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版大编辑

《湖南出版大编辑》前言说，大编辑是顺大势、传大道、出大书、成大爱的编辑。本书是与《湖南出版五先生》配套的一本书，与前一本相比较，这一本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就是人物多，有十九名大编辑，在历史图像上有更多的点，故而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出版风貌，堪称湖南出版乃至中国出版的缩影。

本书从曾任湖南出版当家人的胡真写起，恰好是湖南出版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胡真其人不是文字编辑，却是规划湖南出版的大编辑。书中胡真说，他干出版六年做了五件事，其中两件是有功于湖南乃至中国出版的。第一件事是观念的变革，他提出地方出版社要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简称“三化”），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一提议得到上级有关部门的认可，充分激发了湖南乃至全国地方出版人积蓄多年的能量。他又提出“要做出版家，不做出版商”的理念，也得到全国出版人的高度认同，以湖南出版发展助力全国出版的列车前行。第二件事是引进人才，湖南在全国产生影响的出版人物像李冰封、朱正、锺叔河、杨坚、杨德豫等，大都是这个时候入行的，人才的批量引进重新建构了改革开放初期湖南出版的人才版图，影响及于几十年。这成为湖南出版的一种传统，承前启后，如湘少社原社长王勉思为了把有绘画专长却只有师范中专学历的蔡皋从湖南的一个小镇调上来，竟用了四年时间，历尽艰难才如愿。蔡在2024年作为中国唯一代表参加“国际安徒生奖”角逐，入选短名单。这两件事都是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结果。

书中所写编辑基本上是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因此相当一部分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进入出版行业，他们的编辑从业历史就是新中国湖南出版历程的缩影。全国第一届出版工作会议催生的湖南的第一个出版社——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由于百废待兴，财政无力投入出版事业，湖南第一家出版社1951年正式成立时是公私合营的。而本书写了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版发展大潮中的创社负责人，如李冰封筹建教育社，王勉思创办湘少社，梁绍辉组建岳麓书社，洪长春参与创办教育社。从书中也颇能看出湖南各专业出版社在创社初期的情况。

书里有好几位岳麓书社的编辑，在写他们的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这家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出版社的发展史。其中有锺叔河那一茬编辑提出的方针：整理地方文献，刊行古籍旧书，出版学术著作，致力文化积累。前三条是路径，后一条是目的。到后来又精简为十六字，即“道承湘学，言纳百家，繁荣学术，积累文化”，并成为岳麓书社的社训。

一部写编辑群体的书写成一部出版史，何其壮观！

大放光芒的编辑家。书中的人物都有各自闪光的地方，或者说特点与专长。比如杨坚，一生的主要编辑业绩是《船山全书》和《郭嵩焘日记》，锺叔河曾说这是他见过的最高水平的编辑工作。杨坚既能编辑古籍，又能翻译外国语，这些特长还真对编辑工作大有帮助。在审读《郭嵩焘日记》稿件时，郭作为晚清出使外国的最早的外交官之一，在日记中用湘阴口音记录外语（这是许多外语初学者最早的注音方法）。杨坚依据自己的古文、方言和外语知识艰难破解，还原为外语原句再翻译过来，这如同破解天书，无大功力不可为之。

李全安五十多岁才进入出版行业，为湖南出版贡献了一套出人意料的热销图书《散文译丛》。为了编辑这套书，他创造性地编印了《散文译丛通讯》，自己编稿、刻写、油印和寄发，团结了作者，赢得了人心。不过十年的工作，离岗退休时竟积累了六十袋编辑档案，他把它们带回家，依据积累的三千个句例和这些工作档案，写出《文学翻译275问》。

曹先捷编辑《陶行知全集》，特别注意细节的处理，被称为“细节控”。他对编辑《世界著名学府》丛书内容细节的重视，也到了字斟句酌的程度。“细节控”正是认真做好编辑工作的法宝。他自己也有一句诗：“事无巨细必躬亲。”

大编辑要成大书。书中多处引用萧乾先生的《长沙出版四骑士》一文对四个人和他们的四套书的大力赞赏，这四个人和四套书分别是锺叔河与《走向世界丛书》，杨德豫与《诗苑译林》，李全安与《散文译丛》，曹先捷与《世界著名学府》。这四人，除锺叔河在《湖南出版五先生》中专门介绍外，其他三人的介绍文章都在这本书里。确实如此，能够成为大编辑，根本就在于他们能编成大书或者有名的好书。

即便平凡也见伟大。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普通人立传。按作者所说，胡昭镕“一生都很朴实，他算不上出版界的风云人物，他不带光环，但是他默默奉献五十年（加上离休后的工作），如同一个在四季不知疲倦精耕细作的农人，为湖南出版贡献了好书，更在湖南出版的精神谱系中增添了低调、质朴、特质”。湖南出版向以敢为人先的大气张扬著称，如自许“能吃辣椒会出书”之类，其实，沉着质朴也是湖南出版的另一种气象。如书中写的胡遐之，他或许没有太显著的业绩，却是岳麓书社的第二任社长，和总编辑锺叔河搭档，某种意义上被锺叔河的光芒所掩盖。他从业四十三年，做过三年岳麓书社的社长，到退休时才申报副编审职称，还是为了退休以后有继续编书的资格。他本擅长诗词，两本遗著《荒唐居诗词抄》《荒唐居集》在岳麓书社出版时，家属还交了出版经费。作者说他“清廉风骨，至死不渝”。本书中还有一位特别的人物，他只有五年的编辑出版工作经历，这就是梁绍辉，他主要的工作便是组建岳麓书社。湖南出版界的人记住了他，为他写下此篇。

融入出版湘军。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书中所写的十九人中，有接近一半都是外乡人，但都为湖南出版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胡真（江苏）、杨坚（浙江）、黎维新（湖北）、王勉思（北京）、曹先捷（河南）、李冰封（福建）、杨德豫（生长于北京的湘籍人）、洪长春（辽宁）、骆之恬（生长于吉林的湘籍人），他们由于各种原因来到湖南，并在湖南这片热土融入了这个充满创造力的出版群体，演出了最为生动的话剧。这既说明了这些人具有做出版的天赋和职业精神，也说明湖南是一个适宜发展出版事业的热土。湖南以广阔的胸膛接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儿女，组建了一支出色的“出版湘军”。这也是湖南出版的生命力所在。

本书可以教导年轻人怎样成长为出色的编辑。这些大编辑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自然有他们的过人之处。除了共同的职业挚爱和操守、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之外，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所具有的专业水准，他们的编辑水平确实代表了一个时代。以杨德豫为例，他的诗歌翻译水平得到专家的认可。翻译家屠岸说：“在当代英诗汉译的翻译家中，他（杨德豫）首屈一指。”那么以这样的专业水平来做《诗苑译林》丛书的编辑不是最合适的吗？看他工作中的一个例子，作为编辑的杨德豫发现老翻译家周煦良的译作《西罗普郡少年》可能有两处错误，便以编辑室名义给译者去信指出，译者回复确实错了，说没想到出版社有这么好的编辑，拿到样书后，译者说这是其毕生心血。还有一位黄起衰，原本是作家，还是“文革”前湖南九位中国作协会员中的一位，他来做编辑也非同一般，并成为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文学湘军”的幕后推手。当然，这样的专业水准，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磨砺和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是对后来的编辑的历史和现实的启示。而提升编辑水平的良途是要有两支笔，一支发稿用，一支写稿用。这从这些大编辑的经历中再次得到证明。

湖南的大编辑中，有学者型和专家型的编辑，也有杂家型的编辑。“编辑是杂家”是出版界所倡导的，弘征算是一个杂家的代表。作者说，弘征是由杂家走向编辑家的。他会写诗，包括旧诗和新诗，能治印，研古文作新注，各种文体都关注。他编辑后来产生巨大影响的《于右任诗词集》时，就凭借他的版本学知识看出坊间的几种版本的问题，最后推出最好、最准确的本子。

这些大编辑不仅有突出的编辑业绩，还有专业的编辑理念。黄治正常说：“做编辑不能只会编别人的书，自己也要能写书。做一个领域的专家，才能和作者平等对话。”他自己也写美学方面的著作。由科研人员转行到编辑岗位的刘孝纯说：“编辑是一门学问，又是一门工艺。懂得这门学问，掌握这门工艺，必须继续不懈地努力学习与实践。”“出版入门并不难，但精通却不容易。”弘征说：“总编辑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在这一点上，我与锺叔河先生持相同的观点。”做一个有理念的编辑，是一种经验升华，真的不容易。

更难得的是，这些大编辑们，为了编辑事业能够放弃自己个人的研究与创作。郭天民是一位画家，把心血全部倾注于书装设计事业，情愿为了雕虫（他自谦将书装称为“雕虫”）而误了雕龙（美术创作）。他说：“现在画画有名又有利，这个世界不缺画画的，但真心实意想把书做好的人少。”他的一个心愿是创作一幅状摹彭德怀的巨幅油画，小样都画了几十年，就是无时间动手，退休后一直在做书装设计。

全书最后一篇是写胡本昱的《兀兀穷年未懈怠》，令我再次感动。这位胡编辑十分看重自己的编辑名声，他老是说，“我所编审的书出版之后，很少有差错，读者反映较好，尽管自己很累，但心时感到踏实”。读完全书之后，我对书里许多人的生卒仍不太清楚，从前言看，许多都已故去。对于这些故去的老出版人，后来者从对做出过出版业绩的先行者们的敬意出发，称呼他们为大编辑，是完全立得住的。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大编辑，让我们为这样的大编辑鼓与呼！

（《湖南出版大编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