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的才与殇

一

提起宋徽宗赵佶，不免联想到南唐后主李煜。同样才华出众，同样是亡国之君，同样的被帝位耽误了的艺术天分，令人唏嘘不已。清代郭麐曾以《南唐杂咏》写下对李煜的评价，亦可用以评徽宗：“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由北宋遗民所写《大宋宣和遗事》开篇诗曰：“暂时罢鼓膝间琴，闲把遗编阅古今。常叹贤君务勤俭，深悲庸主事荒淫。致平端自亲贤哲，稔乱无非近佞臣。说破兴亡多少事，高山流水有知音。”

《铁围山丛谈》载：“国朝诸王弟多嗜富贵，独祐陵（指徽宗）在藩时嗜玩，早不凡，所事者独笔砚、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当绍圣、元符间，年始十六七，于是盛名圣誉，布在人间，识者已疑其当璧矣。初与王晋卿侁、宗室大年令穰往来。二人者，皆喜作文辞，妙图画，而大年又善黄庭坚，故祐陵作庭坚书体，后自成一法也。时亦就端邸内知客吴元瑜弄丹青……”

笔者爱书法而自娱，所倾慕者有宋徽宗最具特色的瘦金体：笔锋撇画如刀，转折急下，铁画银钩，捺画又柔情似水、飘逸灵动。草书收放自如，圆润不失豪放，如行云流水，尽显风流。真乃字如其人，充满了矛盾与对立。《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赵瘦金体确是在唐代薛曜、薛稷兄弟的字体上进行了改良与升华，并自成一家。看薛曜碑刻《夏日游石淙诗》，其笔法、间架与赵瘦金体相似度极高，只是薛曜书结字的变化更多，而赵瘦金体带有绘画技法，钩画更像仙鹤的腿，故又名“鹤体”。虽略减书法的气韵与变化，但其外表的美感与华丽更具视觉冲击力。

薛曜乃武则天时期大臣，工于书法，被后人誉为“瘦金体之祖”。其堂弟薛稷更为有名。薛稷好古博雅，工书法，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为初唐四大书法家，有《信行禅师碑》存于世。薛稷能画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以画鹤著称。诗人李白撰文《金乡薛少府厅画鹤赞》赞曰：“紫顶烟赩，丹眸星皎。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谓长鸣于风霄，终寂立于露晓。”五代黄荃出现以前，薛稷画鹤一直被公认为难以超越，可惜作品未留传至今。

宋徽宗亦曾画鹤。政和二年（1112）上元之次夕（正月十六日），都城汴梁正举办为期五天五夜的灯火大会。典礼刚刚结束，上空忽然云气飘浮，一群仙鹤在宣德门上方盘旋，久久不肯离去。其中有两只仙鹤立于宫殿屋顶的两个鸱吻之上，这一幕引来皇宫内外的人们驻足观看，惊叹不已。仙鹤伴随祥云而来，想必是国运兴盛的好兆头，宋徽宗看到此景，即兴作画并赋诗跋，留下了传世经典《瑞鹤图》。瑞鹤虽寓意吉祥，却未能挽救宋徽宗与大宋的命运。

徽宗书画双绝，兼擅诗词。洪迈《容斋笔记》有录：“大观初年，京师以元夕张灯开宴，时再复湟、鄯，徽宗赋诗赐群臣，其颔联云：‘午夜笙歌连海峤，春风灯火过湟中。’席上和者皆莫及。”可见其功底，徽宗《二诗帖》既是诗作又是书法作品。想当年秾芳香醉、舞蝶翩翩，何其风光——

秾芳依翠萼，焕烂一庭中。

零露沾如醉，残霞照似融。

丹青难下笔，造化独留功。

舞蝶迷香径，翩翩逐晚风。

《全宋词》中收录徽宗词十四首，晚清曹元忠编辑有《宋徽宗词》。收录于《南烬纪闻录》（下卷）中的《眼儿媚》，与李煜《虞美人》之才思、愁苦略同：“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徽宗又于北狩途中作七言绝句《在北题壁》，反映了徽、钦二帝在五国城内地窖生活的悲凉境遇：“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

二

读美国伊沛霞所写《宋徽宗》，书中提到宋徽宗在北狩期间作诗词上千首，由蔡鞗抄录，后蔡因怕惹麻烦而将之销毁殆尽。《北狩行录》记曰：“太上喜为篇章。自北狩以来，伤时感事，形于歌咏者，千有余首。以二逆告变之后，举畀炎火。以今所得灰烬之余者，仅有数十篇，类之为别集。”蔡鞗是蔡京之子，娶了徽宗女儿茂德帝姬赵福金，担任驸马督卫，官至宣和殿待制。蔡鞗在徽宗被俘五国城后一直陪侍左右。《北狩行录》中记：“北狩未有行记。太上以批语赐王若冲曰：‘一自北迁，于今八年。所履风俗异事，不为不多。深欲记录，其未有人。询之蔡鞗，以为学问文采无如卿者。高居东山，躬耕之余，为予记之。善恶毕书，不可隐讳，将为后世之戒。”

蔡京作为“六贼”之首，祸国殃民，罪大恶极，与徽宗的宠信不无关系。

时童贯奉旨在三吴访书画奇巧者，留在杭州数月，蔡京陪同游玩不舍昼夜，凡是所画屏风、扇面皆赠予童贯，童贯将其引荐，徽宗如获至宝，视为知音，并对蔡京加以重用。蔡京虽然恶贯满盈、声名狼藉，但他在文学和书法上的成就却非常出众。《宣和书谱》称其书“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时为“宋四家”之一的米芾曾说自柳公权之后，就属蔡京和蔡卞（蔡京之弟）的书法最好，其次才是他自己。可见蔡京的书法的确非同一般。

宋徽宗有多宠爱蔡京呢？从他赠王希孟所画《千里江山图》给蔡京之举便知一二。蔡京收到徽宗赐画时难掩激动，即写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靖康初年，金人入汴，掳徽钦二宗、皇妃、王子、帝姬等家眷三千人北去，只有康王赵构及徽宗最幼女恭福帝姬（时周岁，金人不知）得免。徽宗生女三十四人，内十四人早死，掳去者十九人，连同柔福、茂德帝姬，驸马蔡鞗，郓王赵楷均在内。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陷于泥淖中的宋徽宗，没有了蔡京等奸党环绕左右，似乎开始清醒了。在一路颠沛流离中捶胸顿足、几度求死，幡然悔悟，然为时已晚。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曾写《南烬纪闻录》，记录了徽、钦二帝于靖康元年正月初六宫中骤雨（北宋天崩之时），到最终死于五国城的全过程。宋徽宗可以说是尝尽了他给黎民百姓带来的各种苦楚——贫寒、饥渴、疾病、骨肉离散，还有金军对二帝及其宗室肉体与人格上的侮辱与践踏，也正印证了因果循环不虚。蔡京深度绑定宋徽宗，不单单是投其所好、溜须拍马，也与之结为儿女亲家。蔡氏一族位高权重、权倾朝野，然国难当头，鲜有善终者。看来，奸臣不光坑害国家，也躲不过祸及全家。

三

宠幸奸臣的背后，必然是打压忠臣。而自宋神宗时开始的“王安石变法”走上政治舞台后，到了宋徽宗当政时期，党争非但未平息，反而达到了顶峰。徽宗继位之初的政治立场是力挺新党，并对全国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扶持蔡京上位的是新党一派的蔡卞，他正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自然也是“王安石新法”的继承人（但后期与其弟政见不合）。蔡卞亦善书法，大字尤精。其书笔势飘逸，圆健遒美，有晋唐遗风，他与蔡襄、蔡京并称为“三蔡”。明代安世凤曾在《墨林快事》中评“三蔡”书法说：“卞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如此。”而那个曾因“乌台诗案”一再被贬谪的苏轼，死后也未得平静：不但被列入党人名单还被下令毁其著作，幸得民间保护才得以留传至今。崇宁初年，蔡京炮制出诸版《元祐党籍碑》，所列人数分别是九十八人、一百二十人、三百零九人。苏轼与极力反对新法的司马光虽已作古，但还是首当其冲，被“提名”三次。此碑对相关党人仕途及党人家族的发展影响甚大。那个在宋哲宗驾崩后太后把持朝政欲立赵佶为帝时大喊“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的章惇，和王安石的死对头王珪一起，被单独列入“为臣不忠”一栏，也算是宋徽宗针对反对者最直接的打击报复。

就此事件，史上多非议蔡京，而对徽宗置之不论，但徽宗曾作为碑刻的书丹人，每个党人名字都需寓目。而碑首蔡京记文为：“乃命有司，夷考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三百九人。皇帝书而刊之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万世臣子之戒。又诏臣京书之，将以颁之天下。”蔡京似谓党籍碑的策动者乃宋徽宗，此或属实。从宋徽宗在位期间的全国性立碑活动内容看，涉及主体多元，遍及教育选举、礼刑奉法、书法艺术、信神崇道、颂复疆土、修缮岱庙等，只有党籍碑的性质格外与众不同，乃是具有侮辱、警示意义的“黑名单”。第三次立碑，徽宗只书不撰，将此碑的“创作权”给予蔡京，也就是“甩锅”给蔡京。蔡京等主倡打击元祐旧党，大兴党禁，很大程度上是徽宗默许的。徽宗打着绍述神宗新法的旗号，用人抑旧扬新，并兴学重教，二者交互进行。这两项事务使得徽宗与蔡京等人关系越加密切，渐成徽宗蔡京集团。

《大宋宣和遗事》记载：“哲宗崩，徽宗即位。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役民夫百千万，自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餐者。”南宋张淏有《艮岳记》一卷，是书取徽宗御制《艮岳记》及蜀僧祖秀所作《华阳宫记》，各摭其略。首叙朱勔扰民之事，又称：“越十年，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日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其大意亦与祖秀同耳：“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

鲁迅于《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一文中提到，“《宣和遗事》由钞撮旧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泺聚义始末，或亦为当时所传写者之一种”，并附十二节目，首章为《杨志等押花石纲阻雪违限》。而《水浒传》写的正是宣和二年（1120）因“花石纲之役”引起的方腊起义，方腊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宋朝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北宋的国力，加速其灭亡。然而，宋徽宗并未汲取教训，反而自认为内政强大，才得以剿灭方腊，仍诏复花石纲。

“花石纲之役”早在宋徽宗即位之初就已开始。宋徽宗为了修建皇家园林艮岳，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奇花异石，并通过水路运输。当时，“纲”意指一个运输团队，往往是十艘船称一“纲”，指挥花石纲的有杭州造作局、苏州应奉局等，奉皇帝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南石东运”。由于花石船队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要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甚至为了让船队通过，拆毁桥梁，凿坏城郭，江南百姓苦不堪言，《宋史》记载“流毒州县者达二十年”。宋徽宗对艺术的追求可谓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然而他以玩艺术的心态来玩弄需要严肃对待的国家政治，必招反噬。而这种“天真”又被心怀不轨的臣僚所利用，借着皇权欺下瞒上、中饱私囊，拖垮了整个北宋的经济与政治环境。满腹才华的宋徽宗本想借书画、园林来彰显其不凡的统治，并希望用金石碑刻传播文化来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却未曾以民为本，而是把北宋大好河山浓缩于纸上情趣并拱手送人，实属本末倒置，造梦而已。