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历史小说的史诗性佳作

最早知道法兰西第一帝国赫赫有名的拿破仑一世，是在年少时看的一部名为《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法国电影里。电影讲述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指挥法军在小城奥斯特里茨与为数众多的俄奥联军作战，取得世界军事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大捷。著名的巴黎凯旋门又称雄狮凯旋门，就是为庆祝拿破仑的胜利而建，后来成为法国国家的象征之一。后来，又读到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俄法战争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印象最深的是，托翁从1805年俄国圣彼得堡贵族沙龙谈论对拿破仑作战写起，中间经过奥斯特里茨战役，俄奥联军惨败；1912年，俄法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率领六十万法军长驱直入侵略俄国，俄军在临危受命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指挥下，进行鲍罗季诺战役的血战抵抗，而后俄军主动撤出莫斯科，并在撤出前燃起熊熊大火，“坚壁清野”致使法军进城后饥寒交迫，只好放弃莫斯科并南撤。俄军由守转攻，全线出击，法军节节败退，拿破仑带领三万余人退出俄国国境。虽然在大文豪托翁的笔下，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只是书中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之一，却让笔者牢牢记住了那个身材矮小而有着雄才大略的法兰西皇帝。

铩羽而归的拿破仑及其命运如何？史书记载，他后来被流放到南大西洋英属圣赫勒拿岛，并在那里去世。近读由法国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著，徐真华、麦梅娟、陈学吟翻译的《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深圳出版社2024年版），我们看到了经历俄法战争失败的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后卷土重来，赶走复辟的路易十八波旁王朝，又一次对法兰西国家与欧洲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史实，也让我们对路易·阿拉贡这位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卓越精湛的文学才华与史诗书写，有了直观的认识。阿拉贡年轻时学医，毕业于巴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在陆军医院服役。1920年弃医从文，与安德烈·布勒东、菲利普·苏波一起创立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流派。193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进入法共《人道报》编辑部，后担任法共《今晚报》主编。1934年发表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诗集《乌拉尔万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贡应征入伍，因勇敢抢救伤员而获军功勋章。他加入地下抵抗组织，写下许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并广为流传的诗歌，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影响很大。二战期间，他根据许多牺牲的法国共产党员的家信、绝命书和手记等，写成一部记述和歌颂烈士们反法西斯英勇事迹的散文集《共产党人》（1946）。他还创作了总名为《共产党员们》（1947—1951）的六卷本小说，描写法国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无畏的革命行动。1957年，阿拉贡荣获列宁和平奖；1963年和1965年又分别获得布拉格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战后，他加入达达主义阵营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1953—1972年，任《法兰西文学报》主编。他著有《埃尔莎的眼睛》《蜡人馆》《法兰西的晓角》和《未完成的小说》等诗集，《法国人的屈辱和伟大》《现实世界》等小说，《巴黎的乡人》《共产党人》等散文集，另有《司汤达之光》《论诗》等文艺理论、杂文和政论集多种，总计达百余部之多。

在创作倾向上，他是超现实主义主要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并创办刊物《文学》（Littérature），使之成为这一文学流派的主要发表园地。虽然他加入法共后，同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密友疏远并最终决裂，但法国文坛认为阿拉贡自始至终是引领超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当代法国文化界谁也不否认阿拉贡的历史地位。为纪念阿拉贡对法国的贡献，在大巴黎94省的7号地铁线上，设有Villejuif-Louis Aragon车站；在巴黎市中心的圣路易岛最西边的道路旁，则矗立着刻有他的经典诗句的纪念路牌。法国人称他为“法兰西民族诗人”，巴黎评论界赞之为“二十世纪的雨果”。法国的二十世纪被誉为“阿拉贡世纪”。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无论谁想了解二十世纪的历史，都无法绕过路易·阿拉贡的著作。他是我们时代三四位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阿拉贡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共产党人》、六卷本小说《共产党员们》和诗集《乌拉尔万岁》等，但他五十年代后期的作品，中文译介较少。出版于1958年的《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此书原名La Semaine Sainte，即《受难周》之意），可见彼时阿拉贡如同耶稣“受难”般的精神痛苦与洗礼。于是，此书便不同于阿拉贡以往表达政治信念的作品，更多带有哲学的光泽与艺术的神圣。同时，徐真华等译者精准优美的翻译技巧与汉语表述，在书中每每有神来之笔，也为此书的中文版锦上添花。

首先，这不是一般的“史记”型历史小说，而是一部集历史史实与文学虚构于一体的描绘十九世纪初叶波澜壮阔的法国社会生活画卷。作者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丰富的文学想象力，书写了1815年春天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重返巴黎，建立“百日帝国”而震惊欧洲与世界的历史风云变幻。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阐述如何反映和表现历史时指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的历史学的方法；第二种是比较个别史实以阐明一般“法则”的社会学的方法；第三种“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即文学的方法。阿拉贡将拿破仑建立“百日帝国”的史实作为创作依据和作品背景，更多的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以展现那个动荡时期历史记载中付之阙如的法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所经历的人间磨难、心灵挣扎与精神洗礼。

作者在扉页开宗明义地宣称：“这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凡书中与史实雷同之处，如人名、地点和细节，皆属巧合，作者概不负责，因为想象之权利不受时效约束。”这和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宗旨相仿，即托翁在书中虽然刻画了俄法战争的几大著名战役和双方将领，但以更多的笔墨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上至沙皇、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商人、士兵、农民等众生相，反映他们对战争的不同态度和情绪，尤其是将保尔康斯基、别祖霍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豪门贵族及其家族关系作为主线，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展现十九世纪初叶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生活的逼真画面，最后以1820年十二月党人酝酿革命起义作结。阿拉贡写作《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的用意似乎也是如此。他的创作意图并非为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树碑立传，而是将其1815年3月20日带领上千名士兵离开流放地厄尔巴岛并登陆法国本土的爆炸性消息作为小说的楔子，继而聚焦引发整个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以及各个阶层和民众的激烈反应，无论是卫队官兵、平民百姓，还是将帅军警、王公贵族，都不得不承受改朝换代、战争频仍所带来的居无定所、忍饥挨饿等生活磨难，甚至是死亡威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人性沦丧和灵魂拷问。

本书主人公泰奥多尔——波旁王朝卫队的火枪手，一名崇拜拿破仑的青年军官，奉命跟随国王路易十八的御林大军，于复活节前夕仓皇撤离巴黎，顶风冒雨，向比利时边境艰难跋涉。作者描述这一过程中主人公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展现了他眼中的那个“充满私欲、背叛、傲慢、偏见、谎言，也充满思想、探索和变革的世界”。这一趟逃难历程，他目睹了波旁王朝气数已尽的种种弊端与丑态：国王惊慌失措、优柔寡断、唯我独尊，逃难途中还念念不忘奢侈铺张；王公大臣欲壑难填、骄奢淫逸，一边逃难一边蝇营狗苟；将军元帅见风使舵、随波逐流，在保皇阵营与共和阵营之间摇摆不定；御林军军官风流成性，国难当头竟还寻欢作乐，任意糟蹋外省少女。国王的流亡大军，沿着圣德尼、博韦、阿布里索、贝蒂纳、圣波勒等地一路北上，在省城府衙、农庄古堡、葡萄园铁匠铺、酒肆杂货店，坏事干尽，丑事做绝。泰奥多尔的眼睛，犹如作者安设的随军摄像机，多方位、多角度地摄下了从国王到黎塞留公爵、马尔蒙元帅等保皇贵族逃难时的各种窘状丑行，迫使这位良知尚存的青年军官不得不面对现实。尤其是他在逃难过程中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市井小民，看到了矿工、马车夫、泥水匠、纺织工人、铁匠、乞丐等赤贫的无产者和失地农民们的“悲惨世界”。小说结尾处，他彻底放弃了对于行将就木的波旁王朝的幻想，义无反顾地脱下他曾引以为自豪的军装，走上了回归艺术的人生之路。因此，阿拉贡将政权更迭、战争胜负背后的民心所向、历史必然，通过这部小说的精湛描绘表现得淋漓尽致，充分显示了作者高超传神的叙事艺术。

其次，这也不是一般的“救赎”式成长小说，而是一部对十九世纪初叶法国与欧洲连年征战的历史充满疑虑与诘问的文学反思录。前面说过，本书的主人公并非拿破仑，而是国王卫队的火枪手、青年军官泰奥多尔，他在逃难中经历磨难，也在逃难中觉悟成长，尤其是经历了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醒悟与蜕变。他对波旁王朝的所作所为失望透顶，对穷兵黩武的拿破仑帝国也由崇拜到怀疑，并且最后付诸行动，脱下军装，回归艺术，完成了由彷徨到果断的人生转折，这才是贯穿全书的精神主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书写以泰奥多尔为代表的青年“骑士”的心灵觉悟和思想成熟的精神启示录。小说一开始，泰奥多尔如愿以偿穿上军装，骑着高头大马，成了国王卫队的火枪手，但他却是前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的崇拜者。在他的眼里，拿破仑从一名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逆袭成为左右欧洲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帝国统帅，是法兰西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这是他从皇帝的政治主张与无与伦比的军功中得出的结论。作为第一帝国的缔造者，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法国民法典》，打造了自由的共和体制。”并且拿破仑的深谋远虑更在于超越十九世纪小国寡民的地域阻隔：“我想要把所有单一的民族汇集成为一个国家的躯体。”然而，从1804年至1814年的十年间，他为了维护法国和法兰西民族的利益，先后与欧洲列强打仗，甚至远征埃及、俄罗斯等国家，最后兵败滑铁卢。从表面上看，这是拿破仑军事上的失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延续了二十五年的革命战争和皇帝的战争之后，法国像干渴的垂死之人渴求清水一样渴求和平”（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拿破仑传》）。民心所向，民心思安，才是拿破仑帝国崩塌的“滑铁卢”。战争的炮火使得卷土重来的拿破仑复辟帝制的春秋大梦化成了一缕青烟。泰奥多尔在逃难途中，对于拿破仑皇帝的偶像崇拜开始动摇。他意识到拿破仑帝国的专制独裁与“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宣言》背道而驰，他“开始诘问无休止的对外征战是否是帝国的最佳选择，开始质疑皇帝的复出是否会给苦难的民众带来和平与幸福。波旁王朝的封建统治让人绝望，皇帝的穷兵黩武，同样让人看不到出路。……泰奥多尔不再纠结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政治立场”，“新的思维方式使他放弃了对波旁王朝的幻想，也不再相信皇帝的征战是为了拯救法兰西的漂亮口号”。他认识到，“这两派政治势力都不是苦难民众的救世主”。（徐真华《〈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译序》）

泰奥多尔觉醒了，他毅然决然脱下军装，远离“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名利场，拿起了从军前放下的画笔，“面对生活，恰似画家面对画布：作画，就是理清头绪。生活也是如此”。著名美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815年春天泰奥多尔的反思与觉醒，其实也是小说作者阿拉贡在一百五十余年后对于现实世界格局的哲思与感悟，并通过其笔下主人公泰奥多尔之口说了出来。泰奥多尔醒悟后于1819年完成了世界名画《梅杜萨之筏》，现存于卢浮宫内。正如译者徐真华在《译后记》中所言：“一个伟大的作家，撷取了一段动荡不安的历史，展现了一个不朽的灵魂，成就了一部卓颖超伦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