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周边外交  周边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  三大全球倡议  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在中国整体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始终处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2013年10月，党中央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新征程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自身发展促进周边发展，同地区国家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日益夯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落地生根，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蒙古国等国家就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发表行动计划、联合声明或达成重要共识，同中亚五国在双边层面实现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推进，中国同湄公河五国和中亚五国宣布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平台，以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指引，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日益夯实。

第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平台，携手打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示范区，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迎来加速发展新势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巴经济走廊、中马“两国双园”等一大批项目形成示范效应，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相继正式通车。中俄蒙加快三国经济走廊建设、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中越跨境铁路、中蒙跨境铁路、中新陆海新通道、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取得重要进展。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韩国等周边国家分别位居第2、5、6、9、12、13、14、15、20位；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俄罗斯和老挝等周边国家分别位居第4、9、14、15、17、18、20位。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十位中，周边国家占了8个。[1]中国是周边18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22年，中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总额达2.64万亿美元，占中国全球贸易总额的41.9%。[2]中国与周边国家积极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丰硕合作成果。

第二，以全球安全倡议为战略引领，携手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塑造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周边安全环境方面不断取得新成效。全球安全倡议在周边持续落地，并被写入中国与俄罗斯、越南、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以及中亚五国的政府联合声明中。中国积极支持和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架构，以协商一致、包容性和舒适度为特征的“东盟方式”，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安全对话与合作。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不断提高，高层往来频密，同东盟国家一起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持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成果丰硕，召开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有力维护了地区安全和稳定。中日两国重新确认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重启。中国和印度就加强战略沟通，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达成共识。在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上，中国积极斡旋缅北和平，推动冲突各方开展多轮和谈，支持阿富汗包容建政、和平重建，持之以恒致力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支持在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框架下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通过澜湄合作专项基金实施相关合作项目，努力打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与相关国家携手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地区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挑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与周边国家同心抗疫、共克时艰，生动诠释了命运共同体精神。与此同时，在数据安全领域，中国与中亚五国携手提出《“中国+中亚五国”数据安全合作倡议》，积极推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周边地区先行起步。

第三，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战略引领，携手打造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营造共同繁荣、清洁美丽的周边发展环境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全球发展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周边国家的广泛积极响应。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发布的《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关于建交30周年的联合声明》《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等，均对全球发展倡议表示认同和欢迎。2022年1月，“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正式成立，周边国家成为该小组主要成员。同年6月，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等周边国家领导人应邀参加。在区域合作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生效和升级扩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谈判实质性完成，力争2025年签署升级议定书。中国连续15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东盟连续4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方提出六大重点方向，推出六项惠湄举措，不断提升澜湄次区域合作水平。2024年，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启动运行，上海合作组织打造“上合组织+”新平台，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稳步推进。中国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主动对标相关规则推进国内改革。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设备等方面开展绿色项目合作，深化在海洋塑料垃圾、大气污染治理、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的共识与合作，促进周边地区可持续发展。

第四，以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携手打造全球文明倡议首善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文明互鉴、开放包容的周边人文交流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2019年5月，以“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周边国家积极参与，共同传承弘扬文明成果，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中国秉持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中国在周边国家开设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面向周边国家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各类高校和专业奖学金名额，为留学生往来提供便利条件。以举办“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等一系列活动为契机，促进文化、旅游、培训、青年等领域深入交流。与多国合作举办文物进出境展览，在乌兹别克斯坦、柬埔寨等国联合开展文物古迹保护和修复，实施“文化丝路”计划，发挥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旅游城市联盟等在推动亚洲价值观认同方面的作用。

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新形势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方面，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中心，博弈对抗性上升，阵营对立加剧，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点增多；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技术主导的新产业生态可能出现分叉，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引发新的地缘经济之争；全球性挑战依然严峻，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使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变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另一方面，“全球南方”全方位崛起，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成为影响全球治理走向的重要变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一特征，在中国周边地区也有明显体现，使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面临新形势。

首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加快推进“印太战略”，积极打造地区同盟体系，给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带来更加严峻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在中国周边加快推进“印太战略”安全议程，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地区联盟，形成了“2+3+4+5+X”的联盟体系。“2”是强化中国周边地区双边军事同盟，即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3”是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AUKUS），并积极推动“第二支柱”建设，力图拉拢日韩参加“奥库斯”，加强先进军事技术项目合作，同时积极推动构建美日韩、美日菲、美韩菲等小三边机制，形成更具操作性的协作平台；“4”是提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5”是加强 “五眼联盟”合作，组建美英日澳新 “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PBP）；“X”是推动北约“印太化”甚至“印太”北约化，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这一趋向有所加强，周边国家的军备竞赛也随之加剧。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加大对台军援军售，在菲律宾新增4个新军事基地直接面向台海或南海，推进部署“堤丰”中程导弹系统，明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覆盖台海、南海。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其外交安全团队绝大多数都是反华的“鹰派”人物，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或将进一步加强。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恐怖主义在周边南亚和中亚地区重新活跃，一些国家甚至推动强化恐怖组织的反华认知，出现“引恐反华”的趋势，严重威胁中国海外利益。西方国家将本国利益置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之上，其推动的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和光伏设备加征关税等，使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也给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造成诸多阻碍。

其次，全球地缘经济沿着地缘政治裂痕逐渐碎片化，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新技术产业生态可能出现分叉，这将对中国周边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一是美国大力推进“印太经济框架”，其中的供应链和清洁经济两大支柱对中国在周边国家的相关产业合作造成影响，因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在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具有排他性，例如建立“印太供应链监测机制”，而“印太经济框架”的成员国绝大多数是中国的周边国家。美国还拼凑所谓的“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试图构建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战略性关键矿产供应链，目前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已经加入该机制，美国还在拉拢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以及中亚国家。二是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和出口采取“小院高墙”政策，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随之效仿。例如，美国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4）。2023年7月，日本宣布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措施。由此，带有政治倾向的非透明化审查对东亚地区产供链特别是技术链构成严峻挑战。三是美国加快推动与中国“脱钩断链”和制造业“回流”，并提出“近岸化”“友岸化”，强制推动一些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中国周边地区。202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甚至提出新概念，即将从日本北部的北海道，经过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东盟国家到孟加拉国，并一直延伸到印度西北部古吉拉特邦的“新月形地带”称为可以取代中国的“亚洲替代供应链”。事实上，从2017年到2024年11月， 虽然美国进口总额整体上升， 中国占美国进口的比重从21.6%下降至11.2%，但东盟、印度以及北美的墨西哥则迅速填补了中国对美出口下降产生的“真空”。与此同时，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中间品、资本品出口增长较快，与东盟等周边地区的产业链关系更加密切，中美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被拉长。2023年，中国对东盟进出口中间品4.13万亿元，东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中间品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3]但随着美国持续收紧原产地规则及加强海关针对性执法，阻遏中国产品通过出口、转口贸易和转移投资来规避关税进入美国市场，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推行新关税政策，将对现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造成新的冲击，也会增加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投资和贸易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