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承万哲学美学的“三元结构”

2024年是劳承万先生的鲐背之年，也是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于我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需要礼敬的事情。第一次和先生见面，是1992年在全国农展馆附近召开的美学会上，这成为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1993年至1997年间，我在先生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工作并执弟子礼，沐浴春风，聆听教诲，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离开先生以后，我们交流密切，从书信到微信，延续至今。有一次和自己的学生聊天，曾说我们是真正的“名门正派”：国学源自刘梦溪先生，因为我是梦溪先生的大弟子；西学则源自劳承万先生，他是康德专家韦卓民先生的弟子。除了未能免以门第自高之俗，这也包含了一点微妙的愿望，即尽管自己跟随两位先生都学得不好，又转移了领域，但还是希望年轻人能接上这一高贵和纯粹的“学统”并发扬光大。两位先生尽管学术领域相去较远，但均为有道行、有风骨、能为青白眼的高士。相对而言，对偏居南海一隅的劳先生，我会更多一些牵挂之情。除了当年的知遇之恩，他的哲学美学研究也成为我最重要的学术启蒙和理论来源，不管是最初的美学研究，还是后来的城市研究。

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一般被后学划分为三大领域：一是以《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康德美学论》等为代表的哲学-美学研究；二是以《诗性智慧》《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和《中国诗学道器论》为代表的中国美学-诗学研究；三是以《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之理论难题》《中国文化之特质》《根系学术形态论》为代表的“哲学美学-中国古学”研究。其中，我个人学习且受惠最多的是哲学-美学研究。中国美学-诗学研究虽与我所从事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有关，但由于他最看重的是牟宗三先生，而我曾提出要把牟氏的“以儒家改造康德”变为“援康德补孔孟”，所以与先生的共同语言并不算多。

关于先生的哲学美学对我的影响，曾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二十年前，先生在推介我的《苦难美学》时写道：“一个穷孩子，向仙人求食，仙人的手指指向那里，那里便有吃不完的东西。最后仙人问穷孩子：‘满足了么，你还要什么东西？’这穷孩子说：‘我要你的手指头。’刘士林有点像这个穷孩子，他要的是康德的‘手指头’（先验方法论）。”当时，我只是觉得这个比喻很有趣。而今看来，如果说我曾得到过“仙人”的“金手指”，那也必须补充说：先生就是“仙人”，“金手指”就是他的“形式美学”。

在当代中国美学研究中，几乎可以把每家每派都追溯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这一伟大命题，它不仅揭示了人类在历史中一切生命活动的实践机制，也深刻解释了人类的精神现象、文化现象和审美现象发生演化的基本原理。劳承万先生把“美的规律”划分为广义上人化自然的“大律”和艺术生产的“分律”，前者是包含着知识、伦理、审美内涵的“人的本质”的根源，后者才是剔除了知识和伦理内容的“美的本质”。总体上说，正是有了“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形式化”这个命题，才为美学研究建立了更纯粹的逻辑起点和更为根本性的理论命题，同时为开展一种真正独立于哲学和伦理学的美学研究提供了可能。先生的美学不是一般的艺术哲学或纯粹美学，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哲学美学理论。在美学方面，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美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形式化”，以“审美主观形式”为建立与知识学、伦理学、实践哲学等相区别的美学理论奠定了一块重要基石。在哲学方面，先生又不同于席勒的“审美外观”理论或二十世纪的艺术哲学，而是在逻辑上具有联系“真”和“善”、“科学”与“伦理学”，在实践中具有沟通“自然”和“社会”、连通“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桥梁功能，它们有机联系并不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力量和更广阔的实践功能的“三元结构”。

我对先生“三元结构”最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运用，是在城市研究和规划领域中的运用。一个是“高处不胜寒”的先验哲学，一个是“喧哗与骚动”的人间烟火。在一般人看来，这两者必然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但借助先生的“金手指”，我惊奇地发现，城市研究同样要遵循“三元结构”的原理和规律。当年我在《澄明美学：非主流之观察》后记中曾写道：“我最初从事美学思考时，也曾一度深深地陷入十分危险的美学迷途中，直到1993年到劳先生身边，并经历了他的逻辑洗礼之后，我才开始了自己十分宝贵的美学觉悟过程。而且，在我建构与阐释我的美学理论过程中，劳承万先生的美学研究，也为我提供了极为丰厚的逻辑资源。”实践证明，这种我称之为逻辑洗礼和美学觉悟的经验，尽管始于美学，但由于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即从理性的、伦理的独断论走向了同时从真、善、美三个角度来认识自我、分析对象、看待世界，因此其用途远远超越了学术和理论研究，走向了更为悠久的历史世界、更为广阔的现实世界，甚至其思想的锋芒还指向了遥不可及的未来世界。

在建设性意义上，我们认为，在西方由康德原创、在中国由劳承万重构的“三元结构”，“源于主体的知识、道德和情感三大生命机能，对应于人类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三大活动领域，与以人工智能定义未来生命相比，兼容了人的道德和情感需要，包容了生命的生物本能和文化基因，不仅是认识人类自身的科学和系统思维，也为研究和探索未来城市提供了基本理论和方法。进一步说，无论未来人类在思想意识、科学技术、文化道德上如何变化，但在一定要符合真善美的原则以及一定要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上，则是永恒不变的”。由此，我们为未来城市建立了一个内在逻辑清晰、层次布局分明、内涵丰富完整的定义和原理，未来城市是以“真-未来产业-新型经济城市”“善-未来社会-新型政治城市”“美-未来文化-新型人文城市”为基本原理和实践机制的城市发展理念和模式。由此可知，具有深厚逻辑、宽阔结构和有机联系的康德哲学，也是真正的未来哲学。以“真-善-美”为内在结构的城市的基本原理和主体框架，不仅解释了历史上的城市，也打开了未来城市之门。

2024年元旦的次日，先生发来微信说：“今天上午我发现上海文艺出版社退给我的《审美中介论》的手写稿大约有二十多斤重，可见我当年付出的大量心血！你有机会可以来参观一下，你会感叹摇头！当今的人无法相信，无法想象！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是我亲手写的一大原始景观。”当时我发热到三十七点五摄氏度，起来吃了一片退热药，只回复了先生四朵小红花。《审美中介论》手稿为什么会有二十多斤重，因为它最初是上中下三卷，当时出版的《审美中介论》只是上卷，中、下卷后以《审美的文化选择》为名合并出版。再后来出的修订版，则是《审美中介论》和《审美的文化选择》的精编版。尽管出版过程十分曲折，但已搭建起“三元结构”的主体框架。孔子曾说过“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在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伟大而寂寞的人物，因为各种原因而被遮蔽起来。如果在当代也开列一个学术逸民的名单，我想劳承万先生无论如何是要入选的。从当代学术文化的总结和保护传承而言，我衷心希望，年轻一代的学者要多关注劳承万先生这样的真学者，使每一种重要的当代学术都有传承人，这对于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更好地走向世界，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