”的地方。

这里的山水没有我家乡的美，四周虽有丘陵和高山，但望山跑死马，我们没去过。

近处有两座黑色的山，比不上我家乡的四顶山，四顶山四季绿色，各种花不分季节比着赛地开，这两座黑山寸草不生，只是黑着脸，仿佛谁欠它钱没还似的。

这两座山一座叫煤山，一座叫矸石山。

煤山不高，每天在长，也每天都在消瘦，长的是矿井里向煤山吐出的煤，消的是运煤汽车把煤运去城里什么地方去了，听说去炼钢，后来才知道，老庙煤矿的煤炭燃点低，只适合给水泥厂和民用。矸石没人要，那时没人去开发它，就任凭它天天地向空中长去。圆锥形的矸石山，好像一座巨大的坟茔。

矿山其他地方也是黑乎乎的，如果刮大风，煤山和矸石山上的浮煤四处飞扬。一天下来，人总会满鼻子满眼都是黑煤，当然，头发里和耳朵眼也塞满了煤灰，辫子自然也会结死结。我让妈帮我剃个平头，男孩子的那种，妈不同意，姐也不同意。如果我剃了平头，姐的编辫子技能就无处发挥了，她每天都会把妈给我编好的辫子打散，重新梳好，然后扎出不同样式的辫子，每天不同样儿。有一次她在我头上辫了十二根细辫子，说这是“古兰丹姆”新疆辫，还说下次给我买个新疆小花帽戴上，我就是电影里的小古兰丹姆了。

谁是古兰丹姆我不知道，只知道见到我的阿姨叔叔们都说我漂亮，像一部电影里的什么人，我很受用，从此不提剃平头的事了。那天，她还带我到卷扬房、压风机房给那里的女工阿姨看，把我当成她的精湛的工艺品展示。妈美美地笑，大娘也笑，不过她不忘怼姐：“看，看把你能得不行……”

这里也没有家乡的大湖，听说翻过大乌木山有一条叫长江的大江。近处只有小山塘，看着这些小山塘，我心里想，小澡盆的水池不够我游的。

当然，我最不喜欢的是在这里少有玩伴，仅有七八个没有上学的矿区孩子，还欺生！一次他们和我玩斗鸡，那群孩子没有一个斗过我的，于是他们就不按规矩出招，把我推倒在地。接着他们四哄而散，站在远处唱着自编的童谣：“一吆喊，二吆喊，没爹的孩子吃饭没有勺，没爹的孩子拉屎不用纸……”

我躺在地上，不愿起来，呆呆地望着蓝天和白云。我看见一群鸟排成人字形向南飞去，一只落单的鸟在歪歪斜斜地追赶，刹时觉得脸上如蚯蚓般缓缓地爬出两行热泪，不知是为那只鸟还是为自己，我伤心地大哭一场。半晌，爬起身来，向煤山和向矸石山爬去。

我每天只能去妈妈的矿灯房“上班”。到这里“上班”也要注意躲着区长和矿领导，他们说矿灯房是矿山的“安全重地”，不允许有小孩到这里。有一次，大娘就怼那个结巴区长说：“你一号井也没有幼儿院，孩子小，放哪儿？你说说，俺看赶明儿送你家去合适得很，这可中？”

结巴区长涨红脸，抖着嘴唇半天才开口：“随……随……你的……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